创作与阅读:读进去,跳出来

创作与阅读:读进去,跳出来

――鲁迅文学院“经典与当下写作的关系”研讨会综述

经典,读还是不读?怎么读?在经典沉淀日益增加、阅读资源越来越丰富的时代,这个问题成为大家共同的思考。与普通阅读者相比,作家的阅读更为复杂,同为写作者,现实生活和阅读共同支撑着他们的创作。他们如何看待经典作品与自己创作的关系?面对浩瀚的经典作品,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写作的意义?围绕这些话题,鲁迅文学院举办了“经典与当下写作的关系”研讨会,组织第十三届高研班学员就这些话题展开讨论。

经典是写作者的“敌人”?

“影响的焦虑”,哈罗德・布鲁姆一本书的名字可以说道出了很多写作者面对经典时的心态。作为同行,他们内行的眼光最能体味那些伟大作品的妙处;作为后来者,他们写作的素养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那些伟大作品的培育;作为继承者,他们薪火相传,共同记录人类文明和心灵的进程。但是,“同行是冤家”,经典作品所树立的高度是当下写作者必须要攀爬并超越的,经典作品甚至会让我们的作家深感沮丧:当你思得一处妙笔,却发现前人已经有过类似的表达,而且表达得更加深刻或贴切。

鲁迅文学院的学员多是青年作家,这些正在寻觅、铺筑自己的写作之路的写作者,在研讨会上表达了如此的“焦虑”。

创新已经很难了,盛可以如此表述这种困境:“具体到写作形式与技巧上,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空间了。象征主义、意识流、表现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仿佛任何一种写作都有人实践过了,都有人走在前头,甚至细节、情境也被人捷足先登了。”盛可以切身经历过这种“打击”,“在一部小说中,我写到一个虚构国家的小孩长到五六岁,思想完全成熟;写这个国家的人喝一种黑茶,这种茶用来给人民洗脑,便于统治管理。我为自己的想象力自鸣得意,结果和人一交流,人家说这里和《美丽新世界》相像,那里和《动物庄园》相似,这很令人沮丧。”

但同时,这样的“比照”又是必须存在的。“阅读经典有助于自我的成长”,盛可以谈到,“阅读经典使我们产生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和你自己相遇,经典教会我们回到深层的自我,回到终极的内在性去。”

曹军庆认为,经典的“可怕”之处在于:每一个方位,每一个方向上都矗立着文学的高峰。那些经典作家霸气十足地在各个“路口”都树立起高不可攀的写作难度,企图躲在每一个巨人阴影下的写作往往都被证明是“赝品”,当下的我们何处可以突围?

赵瑜对于写作者大谈经典阅读似乎不以为然,认为读太多经典作品会受到“干扰”,作为一个写作者,更应该从自身出发,“少读甚至不读经典”,确立自己能够掌握并能施展才能的领域。“打动人心的不是形式,而是内在的精神。那么我们从经典里学习什么?内容是学不来的,因为每个人的个体体验不同;而只学习形式是肤浅的,如果最终我们不能把形式层面的东西去掉,那写作的意义值得质疑。我们怎么可能有精力去读那么多?我们的生命怎么可能去浪费在别人的经验上?我们最终只能读很少的适合自己的东西,但是哪怕你只读一本,只读那么一两位作家,但只要他特别适合你,这样写作的参照就树立起来了。我们要珍惜自己的才情,寻找适合自己的经典,而不要轻易被外界诱惑。”

赵瑜的观点引起很多学员的质疑,有学员提出:如果不以经典为参照系,我们的天分怎么确认?比较的眼光从哪里来?没有广泛的阅读如何知道哪些是适合自己的?

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施战军在总结发言中对此也表示反对,这种把经典作品当作“假想敌”的预设,对创作是不利的。“经典作品的阅读是写作中必然要附带的问题,我们的话语方式从哪里来?我们的语法是谁确立的?这些都离不开经典作家的创造。经典阅读让你有天高地阔的感觉,也让写作者知道天高地厚,在写作中保持这种谦逊,因为每一个类型都已经有一个高度矗立在那里,它会激发你向上走的欲望。同时,当你的写作陷入困境的时候,某一部经典作品会彻底激活你的想象力,这是经典的体悟作用。”

经典给当下写作以鼓励和指引

经典的影响不仅在于方法的借鉴,更在于对写作者精神领域的开拓、精神命脉的延续。

“我感谢早年的埋头读书,没有那十年的读书就没有后来的写作。”对宁肯来说,阅读是他创作的另一种“根基”,“阅读就是写作者的故乡,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是走不远的。很多书如等我回家的朋友,如《维特根斯坦传》《和尚与哲学家》《小说稗论》《开放的文本》《豪猪的诗篇》《卡尔维诺全集》,等等,我读得很慢,划线,和作者交谈,检视自己”。而广泛的阅读也让写作者知道文学可以容纳的想象力是没有边界的,惟一的边界是它与生活的关系。宁肯谈到,在创作《环形女人》时,他对自己那些大胆的情节、荒诞的人物想象“吓倒”了:“我几乎退缩了,我已经够大胆了,难道我还要再大胆一些?但是当我读了卡尔维诺,我才发现还远远不够。《树上的男爵》没有任何观念的束缚,想象力自由飞翔,又寓意丛生,达到了一种极致。”

经典作品并不过时,它们往往具有一种“未来性”或者说“永恒性”,在某一个时刻,人们往往会发现经典作品早已预言了我们的现在。因此,在经典阅读中作家更能够思考写作与现实的关系。曹军庆举例说,经过了“非典”再重读《鼠疫》和《失明症漫记》,进入网络时代再重读《1984》,便体会到,和现实所具有的“可能性”比起来,文学所呈现或者说所建立的“可能性”更持久,更真实,更有启示意义。

对于杨怡芬来说,经典作品不但提供方法和思想,而且让她理解写作的意义,她说:“在我妄图达到和我所能达到的目标之间,有着让人泄气的遥远距离,怀疑自己写作的价值几乎是我安静独处时经常要面对的问题。这个时候,美妙的经典会再度帮助我,阅读的快乐很快让我再度充满写作的欲望。最近,我尤其钟情爱丽丝・门罗,看着她的小说集《逃离》,我就能很快安静下来,在不明白中明白了写作于我的意义,它将是我的人生常态,我想写,如果能像爱丽丝一样,79岁了仍旧在写作,我觉得我的人生会很有意义。”杨怡芬在分析了纳博科夫、福克纳、村上春树和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对她的多重影响之后,总结说:“在漫长黝黑的写作之路上,年代久远的经典作家能烛照我们,和我们相近的优秀作家能搀扶我们。写作是孤独的,孤独之中,同道者遥遥相望,心头就会有暖意。”

周u璞也认为,阅读是一个写作者必备的条件。她说:“作为写作者,只有尽量多地阅读经典作品,才能全方位提高我们的品位,从写作到鉴赏,从日常生活到内心完善。经典作品里有我们作为一个写作者想要的一切,她是人类情感的浓缩和精华,她里面隐藏着我们要成为一个写作者所需要具备的那些条件。”

重视近距离的传统

作为一位少数民族作家,李进祥感受到本民族文化被日益同化的焦虑和不安,他提醒说,不要把“学习经典”变成“学习西方”,作家更应该从自己民族的文化根脉里寻求创新的灵感、方法和通道,“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里寻找,从国画、书法等中国艺术领域中寻找。不是模仿,是寻找灵感和创新。我非常喜欢《红楼梦》和《聊斋》,我也从《聊斋》里获得了一些灵感,找到了网络、手机、相机,甚至是火车、汽车等通向神秘世界的通道,正在创作一个‘都市聊斋’和‘乡村志异’系列。”

施战军认为,西方对于经典的认定和我们中国文学是一致的,文学本质上没有中外之分,最终的旨归是一样的,只不过方法、途径、过程有区别。但是他也认为,当下写作者重视遥远的传统而忽视当代的“传统”,对当代优秀作品所提供的文学经验不够重视。“其实同时代的前辈作家对我们的影响是存在的,甚至比古典作品影响更大,他们和我们更亲近,是我们今天谈论文学绕不开的,只是我们很多时候在口头上否认这一点。”他提醒说,写作之间是不能相互替代的,不能因为喜欢某一类作品而否定那些和它不同的作品,就如同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不同,但同样值得尊敬。

阅读经典,面对当下

虽然赵瑜“远离经典”这一略显“极端”的观点引起大家的争论,但是他实际上是在强调写作“如何不被经典束缚”,“每一个写文章的人都要从经典里挣脱出来,既要汲取一些经典的营养,又不能被经典束缚”,赵瑜说。而这样的思考也是很多学员在写作中面临的问题。

杨怡芬也有类似的担忧,她经常思考自己是否在亦步亦趋地“仿制”经典,她的短篇小说《迷藏》是在迷恋村上春树的情绪里创作的,写得很酣畅,甚至觉得可以再继续写出几篇来,但是她说,“我不敢,因为太沉醉了,我怕失去自己”。

那么,“化有为无”,这或许是写作者处理阅读与写作关系的一个重要方法,盛可以说:“一个写作者不可能与文学传统断裂,我们必须了解传统,熟悉经典,最终摆脱经典,面对此时此刻,去观察、发现、捕捉这个时代的阳光和阴影。”

尹德朝认为,讨论经典不能绕开具体的问题,经典作品的语言、结构、情节等具体的经验值得年轻作家仔细品味,落实到自己的创作上,在语言粗糙的快餐化写作中迷失自己,要仔细打磨自己的作品。

曹蕙谈到,创新不能停留在形式上,要真正开掘文学内在的生命力。写作者不能一味向世俗化妥协,沉迷于写作技巧的卖弄,缺乏对世间的善意关怀。经典是历久弥新的,无论文学形式怎样变化,文学固有的品质应该被写作者保留下来。

施战军总结说,经典作家有他们的境遇,当下的写作者有当下的境遇,有我们自己的表达方式,每个人的路径都是不一样的。他特别提醒参加研讨的学员说:“创新不是为了与经典刻意区别而制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