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教育公平状况与其影响因素

一、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教育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公平,是一种关于调节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合理性的规范、准则。……公平与一定的社会基本制度相连,并以此为基准,规定着社会成员具体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着资源与利益在社会群体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的适当安排和合理分配。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也是达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和途径。”[1]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规模空前,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日渐家庭化,“二代移民”由于其父母的弱势地位导致的教育不公平问题日渐凸显,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二代移民”义务教育问题。所谓“二代移民”,是指没有留守在家中而跟随父母生活的流动人口子女,主要是指农民工子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劳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二代移民”的数量也在增加,这一群体接受教育的问题日益突出,这个问题也逐渐受到政府的重视。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重申,“要重视解决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问题”,并基本上确定了农民工子女教育“两为主”的方针,提出“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依法保障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2004年3月份,国家出台规定,从秋季开始,农民工子女入学不再收取借读费、择校费或要求农民工捐资助学及摊派其他费用。为了贯彻国务院文件精神,各地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子女教育,大力加强有关制度建设,体现了“两为主”的方针。

总体上,我国的宏观教育政策日益完善,以往对“二代移民”教育的“显性”障碍正逐渐消除,教育的普遍公平正逐步实现,但是从各地反映的情况和实证调查来看,“二代移民”的教育仍然面临着教育公平问题。“二代移民”父母及家庭所具有的社会资本对其子女未来的入学机会、教育过程中的人际关系以及教育质量都有重要影响。虽然“二代移民”教育的“显性”不公平正在逐渐消除,但是“二代移民”家庭自身社会资本匮乏,其子女与强势群体子女在入学机会、教育过程中的人际关系及所接受的教育质量的差距日益加剧,进而导致“二代移民”接受教育的“隐性”不公平。影响教育公平的因素众多,据一项文献分析的结果,以往人们探讨的主要因素包括地区差异、城乡差异、阶层差异、种族差异、性别差异……教师因素等20余项。其中有大量因素的内容涉及社会资本因素。根据托尔斯顿•胡森主编的新版国际教育百科全书的介绍,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引入教育研究领域,只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美国学者Anne Bert Dijkstra与JulesL.Peschar在教育(学业)成就研究中引入了社会资源(social resources)或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目前正迅速在教育社会学的研究中被采用[2]。“社会资本”概念是从布尔迪厄对社会空间即场域研究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以关系网络的形式存在,个体所占有的社会资本多少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行动者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规模;二是网络中每个成员所占有的各种形式资本的数量[3]。而科尔曼从社会资本的功能来定义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根据其功能定义的。它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有许多种,彼此之间有两个共同之处:它们都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处于某一结构中的行动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行动者的行动。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不是某些活动的完全替代物,而只是与某些活动具体联系在一起。有些具体的社会资本形式在促进某些活动的同时可能无用甚至有害于其他活动。”[4]

国内有许多学者致力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其中卜长莉在其《社会资本与社会和谐》中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原理来审视社会资本概念,认为社会资本是以一定的文化关系为基础的,以一定的文化作为内在的行为规范,以一定的群体或组织的共同收益为目的,通过人际互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鉴于上述认识,本文并不企求对社会资本的内涵给予一个精确地定义,但是他们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社会资本的共同特征是个体通过不同层次的社会网络关系所能获得的资源[5]。因此,本文下面提到的社会资本便是以这一点为依据的。

根据上文,我国的教育政策在宏观上对流动人口子女是比较公正的,但本文认为流动人口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其子女将来的入学机会、教育过程中的人际关系和受教育质量等方面仍有重要影响,这也是本研究课题的基本前提和假设。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文所提及的流动人口是指那些离开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在城市工作和居住半年以上但未取得该城市户口的流动着的人口。“二代移民”是指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有学习能力的适龄儿童和青少年。究竟用哪些指标来测量个体或群体的社会资本,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事实上,任何学者对社会资本进行的形形的测量,均与他们对社会资本的不同界定密切相关。”[6]本文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去测量社会资本,即把社会资本具体操作化为网络位置、嵌入性资源——网络资源和关系资源[7](P.29):把社会资本的网络位置操作化为子女父母的政治面貌、目前的收入在当地的层次及原来的职业类别等,将嵌入性资源操作化为社会交往能力,社会关系网络状况及平时生活中朋友的多寡[7](P.29)。本文所研究的入学机会主要考察社会资本对孩子要获取入学机会时人的影响及是否找过人帮忙;教育过程中的人际关系具体操作化为老师对其子女的态度和同学对其子女的态度两个方面;教育质量主要考察子女的学业情况与上课时座位的安排状况。学业状况操作化为孩子学习成绩在班上所处的水平[7](P.30)。本次调查在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城共发放问卷150份,回收140份,有效问卷126份,回收率为93.3%,有效率为90%。有效问卷经整理和筛选后编码并输入电脑系统,利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取置信度95%。由于本次调查中的变量类型只涉及到定类变量和定序变量,所以以流动人口自身的社会资本的拥有量为自变量,以其子女的入学机会、教育过程中的人际关系和教育质量为因变量,建立起列联表和相应的逻辑分析模型来分析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

三、研究结果

1.样本的基本情况

(1)户籍所在地。本次调查的流动人口家庭基本上来自于农村,占到样本总数的96%,来自城镇的只占4%。这里的城镇为除庆元县城外的城镇。

(2)职业类别。流动人口的职业类别为普通工人的居多,比重占到了74%;其次为技术工人,比例为17.1%;职业为其他的比例为6.2%,基本上为经商。而职业类别为管理人员的比例只占到了2.3%。

(3)政治面貌。流动人口的政治面貌中无党派的比重最大,占到了68.3%。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比例分别为15.9%和12.7%,而民族党派的比例则为0%。

(4)月均收入。流动人口的月均收入主要集中在501～1 000元,其比例占到了27.8%;其次是月均收入为1 501～2 000元和1 001～1 500元,其比例分别占到了24.6%和21.4%;月均收入为0～500元和2 001元以上的比重分别为14.3%和11.9%。

(5)文化程度。调查中发现文化程度为初中的比例最大,比例为53.97%。高中和小学水平的比例分别占到了16.67%和24.6%。而代表较低文化水平的文盲或半文盲和代表较高文化水平的大中专及以上的比例均为2.38%。

(6)社会交往能力。被调查对象中,认为自己的社会交往能力一般的比例为45.2%;较弱和较强的比例分别为23%和19.8%;而认为自己的社会交往能力很弱和很强的比例分别只占到了7.9%和4%。

(7)社会关系网络状况。被调查对象认为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状况一般广的比例为36.5%,较窄其次,比例为26.2%。很窄、较广和很广所占的比重分别为19%、15.9%和2.4%。

(8)平时生活中朋友多寡。认为自己平时生活中朋友一般多的比例最高,为31%;认为有较多朋友的比例其次,占到了27%。此外,很多、较少和很少的比例从大到小依次为16. 7%、13. 5%和11.9%。

2.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与其子女教育公平的相关分析

(1)社会资本对“二代移民”入学机会的影响。在考察这一影响时,笔者以流动人口在其子女入学时是否找人帮忙为因变量,以流动人口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为自变量建立起列联表和相应的逻辑分析模型。由于本论文中所建立的列联表均是以每种内容的社会资本和因变量分别建立的,所以并不一一列出,而只列出相应的逻辑分析模型(见图1、表1)。由以上图1显示,被调查对象的子女在进入目前所就读的学校时,有找过人帮忙的比例为47.69%,没有找过人帮忙的比例为49.23%。从表1各个变量的Pearson卡方值来看,除政治面貌以外,其余各个自变量的卡方值均大于置信度为95%的临界值,也就是通过了列联表卡方检验,所以可以认为职业类别、收入层次、社会交往能力、社会关系网络状况和平时生活中朋友多寡这五个自变量与“二代移民”入学机会的获得是有关系的。而政治面貌对因变量的影响却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再从本次数据分析中选取的代表自变量与因变量相关程度的Goodman and kruskal tau值(其取值范围为[0,1],当其值为0时,代表两变量不相关,为1时,代表两变量完全相关,取值越大代表相关程度越高)和显著度来看,这四个因素影响显著度都低于0.05,达到了在0.05水平统计性显著的结果,说明可以认为自变量所提供的信息有助于我们更好的预测“二代移民”在获得当前的受教育机会时是否找人帮忙这一事件的发生,即这五个因素对“二代移民”入学机会的获得的影响是显著的。将对因变量有影响的自变量的Goodman and kruskaltau值从大到小排列后,发现在该模型中相对解释力最大的是“收入层次”(0.167),向后依次为“社会交往能力”(0.110)、“职业类别”(0.087)、“社会关系网络状况”(0.087)和“平时生活中朋友多寡”(0.083)。从上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对其子女的入学机会有很大影响,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越高,社会交往能力越强,职业显得越体面。社会关系网络越广,平时生活中的朋友越多,其子女在获得入学机会时需要找人帮忙的可能性越小。因此,本文提出的该部分假设被证实。

(2)社会资本对“二代移民”受教育过程中人际关系的影响。以流动人口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为自变量,以教师和同学对其子女的态度为因变量分别建立列联表分析模型(见表2、表3、表4),分析结果如下:从表4中的模型一显示,流动人口的收入层次和社会交往能力显著影响学校教师对其子女的态度,其显著度均小于0.05,达到了在0.05水平统计性显著的结果,且两者对老师态度的影响差不多大,衡量自变量与因变量相关程度的Goodman andkruskal tau值分别为0.059和0.058。而社会关系网络状况对因变量的影响虽然通过了卡方检验,但其显著度却大于0.05。如果认为其对教师的态度影响显著,并将该结果推断到总体,其可靠性并不强。分析结果为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越高,社会交往能力越强,学校教师对其子女的态度越好。在模型二的分析中,对同学态度影响显著的有社会交往能力和平时生活中朋友的多寡。其中,“平时生活中朋友多寡”对同学的态度影响最显著,其Goodman andkruskal tau值为0.080,“社会交往能力”次之,其值为0.051。而收入层次和社会关系网络状况虽然通过了卡方检验,但其显著度均大于0.05,即将两者对同学态度影响显著的结果推断到总体的可靠性不强。分析结果为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能力越强,平时生活中朋友越多,班上同学对其子女的态度越友好。因此,本研究中的该部分假设被部分证实。

(3)社会资本对“二代移民”受教育质量的影响。以流动人口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为自变量,以其子女的座位状况和及其成绩在班中的水平分别为因变量建立列联表分析模型(见图2、图3、表5),分析结果如下:从表5中的模型一显示,流动人口的职业类别和社会交往能力这两个因素显著影响其子女的座位安排情况,其卡方值均大于置信度为95%的临界值。其中“职业类别”对其子女的座位状况影响最为显著,其中Goodman and kruskal tau值为0.075。“社会交往能力”次之,其值为0.064。“收入层次”因素由于其显著度大于0.05,故认为其对座位安排状况的影响并不显著。从模型二的统计数据看出,流动人口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其子女受教育过程中的成绩水平影响并不显著,甚至有些变量还可以认为是无关的,因为该模型中各个自变量的Pearson卡方值均小于置信度为95%时的临界值。可能受教育过程中的成绩水平与就读的学校类型有关,流动人口本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相对匮乏而导致其子女大都就读于普通学校,其受教育过程中的成绩水平相差不大。因此本研究中该部分假设只被部分证实。

四、结论

1.社会资本对“二代移民”入学机会的影响显著

流动人口家庭不仅缺乏社会资本输入、输出的质和量,而且缺少资本扩展和交换的渠道,从而导致其整个家庭的社会资本拥有量明显处于社会弱势地位,从而也使其子女在教育场域的竞争中存在“先天弱势”。流动人口由于其自身经济条件和其他条件的制约,只能按照“两为主”方针,就近入学,保证最基本的受教育机会,但即使这样,流动人口也需要运用自己的社会资本为其子女争取入学机会,这大大局限了“二代移民”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且对其将来的向上流动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这与当前追求社会公平的原则相违背,极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必须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救助,保证其子女拥有公平的教育资源选择权,至少得保证公平的基本的受教育权利。

2.社会资本对“二代移民”受教育过程中人际关系的影响显著

师生关系处理得正确与否对学生的成长有很大的关系,是保证教育质量的重要前提。本研究发现教师对学生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受流动人口的收入层次和社会交往能力的影响。因而,在教育改革中,要加强对教师的思想素质教育,杜绝部分教师根据学生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地位来因“财”施教。同时发现,流动人口拥有的社会资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班上同学对子女的态度,比较显著的有流动人口平时生活中朋友的多寡和社会交往能力。因此,一方面,要从小教育孩子要平等友爱;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能力可能会对下一代的交往能力造成影响,故需在平时引导“二代移民”与其他同学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3.社会资本对“二代移民”受教育质量有一定影响

通过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与其子女的受教育质量的关系分析发现,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对其子女的受教育质量中的座位安排状况影响显著,而对其成绩在班上水平的影响却不显著。可能由于现在大多数学校实行的是小班化教育,座位安排状况对“二代移民”的成绩水平的影响并不那么大。另一方面,可能流动人口本身拥有的社会资本相对匮乏导致其子女大都就读于普通学校,因而,其受教育过程中的成绩水平相差不大。此外,由于社会资本对入学机会影响显著,因此,不同类型学校的教育质量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也会对“二代移民”的受教育质量产生间接影响。对此由于缺乏不同类型学校教育质量的调查数据,本课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