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9 01:52:10
在继瘦肉精、三聚氰胺之后，又一种生僻的化学物质被中国人所熟悉，那就是有机砷。这个已经在业内争论了17年的问题，终于走向公共领域。
有机砷并不等于毒药，实际上它是一种拥有合法身份的饲料添加剂，只是合法并不等于合理。问题重重的中国养猪业就像是尚未完全打开的潘多拉盒子，有机砷只是偶然被释放出来的一个魔鬼。
有机砷之惑
历史上，砷既作为毒药，也以救人良药的面目出现。东汉医学家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就有“雄黄味辛苦，有毒，能燥湿祛风、解毒杀虫”的论述。雄黄，即含砷的矿石，欧洲早期的医学家曾用无机砷化物治疗白血病和牛皮癣。在1943年抗菌素发明之前，有机砷制剂还曾用于治疗淋病、梅毒等性病。
砷的化合物分为有机与无机两大类，在无机态中，又分三价砷与五价砷。就毒性而言，三价砷最强，五价砷次之，有机砷毒性最小，砒霜中的砷就以三价态存在。
上世纪60年代，国外有人发现，将有机砷用于猪和鸡的养殖有利于猪的增重和提高鸡的产蛋率，还能抑制肠道致病菌和寄生虫的生长，发挥类似驱虫剂和抗生素的作用，并能使家禽皮红毛亮。因此，美国最早于1964年允许有机砷用于鸡饲料，1983年正式批准用作猪与鸡的促生长剂。1996年，有机砷得到农业部的批准开始在中国使用。
在北京经营一家绿色养猪场的万熙卿透露，有些饲料厂家在广告里宣传猪吃了含砷饲料就会“皮红毛亮”，增产效果好，而收购者在收购时，如果生猪皮毛粗糙，卖相不好，就会压低收购价格。在这种大环境下，有机砷制剂的应用越来越广，以致出现使用量超标而导致猪鸡中毒死亡，也不足为奇。“有机砷制剂的使用量非常小，每一千克饲料里只需添加50克，但实际操作时难以掌握，而且在生猪出栏前要有5天的休药期，有的养殖户也难以做到。”
现实中，有机砷的超标问题不容乐观。湖南生猪产量长年居全国第二，2000年，在对该省6个地区20个猪、鸡饲料含砷情况的一次检测中，85%的样品中总砷含量超过国家标准规定的2毫克/千克，其中13个样品的总砷含量在2～10毫克/千克，占总数的45%，有4个样品甚至高于18毫克/千克。
根据河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钟嵩林于2011年的研究，动物饲料中的有机砷虽无急性毒性，但长期使用或过量添加会引起动物组织器官的病变，砷能杀灭猪鸡肠道里的细菌和寄生虫，也同样能毒害宿主。猪中毒时，初期出现后肢运动失调和轻瘫，呈犬坐状或倒地，逐渐失明直至死亡；鸡中毒则表现为虚弱、瘫痪、失明，严重者死亡。
猪饲料的“讲究”
在过去，猪吃的多是剩饭菜，俗称“潲水”，而如今，猪的食物几乎与人的饭菜一样配料复杂。
现已退休的邓清远是某省饲料工业办公室原副主任，他见证了猪饲料的发展历程。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为了提高猪、鸡的产量，开始下大力气发展饲料工业，为此在各省成立了饲料办。邓清远记得，最初工厂生产出来的饲料叫配合饲料，即根据猪的营养需要，将不同来源的饲料按比例混合在一起。后来有了浓缩饲料，就是鱼粉、猪血等高蛋白物质，类似于人喝的蛋白粉，再混合玉米、大豆、稻谷等能量饲料，组成新的配合饲料。他说：“潲水喂猪，要养上一年才能宰杀，但用饲料喂猪，仅需4个月猪就能出栏。”
到了1990年代，养猪场规模越来越大，猪也越来越容易生病，各种饲料添加剂、药物添加剂便纷纷涌现。所谓饲料添加剂大多数都是氨基酸、维生素、酶制剂等，主要还是为了给猪增加营养；而药物添加剂则是为了增强猪的抵抗力、预防和治疗疾病，多是各类抗生素。根据农业部于2001年颁发的《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附录，药物添加剂分两大类，一类是可长时间使用，起预防作用，有23种，第二类要按疗程使用，以治疗疾病为主，有24种。有机砷制剂属于第一类。
“首乌、苍术、枳壳、茴香、甘草各200克，淮山药、贯众、陈皮各250克，黄精、桂皮、干姜各150克”这是某饲料公司在网上公布的一个猪饲料中草药添加剂配方。邓清远介绍说，除了使用各种抗生素，传统的中草药也被广大养殖户拿来预防猪病。
此外，万熙卿还提到，有的饲料厂为了推销产品，在饲料里添加超量的铜，并宣传说吃了“高铜”饲料，猪的粪便就是黑色的，说明猪对该类饲料的消化吸收更好，“其实这完全没有科学道理，‘高铜’的流行，只会导致猪体内尤其是内脏的重金属超标。”
养猪场成为污染源
吃进这么多复杂成分的猪，其排泄物的毒性可想而知。2010年公布的第一次中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中国的水污染源主要来自于农业而非工业，而在农业污染中，畜禽养殖污染最大，超过化肥和农药。
有机砷虽极易被动物和人吸收，但利用率很低，一般仅为5%左右，因此，95%的有机砷几乎是以原形从家禽和猪的体内快速排出。而在中国，这些富含有机砷的畜禽粪往往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环境中，有的还作为肥水返田。有机砷在环境中最终分解为毒性更强的无机砷，造成水和土壤的污染。
就在有机砷于国内取得合法资格的第二年，中国动物营养学与饲料科学的泰斗张子仪院士就态度鲜明地表示反对。他指出，按美国FDA允许使用的砷剂量推算，一个万头猪场若连续使用含砷加药饲料，5～8年之后约将向猪场周边排放近1吨砷。16年后土壤中砷含量则可翻一番，同时地下水中的砷含量也将相应地升高。另有研究证明，土壤中砷含量每升高1毫克/千克，则甘薯块根中砷含量即上升0.28毫克/千克。
因此，他在1997年8月的一场全国学术研讨会上声明，“近年来在宣传媒介中对有机砷制剂有片面强调其促生长及医疗效果的一面，而忽视了其致毒及可能导致污染环境的一面。目前有些科研或生产单位仍在进行这方面的开发研究，建议从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角度考虑，应该作主攻方向的转移。”
欧盟一直从未允许过有机砷在动物饲料中的使用。虽然美国允许使用有机砷，但张子仪强调说，美国对饲喂砷制剂的肉、蛋、奶产品管理方面，有成套的严密的卫生质量检验制度及粪便处理条件，而中国却缺乏相应的政策法规及管理监测制度，因此中国不能照搬美国的做法。
2004年，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陈同斌研究小组对北京800多个样点的土壤里所含的重金属进行了调查，发表了《北京市土壤和蔬菜重金属含量及环境风险评价》一文。研究指出，北京的个别区域存在砷中毒的风险，部分农产品的砷含量已接近临界值。“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饲养猪、鸡等动物的时候，饲养场为了增加产量，并使肉的颜色比较好看，往往会添加少量砷作为饲料添加剂。” 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至少5000多万人口面临地方性砷中毒威胁，大多数是亚洲国家，中国正是“中毒”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对有机砷的态度，很多专家都表示，鉴于国内畜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短时间内不能对砷制剂完全否定，而应采取“不再扩大生产规模，逐步禁用”的措施。
但砷只是猪粪便里众多环境有害物之一。今年2月，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与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院的联合研究团队调查了中国3个万头养猪场，分别位于北京、福建莆田和浙江嘉兴郊区。他们以3个养猪场的猪粪便、粪便堆肥和养猪场附近使用堆肥的农田土壤为样本，共检测到149种耐药基因，其中，有63种的浓度比原始森林的土壤检出量高出上百倍，甚至有的高达近3万倍。通过猪的粪便，这些耐药细菌流入外界环境，可能变异为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的具有多重耐药性的细菌。
鉴于养猪场的多重污染，中国的很多城市包括养猪大省湖南的省会长沙在内，都开始对养猪场“赶尽杀绝”。2012年底，深圳市举行违法养殖整治工作现场会，拟在全市范围内禁止养猪。当地一位官员表示，今天的深圳不适合养猪，合法的养猪户也要通过产业转移搬离深圳。实际上，这些城市的做法与几年前发达国家将养猪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无二致。但中国一直是全球猪肉产量最高的国家，饲养着占全球一半以上的猪。对于13亿人口对猪肉的庞大需求，根本的出路不在于转移养猪场，而在于加强养殖业科学、完善的法规建设和有力监管。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