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的义利江湖

2008年温州的人均GDP只有 4544

过去的三十年里，“有知识”的温州人凭着硬实力赢得了先机；

未来三十年或更久，“没文化”的温州人想在倚重软实力的时代游刃有余，就要把接班人培养成市场经济中的“正规军”

“温州人管理企业真的不怎么样，但他们很会合作，很会赚钱。温州人很讲契约，很讲诚信，但他们不会把这些写到法律上去。”温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洪振宁如此解构“温州模式”的文化内涵。他将温州模式”文化内涵中的矛盾归结为“新文化和老文化的冲突”。换句话说，被公认为中国最具现代市场经济意识的温州人，其实很江湖。

然而在温州人近三十年的发迹史中，他们的市场思维和江湖行为似乎从来都是并行不悖的，这大概就是费孝通先生认为温州经济模式“富有东方色彩”的理由，但这注定是温州人总要比其他人面对更多褒贬的原因。

市场导向的价值观

改革开放以前，温州的全部历史几乎都在记录贫瘠。南宋年间，一位温州太守曾经说过，温州人一年的收成只相当于湖州人一年上缴的赋税，而温州人一年上缴的赋税，只够湖州人吃一顿稀饭。

耕地资源稀缺和频发的自然灾害是温州穷困的主要原因，长期的穷困则为温州人造就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和重利事功观念。早在南宋时期，以温州本土哲学家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便提出了“不以义抑利”的观点，而这样的观点，与其说是哲人的独立思辨，倒不如说是对永嘉民意的概括总结。

当代温州人几乎集体承袭了永嘉遗风，所以在今日温州人的履历中，“经商”是一个出现几率很高的关键词，而为了赚钱，温州人个个肯于吃苦、敢于冒险且甘于小利。

改革开放之初，十万温州人拎着各式小商品在全国跑市场的故事，如今已被理论界视为温州经济模式的成功经验之一。有专家说，那些推销员是促成温州经济崛起的第一批能人。

事实上，温州人也是中国市场经济中最早的一批冒险家。一个温州人这样对《小康》讲述他的“发家史”：他曾经穷得一文不名，但是现在已经靠倒房赚得身家千万。他的办法是，用借来的5万元向房主交上定金，并承诺一月内全额付款，随后每平方米加价1000元立即向外出售。在付款期限到来之前，他已经成功地将房卖出并获得了十几万元的差价，继而便是投机与财富积累的循环。

温州人经商从来不嫌利小。一位经营打火机配件企业的温州商人说，他的工厂只生产打火机中的弹簧和滑轮，产品的利润薄到“一毛钱卖给你好几个”。但就凭着如此微利的产品，他已经赚得了几亿元。“能卖钱的东西我就做，不管赚多赚少”，温州人如此积累财富，温州因此中小企业遍布。

温州人并没有因“利”舍“义”，在市场观念的引导下，他们很乐意为将“利”、“义”间的关系调和至效能最大化而努力。一位自90年代初开始创业，如今已在全国行业内稳坐第一把交椅的温州老板总结说，“我们留住客户的经验就是义利合一。在做生意的同时，一定要和对方建立感情。客户来到温州，我们一定会不计成本地接待好，把他完全当作朋友来看待。但所有这些都建立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如果明知一个客户没有发展潜力却仍然这样做，那就会把自己搞死。”

说白了，义更像手段，利才是目的，“我觉得这是温州人的风格。”这位老板如此概括。

江湖色彩的方法论

对于温州人群体，外界普遍持有的一个积极评价是“抱团”。“温州人强调的是集体主义”，洪振宁说，“现在全国170多个地市级以上的城市都有温州商会，200多万在外温州人就是靠这些商会和亲戚朋友实现的全国化。北京人、上海人出国前要先学好外语，而在国外的温州人，有些连普通话都讲不好，他们能够在世界各国立足，靠的就是亲帮亲，朋友带朋友。”

据一位熟悉海外温州人生活的温州企业家介绍，在美国的温州人社区里，一个新来的温州人凭一口温州话和一张温州身份证就能创业。他说，刚到美国的温州人如果没有钱生活，那么他可以投奔当地的温州商会，温州同乡会为他凑钱盘下个餐馆或便利店。赚钱之后，他只需每年连本带息还清一个同乡的债务即可。整个过程不涉及任何法律程序，通常没有人催账，更没有人赖账。温州人“抱团”凭的是信任，而信任这一重要的社会资本，无疑又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省去了难以计量的经济成本。

“在融资方面，温州是全国最好的城市”，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园区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说。他所指的融资不是来自银行，而是民间资本。“任何企业都离不开融资，我们在周转不开的时候也会借个一两千万元。只要有熟人介绍，借钱一般是很容易的，留个身份证复印件，担保人再签个字，就这么简单。有时候和朋友借，连利息都不要，纯属帮忙。”

并非所有温州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都能达到“义气”的程度，但几乎所有温州人都坚守温州生意圈里的社会规则，在一些人眼里，这种江湖道义甚至比法律更为重要。一位温州市民告诉《小康》记者，他的一个朋友欠了银行50万元贷款，银行多次向他讨要都未能收回。“银行的人说你就是借钱也应该把欠银行的钱还上。我这位朋友说，欠了朋友的钱还不上，我就没有信用了。”宁愿失信于银行，也不能失信于朋友，对于友人此举，这位温州市民用“很有道理”作评。温州人的江湖气质如是。

温州人惯用的体制外手段常有歪门邪道之嫌，但却常收体制不及之功，比如80年代初温州“能人”们教会全国商人的“回扣”策略。“有人认为温州人搞回扣是行贿，但这确实是很有效的一个办法。温州人就是通过回扣策略打破了计划经济的堡垒，使温州的商品打入了国营商场。”温州市政府的一位官员说。

尽管市场经济中的草莽路上另有风景，但是当温州人把逐利的目光投向外部世界时，他们还是清楚地意识到，接受一套通用的企业经营机制和市场游戏规则是必须要做的事。

浙江圣邦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姜纬，在向《小康》介绍他的企业时，特别说明了他在上海建立分厂的目的。“上海那边的工资、保险、福利等等标准会高一些，但我们还是决定在上海建厂。以后中国的企业会像国外一样越来越正规，法律会越来越健全。企业应该有前瞻性，我们就是要提早走正规化的道路，在上海建厂就是要感受一下正规化的氛围。”

财富中毒病

温州的地方文化多少带点媚富斥穷的狂傲。

温州的狂傲是有“资本”的。在这个城市狭窄的街道上，奔驰、路虎、保时捷列队行驶是常有的事。温州市有出租车3300多辆，据说，当地的宝马车与这个数字大致相当。

每一年，在外经商的200余万温州人会源源不断地将赚到的钱汇入温州。据温州市委的一位官员介绍，温州市委相关部门在2006年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年春节前一个月内，全国各地通过银行系统汇入温州的资金高达330亿元。

“这些流入温州的钱，实际上更多地体现在消费方面，所以肯定会对温州的商品成本产生影响。”这位官员分析：“比如温州的房价比一线城市还要高，为什么？就是因为温州有强大的现实购买力支持。”

在距温州滨海园区不远的一片工地上，四座住宅楼正在建设中。温州市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小区的房子设计得“很烂”，所以每平方米只卖2万多元。马路对面的一个小区相对好些，那里的房子每平方米的售价是4万多元。

在众多有钱人和强大购买力支持下的温州物价，无可避免地成了这座城市“媚富”的象征，而它所具有的另一个现实意义是对穷人和外人带来的心理打击。

“在温州生活，成本很高，而且压抑感很强，因为到处都是千万富翁，一般人会觉得自己是个小不点，心理压力太大。这是温州独特的城市文化。”圣邦公司董事长姜纬认为。

“温州人很爱显摆，在买房、买车、结婚这些事上喜欢攀比。”一位温州市民坦言，“不过攀比也是挣钱的动力。”

在攀比动力的驱使下，温州人总是在想方设法地挣钱，而一些人挣来的钱又成为另一些人挣钱的动力。这个循环，如今已经成了温州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温州市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温州的有钱人好像都很忙，除了赚钱没有时间做别的，赚钱就是他们生活的目的。”

温州大多数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如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大剧院等等，都集中于新城地区，有些虽然已经投入使用，利用率却相当低，因此始终崭新。

有知识，没文化

“有知识，没文化”是洪振宁总结温州人特点时得出的又一个结论。

“温州有大量的制鞋企业，这些企业中的很多人连小学都没读下来，他们的人文修养确实很差，但是说到做鞋，他们却能讲出很多东西。如果说知识等于信息加思考，那么这些每天研究鞋的人就是制鞋领域里的知识分子。”洪振宁更愿意从积极的角度去总结温州和温州人的成功经验。

“温州人办企业说不出什么理论，但是在实践中，他们知道应该把长板做得更长，并且借助别人的长板弥补自己短板的不足。温州人虽然没有文化，但很有商业智慧，总是把新的创意变成新的生意。”

洪振宁的话有温州人的成功和温州经济的繁荣为证。

然而，“温州人的素质普遍比较差”，这是身在温州的外乡人时常提起的一句话。“温州人家家都装修得非常豪华漂亮，但是很多人却在街上乱扔垃圾。”安徽籍的出租车司机小杜说，“可能是因为财大气粗，温州人的脾气都不太好，所以我们经常被他们骂。”

这种可能会排斥外部人才的人文环境，对于温州的发展来说，显然并不可取。

土生土长的温州人小黄把这些问题归因于温州人教育背景的苍白。“最初创业的那一辈温州人学历方面都不是很好，小学毕业已经是不得了了。现在很多四五十岁的大老板，据说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

过去的三十年里，“有知识”的温州人凭着硬实力赢得了先机；未来三十年或更久，“没文化”的温州人能否在倚重软实力的时代游刃有余，没有人知道。不过如今，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已将子女教育问题看得比赚钱更为重要。为了把接班人培养成市场经济中的“正规军”，出身“游击队”的一代温商开始纷纷将孩子送到大城市或国外读书。近年来，温州人对国家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抱怨日渐增多，这似乎也显示了温州人对“有文化”的期待。

“即使是就发展经济而言，人文素养的提高也是必要的。温州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请给温州人一点时间。”洪振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