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企业与宏观经济运行

摘要：传统经济理论中“以市场为中心”的理论和交易成本框架下“以企业为中心”的理论，都难以在交易、生产成本和技术创新之间寻求平衡，也难以从技术创新的层面去揭示企业本质及其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克服了这种不足，但同这两种理论一样，都忽视了企业家在价格机制和市场均衡中的调节作用。因此，将马克思关于企业的质的分析和宏观动态分析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微观企业组织（或治理机制）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一种更为全面的理论”，以揭示技术创新、企业组织及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内在联系，实现企业组织和市场的互动，这是新兴马克思主义企业经济学的理论特色和发展方向。

关键词：技术创新；企业组织；宏观经济；马克思主义企业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2-030-07

一、引言

19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进人了一个低迷的时代，尤其是21世纪初的金融危机，让人们怀疑和反思现代经济学理论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低迷和金融危机除了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之外，西方主流企业组织理论也存在着根本性的内在矛盾，即在技术创新越来越成为企业规模经济和全球经济增长点的时候，却无法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解释企业及其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众所周知，由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创建的交易成本分析框架，经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等经济学家的应用、创新和发展，而成为现代企业经济学的一个主流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认为，企业的性质、功能和目的在于交易成本的节约。自科斯开始，大多数交易成本经济学家都是基于比较交易成本来讨论企业的组织结构，而不是基于生产成本和技术创新。虽然，威廉姆森关注了由于技术因素（资产专用性）带来的组织或管理上的变化所引起的经济学后果，并且把“资产专用性”看作是引发企业组织演变的一个不同寻常的结构性和功能性概念，大有以“资产专用性”概念及其理论取代“交易成本”概念及其理论来解释和分析企业理论的势头。但是，威廉姆森也仅仅是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谈论技术（资产专用性），决定企业组织结构的关键变量不是技术而依旧是交易成本，因此，直到今天，交易成本分析框架仍然没有在交易、生产成本和技术创新之间取得平衡，从而无法从根本上揭示企业组织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必然联系。所以，威廉姆森在“资产专用性”概念的基础上，并不能建立“一种更为全面的理论”，也不可能从总体上说明经济体系中生产的制度结构。本文认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将马克思关于企业的质的分析和宏观动态分析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微观企业组织（或治理机制）理论结合起来，也就是用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企业经济学解决在交易、生产成本与创新（技术、知识生产和组织）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资本主义经济低迷和危机的“企业失灵”原因。这不仅超越了交易成本分析框架，而且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企业经济学的创新。

二、交易成本框架中交易、生产成本和技术创新问题

长期以来，经济学一直存在着“以企业为中心”和“以市场为中心”两个经济理论图式。“在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里，企业被简单概括为一个生产函数加上一个企业家，企业家需要根据市场价格和成本来决定生产量：这样的企业只有表皮，不过是它与市场直接联系的部分而已。”企业的特点是永无休止地追求利润最大化，从而忽视了企业生产的真实的运行过程，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和经济组织的目的都被隐藏在“黑箱”之中。这种理论本身就忽视了组织对交易成本问题的考虑，因而，难以将交易、生产成本和技术创新协调在一个理论框架中。1963年，科斯提出了用交易成本解释企业性质和边界的理论。他把企业看成是对市场交易成本的节省的一种经济组织，并认为企业和市场是组织与交易活动的可替代模式，从而形成了“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理论图式。然而，这种理论由于缺乏对市场价格和生产成本的考虑也无法在交易、生产成本和技术创新之间取得平衡。本文将从企业经济学创新的视角人手，对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进行具体分析。

1.技术、知识创新与交易成本框架的矛盾

交易成本经济学把“交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按科斯的观点，受技术制约的专门职能可以通过市场来交易，科斯的目标在于用这种交易或替代模式来解释“在市场中为何会形成企业”。科斯强调，企业的特性不是由生产函数或技术的可分性所规定的，所以，技术并不是科斯关注的对象，其交易成本框架并未包括创新、技术以及知识的转移等。总之，由于科斯过度依赖交易成本而忽视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无法解释企业在生产性技术和知识创新方面的本质特征和功能特征，更无法解释企业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和在市场运行中的地位。因此，交易成本分析框架并不是一个全面地适用于企业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由于一直忽视了技术创新的作用与意义，同时，也在于交易成本框架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容纳技术，或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家所掌握的知识还不足以在其理论框架中很好地处理技术这个变量，因此，在企业外部，价格运动指导生产并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进行调节；而在企业内部，市场交易不复存在，企业家被置于一个复杂的交易网络的中心。因此，威廉姆森认为，应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于从更微观的层面分析交易与组织的特性。他开始注意到技术和知识在实践中的作用，“我们这个社会是技术发达的社会，这一点无可争议。复杂的技术当然要有复杂的组织来为之服务，这也是一般常识。”虽然，威廉姆森在这里提到了技术，但最终并没有揭示技术要素的本质及其在企业组织和宏观经济中的根本作用，而是把一切因素都引向或转化为交易（成本）问题。例如，一般的产业经济学和管理学都认为由于技术的相互依赖才导致一体化，而威廉姆森则认为，“促使人们作出一体化决策的原因并不是什么技术决定论，而是实行一体化才能节省交易成本这一事实。”所以，在他的理论中，技术方面的变化引起企业专用性投资的变化，技术层面的资产专用性就是技术向交易（成本）转化的一个结果。一旦完成了这个转化，资产专用性就成为交易成本分析框架中的一个关键维度。“资产专用性对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如果资产没有专用性，交易成本经济学就没有了说服力。”资产专用性可以用来指出企业型组织在何种情形下比市场有更大的优势。这种优势是通过企业组织与市场的交易成本比较而显现出来的，技术层面的资产专用性在企业中的作用只限于（增大还是节省了交易成本）这种成本方面的比较。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内部组织问题的分析上，交易成本框架很可能正在将我们引入歧途，因为，其研究忽视了治理结构中的一些最重要的特性，其中，最突出的是技术和知识创新对组织的影响。

交易成本概念最大的缺陷就是不能概括生产（及其要素）的特性，将技术特性转化为资产专用性这样一个简化的资产特性，虽然便于在交易成本框架中展开分析，但这样做的结果却是为了短期的或眼前的利益而失去了长远的和全局性的发展，为了分析的便利而放弃了技术函数的应用，也就失去了关键性的制度一技术逻辑界定并引导组织活动的基本特征，结果必然是要假定技术经济特征和社会制度特征是可分离的。这样，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与交易成本的关系问题就被凸显出来。因此，当主流经济学热衷于宏观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的论述时，交易成本经济学在这些方面却乏善可陈；当一些经济学把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当成主要论述方向时，交易成本框架却越来越拘泥于一种所谓的内部开发和微观研究。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以交易成本经济学企业理论来解释宏观经济问题的前景仍然不明朗。一般的成本节约逻辑无法完全解释经济制度的演进，只有在一般组织和技术特性与体系变革无关的条件下，或给定的技术经济范式内，交易成本推理才是适用的。因此，原本的交易成本框架势必造成交易成本经济学难以融入现代主义经济学的大框架中。

2.“更为全面的理论”与企业经济学创新需求

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中，交易成本决定了生产过程的哪个阶段应该分配给价格体系制度，哪个阶段应该分配给企业制度。通过“保持生产成本不变”，交易成本经济学有效地排除了生产成本在企业结构决定中的任何作用。因此，如果交易成本经济学家只把注意力放在交易成本上，将忽略其他可能对企业行为影响更大的因素，而且，这些被忽略的要素——生产成本、知识和企业潜能——不服从交易成本分析。那么，交易成本不仅不能对企业的组织特性作出解释，更重要的是不能解释组织作出的特定选择。威廉姆森把这种选择看成是由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共同决定的。如果我们不拘泥于交易成本框架，而注重于现实的话，那么，企业治理结构安排就应当是，“不仅取决于它被感知的交易成本水平，也取决于技术条件（规模经济实现的可能性）、市场条件（大量销售市场、范围经济的可能性），以及制度条件，它们是以诸如质量规范、法律法规、非正式规范等正式、非正式的约束条件为特征的。”生产不仅需要工厂和设备的贡献，也需要具有高度专用性特征的技术和经验的贡献。若要将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一个理论框架中进行综合考虑，这就意味着对现有的交易成本框架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

创新被视为是一种本质上的“生产”知识的活动。由于原本的交易成本构架并未包括创新，更不用说“知识转移方面的考虑”了。因而，要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或实证研究中考虑创新要素的话，势必会带来一系列问题：（1）当一种治理结构既能满足现有产品的交易需要，同时又能满足创新过程中作为投入的知识转移的需要，它仍能做到成本最小化吗？（2）我们要讨论的成本只是生产和交易成本，还是应包括其他一些成本？这些新的成本仍能在交易成本框架下进行分析吗？我们在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满易需要的交易成本框架并未包括创新，因而，既满易需要同时又满足创新过程中作为投入的知识转移需要的交易成本框架是不存在的。谈到成本问题，现有的企业理论及其分析框架都无法把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不少经济学家意；识到现有企业理论的这个缺陷，但都认为建立这样一个统一的框架几乎是不可能的。鉴于交易成本方法无法正确反映创新努力及交易成本框架本身不完备的情况，如果我们希望探究能否在交易、生产成本与创新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我们需要超越现存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及其分析框架，朝着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论”前进。

科斯在晚年已经发现了他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即“说明了为什么会存在企业，但并没有说明企业所担当的功能是如何在它们中间进行分割的。”。他希望建立一种能使我们对生产的制度结构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的理论，从而能够建立“一种更为全面的理论”。“似乎每个经济学家都同意这个说法：附带假设的生产函数会告诉我们所需要的生产成本。在这个理论王国，知识清晰且传达无碍，认知局限少有约束。但是，今天的组织经济学家们确定无疑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知识和认知的局限；事实上，信息不完全正是这一文献存在的理由。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由生产函数的假设所推论的不完全性并未列在交易成本王国的权限之下。在今天的组织经济学中，交易充满风险，有关组织的问题就是创造约束非生产性寻租行为的治理结构。”迄今为止在有关组织的文献中，这两个理论王国——“以市场为中心”的理论王国和“以企业为中心”的理论王国——很少对话。科斯说：“这个鸿沟出现在这样两个假设之间：一个假设（为了某些目的作出的）是，资源的配置由价格机制决定；另一个假设（为了其他一些目的作出的）是，资源的配置依赖于作为协调者的企业家。我们必须说明在实践中影响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基础。”科斯实际上也认识到两个“理论王国”的分裂状态，从而提出要建立“一种更为全面的理论”，目的就是要在这两种经济理论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以获得一个能将所有因素联结成一个协调一致的理论体系框架。科斯说明了这个理论体系框架的重要意义，也指明了未来的交易成本经济学需要沿此方向发展。但可惜的是，科斯指出的这种理论修补和完善的方向，至今仍然由于不为人们所重视而被长期掩埋在经济学认知的尘埃中。本文引用科斯“一种更为全面的理论”这个观念，目的就是为了消除经济学理论的分离状态，从而创新企业经济学。

三、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的技术竞争、企业组织与利润规律

由上可知，建立在交易成本框架下的企业经济学难以在交易、生产成本和技术创新之间形成平衡，更无法从技术创新的层面来解释企业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具体作用，因此，它面临着被修正、改造和创新的命运。当然，这是一个艰巨的理论工程，需要一批具有理论开拓精神的经济学家们的共同努力来建立“一种更为全面的理论”，它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要点：（1）实现交易成本、技术创新和历史相结合的理论；（2）实现微观企业组织变革与宏观经济运行相结合的理论；（3）实现企业组织与市场互动的理论。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和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理论仅从微观的角度来处理问题，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结构不确定性和动态不确定性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因此，企业经济学所需要的是一个整合得更好的框架，这一框架应能从现存观点中汲取精华，必要的话，还要超越这些观点。这一框架在原则上不应是“好”思想的折衷与叠加，而是一个能够被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来，能够解释企业、市场和政府的产生、变革与失灵，并能够融合市场和组织的理论框架。我们认为，将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微观企业组织（或治理机制）理论结合起来，将是企业经济学创新的一个方向，它代表着一种新兴马克思主义企业经济学。

在某种意义上，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理解企业及其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本来就是由马克思所开创的一个理论范式。从迄今为止的经验和文献来看，除了马克思从技术竞争角度揭示了企业内部生产结构（协作、要素配置）和组织结构（资本雇佣一剥削劳动），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之外，几乎没有一个学者能够将个体层面的企业行动和宏观层面的经济运行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尝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注重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理解企业为了追求超额利润而展开的激烈竞争，在竞争中起核心作用的是技术创新过程中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的节省而不是价格差异。但马克思没有在竞争及其劳动时间节约上停止不前，而是通过企业利润动机而进行的技术创新和创新竞争揭示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及其经济运行规律：也就是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揭示了企业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基础作用。

在这方面，“w=c+v+m”这个公式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枢”，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分配和积累的规律，为揭示资本主义企业组织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提供了微观基础，因而，它还具有宏观总量经济意义。“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它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实际会计范畴相吻合，这是它不同于其他价值理论的地方。”价值公式不仅揭示了单个企业的价值生产规律，而且为宏观经济或经济总量提供了会计核算基础。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在这个公式中包含了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牵涉到三个市场的“均衡”（决定产量和价格）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如果把这个公式引申到包括整个经济社会，那么，它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概念的体系，以便处理通常所谓国民收入的东西。”这就是说，作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中枢”的价值公式的宏观总量经济意义就非常明显了。如果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这个公式还包括了c/V的比例问题，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反映“资本技术构成”的“资本有机构成”。实质上，马克思已经将分工协作、知识和技术创新融入到企业组织和宏观经济运行中，因此，马克思的企业竞争理论消除了“企业组织”和“市场”的裂痕，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揭示了企业及其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其理沦意义不应被忽视。

由此看来，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框架在平衡交易、生产成本和技术创新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在这个框架中，马克思认识到了“交易费用”的存在，并对此进行了分析。但他并没有将所谓发现价格的成本、防止欺诈、保证交易执行的成本纳入分析体系，相反把它们当成偶然因素抽象掉了。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在商品市场中卖方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单纯的商品交易而产生的交易成本很低。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主要是根据一系列连续发生的技术革命向经济系统扩散的模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行描述的，因而，在分析企业起源时把交易费用抽象掉有其必然性。马克思重视某种专用性资产的生产功能而不是交易功能，马克思重视科学技术、知识创新在生产中的作用，他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理论中阐述了资本家是如何利用技术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从而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把竞争、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如股份制）和社会问题（剥削）都统一在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目标中，通过资本家和工人的经济活动而展开经济分析，揭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规律，形成了注重从生产成本、技术创新方面揭示企业性质、组织结构和经济关系的企业理论。这种企业理论在技术创新和宏观经济运行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弥补了交易成本缺乏对技术变迁和组织之间相互作用，以及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之间相互关系的考察。在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中，交易成本服从于整个社会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服从于企业的经济关系的本质结构。因此，马克思的框架不仅在平衡交易、生产成本和创新（技术、知识生产和组织）方面具备了优势，而且还满足了超越交易成本框架而建立“一种更为全面的理论”的要求。

四、“理论互动”和企业经济学创新

根据以上论述，造成西方主流企业理论难以在交易、生产成本和技术创新之间取得平衡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市场为中心”的理论图式和“以企业为中心”的理论图式之间缺乏必要的理论互动。赫伯特·西蒙指出，“就企业组织与市场关系而言，是极有意义，且是与经济学家有关的问题。要对这个问题有切实的把握，对企业仅仅用一个框架或生产函数的假设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搞懂经济在实践中如何运行，我们需要有完整的组织理论。”在我们看来，这种完整的组织理论就是“一种更为全面的理论”，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理论交互作用和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的新兴马克思主义企业经济学。这是对现有的企业经济学进行的必要创新，从而实现西蒙意义上的企业组织和市场的“理论互动”，并超越这个“理论互动”，从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实现两大理论体系和两大理论图式的互动，形成新兴马克思主义企业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具体来说，需要完成以下三个带有方向性和实践性的理论任务。

1.必须把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统一起来。即把马克思关于企业的质的分析和宏观动态分析与交易成本框架的微观组织和治理机制结合起来，在新兴马克思主义企业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实现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统一。资本主义企业首要的经济关系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它决定着企业组织的全部性质。马克思把企业组织结构中产生的劳资关系形式抽象出来，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有意义的关系形式，使它还原为最纯粹的形式，并以这个关系构成研究的中心，以此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因此，马克思在“资本一劳动”关系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企业理论，使企业组织与市场经济运行统一在一个框架中，为超越交易成本框架和创新企业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一切关系抽象为资本一劳动关系，以此作为企业的基本组织形式，并在这个关系中以剩余价值的生产来揭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描述资本家形象。资本一劳动关系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一个缩影，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具体表现。马克思把资本家看作是“资本的人格化”，由于“资本雇佣劳动”仍然是现代企业的写真，因而可以推断，资本家在企业组织和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突出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资本主义的工厂组织结构、生产协作制度和所有制结构进行了详细的陈述和研究，但他并不是单独论述这些结构形式，而是把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经济规律融合在一起进行论述，这不仅需要高超的分析技巧，更需要一个能够整合这些方面的宏观动态分析框架。有了这样一个框架，即使对微观比较静态的组织分析有所忽略，也就不会出现组织和市场的割裂。

当然，马克思的企业组织理论也有所侧重，即注重于揭示企业组织的质的关系，而忽视企业的交易成本问题。由于马克思把企业组织看成是“资本一劳动”关系的抽象，他只是围绕经济关系粗略地描述了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从而没有对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企业家才能的详细考察。因此，需要把马克思关于企业的质的分析和宏观动态分析与交易成本框架的微观组织和治理机制结合起来，在新兴马克思主义企业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消除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矛盾，从而实现交易、生产成本和创新（技术、知识生产和组织）在一个框架中的协调和统一。现代企业无论是在组织形式上还是在管理形式上，都与马克思时代的企业有着显著的差异，企业的核心问题越来越侧重于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在现代企业生产和管理中，合伙而非控制关系的组织在企业生产和管理中大量涌现。这种由一个母公司全资控制几个子公司的实体，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增长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用新的、更灵活有效的、具有综合功能的组织结构，替换原有的等级制组织结构，即向以经营活动过程为中心的体系架构转化。现代企业的这些变化将为企业组织理论领域的革命奠定客观基础。企业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与作用应当被充分研究，并通过企业家的实践来消除“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理论和“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理论之间的分裂，实现对交易成本分析框架的超越。

2.必须发展一种“更为全面的理论”来观察企业内部和市场的经济决策过程。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理论与“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理论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理论把企业当成是一个外在的变量，而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理论则把市场看成是一个外在的变量，这就割裂了市场与企业的关系。科斯只讲企业和市场的替代关系（即只作为可替代的不同的组织形式），而没有讲它们之间的融合以及如何融合（通过企业家），即没有把企业理论与市场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创新，这就造成了经济学的“企业中心论”和“市场中心论”的某种程度上的分离或分裂。在这样理论背景下，“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理论忽视了企业家的作用（或组织治理），而“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理论忽视了“价格调节”（即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样，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理论的缺陷在“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理论那里被复制！这种情况说明了一个问题，即现有的“以企业为中心”的企业经济学不是一种能够进行理论沟通的“更为全面的理论”。

说到底，我们除了要在理论上阐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概念及其内涵、本质及其特征等）之外，还要在实践中搞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进一步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1）检验企业的运作情况以及企业行为对经济的影响；（2）在宏观经济理论中如何定位企业家的作用，或者说，如何在经济理论中确立企业家在价格调整和市场均衡中的作用；（3）企业组织怎样和市场互动。第一个问题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已经提供了分析范式，其余两个问题将有待继续探讨。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问题不是小问题，解决它们将是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3.必须重视企业家的实践在沟通两个“理论王国”之间的特殊作用。在西方经济理论中，资本家的形象和作用依旧模糊不清。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对资本家（企业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傲慢和产品市场上的贪婪进行了生动描述，还对资本家（企业家）在生产管理、指挥协调中的作用进行了阐述。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企业基本关系被抽象为“资本一劳动”的关系或“资本家一工人”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运行都是围绕这个基本关系而展开的。古典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其他企业经济学，都认为企业的原始模型是雇主一雇员关系的结构。虽然，科斯对他最初套用雇主一雇员关系作为企业的原型的做法不满意，但他最终也没有找到一个替代方案。从目前的企业现状来看，这种关系仍然是企业最主要的关系。这种关系被后来的主流企业理论解释为“资本雇佣劳动”的理论说辞，它明确地表达了在企业关系中以资本家、雇主和资本为代表的一方与以工人、雇员和劳动为代表的一方的对立统一关系。因此，无论是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企业关系抽象为“资本家一工人”关系，还是主流的“资本雇佣劳动”企业理论，还是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所有者控制企业是有效的制度安排”观念，都直观地或隐含地表达了科斯不满意的“企业原型”实质上仍然是对企业本质的一个真实的描述。说明所有的企业理论都注重了企业“关系”的性质。但在这种关系的实践中，一个企业的规模是扩张还是收缩，是与“企业家和管理者对机遇的洞察力和主动积极精神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命题说明了企业家在企业中的主导地位和重要作用。从这个视角来看，虽然，马克思注意到了资本家（企业家）在生产管理、指挥协调中的作用，但同生产函数理论和交易成本框架一样都忽视了企业家在价格机制和市场均衡中的调节作用。所以，企业经济学的创新需要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修正这个不足。

企业家的实践是联系企业和市场的纽带。哈耶克（von Hayek）以及亚当·斯密很久以来就认为，“企业家能够根据对相对少的价格变动的观察来调整自己的活动，就像工程师根据仪表盘的读数来调整那样，来响应其他同业的举动。”企业家是经济组织的所有者或者管理者，因而在企业治理结构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企业家又是市场价格体系中的协调者，能够根据价格的变动来调整自己的活动，或在一定程度上以自己的行动来影响价格。企业家在微观价格机制和宏观经济中的作用，没有被交易成本经济学详细地考察和陈述。这是在企业经济学的创新过程中，应当被充分关注的。或者说，在现有的企业经济学中，企业家的作用被轻估了。企业家根据价格变动调整经济行动的行为理所应当被深入地研究，因为，它是市场和企业组织互动的关键环节。

五、结论

在未来企业经济学的创新过程中，处理好组织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首先，从经验来看，前苏联的改革始终没有处理好组织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体制变革前是有效市场的缺乏，体制变革后是有效组织的缺乏。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来说，探讨企业组织与市场的互动关系是很有必要的。其次，从理论角度来看，组织和市场之间的替代关系是有严格条件的。也就是说，科斯的“替代关系”学说的适用范围极其有限，在大多数情况下，组织不能取代市场，市场也不能取代组织，它们之间存在着更为实际的互补性。经济学流行着一个惯性思维：市场失灵了，就政府干预；政府失灵了，就市场调节。其实，弥补市场缺陷、消除市场弊病的手段不仅仅是政府干预，企业、个人都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最后，在经济结构上存在合伙而非控制关系的组织（或经济实体）正在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主要增长模式。企业的收入增长是宏观经济增长的基础，企业的收入增长主要依赖于组织和技术的创新。创新是一种结合：一方面体现为包含在一种发现、发明中的新知识，另一方面体现为这种发现和发明成功地被引入到组织和市场中。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这个命题早已被经济学的增长模型所揭示。从这个思路出发，资本主义的经济低迷和金融危机的原因，可能还涉及到企业组织、机制和体制的“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