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改革命题

时间:2022-05-16 01: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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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理解改革命题

解决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现存的错综复杂的诸多问题,从源头上杜绝严重危机发生的可能,只能寄望于改革,这算是一个共识。但这个共识并不清晰,不同阶层、利益群体与观点人群都有各自的改革标准及期望,由此也造成了所谓改革“顶层设计”话语流行多年,真正可以称为“顶层设计”的政治改革及社会、经济改革均陷入停滞,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

改革共识的模糊,其实暴露出人们对问题认识和评价的巨大差异。正是由于对问题认识理解不同,政治等领域发育水平较高的他国经验又存在不同版本,有改革发展经验的国家或地区也有国情、制度设计等因素造成的积弊,这就让改革“向谁学、如何学、学什么”命题的讨论变得异常混乱。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在所著的《中国改革三步走》一书中,根据自己这些年来对中国改革的观察,试图理出一个改革的实践逻辑来。

在郑永年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存在改革、发展和稳定三个相互关联的政策领域,过去以来,这三个领域曾互相促进和支撑,造就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绩。但现在这三个领域开始出现相互掣肘甚至干扰、阻碍的情况。社会的不稳定,影响经济发展,也让改革变得更为困难;反过来,改革停滞不前,既有体制机制无从更新优化,发展动力就大大削弱,必然影响到再分配的效率和公正,引发更多不稳定情况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近些年来,中国至少部分地区的所谓发展,是在牺牲改革和稳定为前提,以政府动员型资源投入及环境等方面牺牲为代价取得的,造成地方政府过度亲商、亲央企而忽略民众权益利益,这种局面绝不可能持续。

非但如此,如今还出现了政府与社会、社会成员之间、市场成员之间等多元的不信任,这是社会改革、社会管理长期滞后于发展的结果,也影响了市场经济体系信用基础的维系,加大了政治领域政策创新改革推行的难度。

很显然,破解改革困局,首先就要从社会改革入手,这也是中国政府自上而下正在推进的政策方向。郑永年通过对中国国内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实践的研究发现,一些地方显然忽略了社会自我管理秩序、政府与社会伙伴关系的构建,而将这项改革的主要精力放在“政府管理的社会秩序”一个选项上。如此一来,跛足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很难如方案设计那样发挥作用,更难以取信于民。

实际上,近年来社会领域不断出现并有蔓延趋势的(群体)暴力事件,恰恰伴随“维稳”逻辑下相关政策的推行。单向度的“维稳”,试图以政府力量取代社会治理,却因此过度承载了转型成本,还加剧了政府对社会的不信任,不敢对社会自我管理放权。

影响社会改革深入推行的另一大阻碍,在于举国体制化的动员型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非但混淆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过度刺激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影响到市场资本主义的生存环境;并且,这种模式必然因保护国家资本主义而采取偏向企业方的劳动政策、社会福利政策,让责任型中产阶级群体很难壮大。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发展已经提出经验教训,即经济或社会改革不能长时间单兵突进,政治改革必须适时启动,为前两方面的改革实践提供切实有力的保障。在郑永年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进行过多轮多层次政治改革,保证了执政党的内部多元性和活力,形成了较为严密的内部监督制约,但在开放政治方面,仍需深入推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建设,并实现司法相对独立。

(《中国改革三步走》,郑永年 著,东方出版社2012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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