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工作者的爱国情怀

今年一回顾，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在近代中法关系史的领域里浸润了16年。无论是硕士论文《滇越铁路的修建》还是博士论文《黄埔条约签订后法国在广东的传教活动》，其实都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畴。每次做这段鸦片战争到民国的晚清史，总不禁产生一种感慨，就是一个孱弱的国家致使整个民族都是屈辱的，国家的统治机构从中央最高中枢到地方最末微的官员通通在来到自己国家的强者面前卑躬屈膝。史学工作者就是这样在读史和治史中，不自觉地产生民族感情和爱国情怀，这样由自身内部产生的民族情怀与外界强加的不同，它一旦形成基本不会消除。

史学工作者如何在读史和治史过程中产生民族感情和爱国情怀，就以本人做博士论文先做个简单的例字。博士论文刚拟定题目，一位指导老师就要求我先把立场明确起来，一开始自己还不以为然，觉得应该不偏不倚地用材料来说话。而不是带着既定的眼光来论证。谁知一阅读材料。不得不佩服他们这些数十年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老教授们的眼光之毒辣，其实他们早已窥得其中的真相：晚清史就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因为我一方面从中国官方的档案材料中看到的是。清朝政府数次向西方强国退让的协定和章程，无论是他们要求建教堂的土地，还是为了扩大教堂用地把周围居民迁出两条街以外。为了协助西方传教士修建教堂进行采石而弹压当地村民，为了保护外国人专门派出军队镇压本国民众等等，无一不反映出一个卑躬屈膝的政府任西方强国随意欺凌，无法反抗的真相，原因就是这些西方强国的坚船利炮早已令虚弱的清朝政府彻底屈服。而另一方面从西方人写的著作和使用的事件当事人的原始信件中观察到的是，西方强国在中国的耀武扬威、无所顾忌，以下两个场景可以恰如其分地说明这种情况：一个场景是在中法双方签订石室教堂用地仪式时发生的，在签约仪式开始前法国驻广州最高司令官（其实只是一位海军上尉），在被英法联军俘虏的前两广总督叶名琛官宅的院子里策马一圈，然后下马把佩剑插在地上，向广州主教行骑士礼。声称他刚跑过的这个范围现在属于这位广州主教，根本没看一眼垂手肃立在一旁的广东地方军政要员一眼。昂首进入签约的房间。另一个场景是广州主教乘坐的轿子与清朝官员的轿子相遇。洋大人视而不见继续前行，扬长而去，而清朝官员则下轿退让并垂首恭送洋大人离开。任何一个读到这样真实历史资料的史学工作者一定都会在脑海里反映出“屈辱”两个字，一个国家任外来列强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已经丧失了独立。实际上。晚清整个时期直至近代中国，中国的海关、税务、邮政等要害部门均被英国人、美国人等西方国家人员把持，这样还能说这个国家拥有独立？充其量就是拥有半个的半独立国家，是仰西方列强鼻息的懦弱政府。通过这样的读史和治史，在我们史学工作者内心产生的情怀就是，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个民族即使人数再多。也只是一个弱小的民族，而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只能任人欺凌。为了让这个国家和民族变得更加强大，作为其中一员的史学工作者应该做哪些事情呢？这就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爱国情怀产生的过程。

下面我们看看史学工作者是如何用自身打上中华民族烙印的爱国情怀来洽史。并用来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权利。月前。我院邀请一位旅居海外多年的研究问题的史学家讲学，这位史学家的治史经历让我们看到了深藏在他心中的爱国情怀。这位史学家坦陈，早在20世纪九十年生事件时，他正在日本留学，看到这种状况就敏锐地意识到中日两国迟早会因为归属发生冲突，那么到时中国政府用哪些证据来维护自己的，驳斥日本政府占据的既定事实，这就是他要做的工作。没有任何组织委托，也没有任何经费支持。他完全是出自自愿地尽可能多收集证明属于中国的相关资料，甚至包括日本政府和陆军部的地图。用日本的官方资料来证明在甲午战争前并未归人日本国版图。由于当时日本政府并未重视问题，这位史学家在离开日本时带走几大箱相关史料，资金完全依靠省吃俭用留学生奖金。然后是大洋彼岸潜心研究十数年。不顾这门学科是冷门。让他在寂寞和孤独中坚持下来的理由就是爱国情怀。今年，在中日两国因为问题发生争执时，在中国政府需要从历史上就属于中国的证据时，这位旅美多年的史学家把自己多年研究成果交上去，我们从他的语句中感受到的是欣慰，而不是获得国家课题和首席专家这样的殊荣而产生的自喜，他欣慰于我们国家已经强大到着手维护以前无法触及的遥远的海权。据他所说，正是这种民族认同感，让海外许多华人不计任何代价地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贡献。至于这种民族认同感和民族情结，一位旅德多年加入德国国籍的华人从内心发出感慨，这些年他们确确实实感到了，祖国的强大惠及到了每一个海外华人。这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情怀是我们在国内感受不到的。

为这场报告会做讲评的另一位专家，同样用自己的治学经历谈了他们一批史学工作者的爱国情怀。这位专家是暨南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率领的研究团队刚中标国家重大课题，是关于南海诸岛问题，同样是为我国目前维护海洋权益所用。这位重大课题的首席专家，并没有提任何与荣誉有关的话语，而是很平静地告诉在场听报告的人员，他们研究南海岛屿问题已经十几年甚至经历了不只一代史学工作者，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在场的青年学者，选择研究课题有一个基本原则，也就是埋藏在每一位史学工作者心中的尺度，尽管他没有点明，但在场每位人员都不言自明地理解到，这位首席专家指的尺度就是对国家和民族有用。史学工作者对民族和国家的感情不是暴风骤雨式的，而是坚定的、持久的、日积月累式的。他们把自己对民族和国家的感情融入日常的学习和工作中。并一直默默积累着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国家需要时，他们将会爆发出排山倒海式的力量，尽自己最大力量用自己所学为国家和民族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