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史学特点的思考

[摘 要]中国民族传统史学具有的深邃的历史眼光、历史意识，体现出具有自己特点的历史思维。在中西史学问题讨论中，更可以看出这一点。历史意识体现在溯源探流的历史发展过程论、历史阶段思想、忧患意识以及探讨历史变动的“所以然”的历史盛衰论。新世纪出现经济全球化趋势，这样的思维，这样的历史意识以及忧患意识，对于研究当代社会，认识历史与现实运动的走向，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历史意识 历史盛衰论 民族史学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9-0014-09

一、历史思维下的中西史学比较

史学比较，有中外史学比较，有中国古代与中国近代的史学比较；有古代西方史学与古代中国传统史学的比较，有近代西方与近代中国的史学比较；还有自然科学与历史学有联系的观念、思维的比较。因而谈史学比较，一定要明确是哪个层面或哪个范围内的比较。

一般说的中西史学比较，实则是以近代西方的历史哲学去检讨中国古代传统史学，因而，西方相当多的学人认为：中国历史典籍很丰富，但是中国史学没有思想，没有史学。理由是，古代中国传统历史典籍中没有近代西方那样的历史哲学理念。这一类的看法，引起中国学人的不满与抗争。①

这里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史学话语权问题。上个世纪史学概论、史学通论，包括一些史学史，多是围绕西方近代史学的命题、“话语”去分析相关的理论，检讨我们的史学，如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史实，历史学是不是科学，历史学有没有借鉴功能，等等；有的学人以这些命题剪裁传统史书的内容，构建体系。100多年来，各种史学通论、史学概论一类的著作，无穷无尽的讨论，都是这样的内容，② 如以古代的“左史”、“右史”、“大史”、“小史”、“内史”等的“史”的职能，与近代西方的“史学”的“史”相比照，但这样的讨论，即使在形式逻辑上也是不通的，类似讨论的结果可想而知。讨论100多年了，并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也因为这层原因，我们自己民族的史学理论或者史学思想的研究，难以深入开展。为了走出这一困境，我认为应从历史思维角度，思考中西史学的同与异，进而分析中国民族史学的特点。

西方有的史学家在讨论“历史眼光”的问题上有浓厚的兴趣，这是一条很好的思路。为了展开这一论述，可以美国的詹姆斯・哈威・鲁滨孙为例。他在1911年出版的《新史学》影响巨大。他培养出众多学生，写出的历史著作多次增订再版。在政治上，他的影响相当大，“这样就使新史学成为美国一个有势力的史学流派”。①《新史学》十分重视“历史观点”、“历史眼光”的问题。② 鲁滨孙认为，在西方不是历史学家，而是自然科学家首先重视该问题，史学家只是“偶然地加以利用”，他说：

按理说，历史学家应该首先发现这种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的理论。但是奇怪的是，历史学家不但不是第一个理解到历史观点的重要性，反而让动物学家、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去发现。更糟的是，我们可以说：虽然自然科学家已经充分发展这个创见，但是历史学家却至今还是偶然地加以利用。因而历史学家至今还不能像比较解剖学和社会心理学那样有严格的“历史性”。即使在现在，许多历史著作在叙述事件和情况时，作者还没有明白：一切事物都是有其来源和发展过程的；不明白它们的发生和发展阶段，不明白“生活中的某种状况是决不能单凭它的现状就可完全了解的”。[1] （P55-56）

鲁滨孙在这段话中提到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观点”、“历史观点”、“历史眼光”，实际是历史思维的问题。他对此作出的说明可以归纳为：（1） 一切事物有其来源和发展过程；（2） 事物有发生和发展阶段；（3） 认识事物在生活中的某种状况，不能局限在“现状”去求解，要结合历史的状况，才能完全理解。这也就是他说的：“生活中的某种状况是决不能单凭它的现状就可完全了解的。”③

这样的历史思维、历史眼光对于历史著述、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鲁滨孙说：

最优秀的历史著作（这种书是很少有的）同平常的历史著作的差别，就在于作者具有历史的眼光。历史眼光这个问题将来一定会大大地发展起来，因为一切历史著作，若要成为建设性的和教育性的历史著作，并且不仅局限于历史原材料的收集，那么，都应该把历史眼光贯注于整个著作之中。[1] （P57）

《新史学》一书，以相当大的篇幅，论学术史、思想史、罗马帝国兴亡史和1789年的法国史等，仔细体味，可以看出鲁氏意在通过解读历史，提出范本，表明“历史眼光”的重要性。总结《新史学》对问题的提出，可见鲁氏所说的“历史观”、“历史眼光”（何炳松的译文是“史心”），实际是“历史思维”的方式：一是说明研究自然与历史都应当有这样的思维方式，自然科学与历史学都应当具有这样的眼光；二是界定了“历史眼光”的内涵，也就是这样的历史思维的基本要求：要研究事物变化的发生、过程和变化过程的阶段；三是说明有“历史眼光”的体现，不是简单表面上描述事物的“盛”、“衰”，应当研究盛衰内在的“所以然”。鲁滨孙说：

历史学家当然也常常谈到帝国的兴亡和制度的盛衰；而且近来他们很注意各种制度的发展情况，但是他们的采用事物发展的观点的范围就仅限于此。因而他们的历史著作还是不能摆脱具有长期传统的、即我们所谓历史片断的叙述方法。他们仍旧还是徒劳无功地去描写事实，而不知道事实的“所以然”。[1] （P56）

如果说西方近代的历史著作缺乏历史眼光，那么，古代中国史学却是另一番景观，史家十分重视讨论历史盛衰，在观察历史盛衰“通古今之变”中，寻求盛衰之“所以然”、盛衰之故。

总之，重视历史联系的历史思维是中国民族传统史学的优点、特点。应当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包括经史在内的各个部分中，都能体现出这样的思维，这样的历史眼光。我们不是要把中国传统史学所具有的历史思维意义的“历史眼光”与鲁滨孙的新史学的“历史眼光”完全等同起来；我们只是说，两个时代、两个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提出的问题，在思维方式上虽有差异却又相通。

从历史思维方式上进行比较，很可以说明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是历史大国，不只因为有丰富的史部典籍，而且还在于传统文化中体现出的独有的历史眼光、历史观点，体现出的深邃的历史意识。

二、传统民族史学的历史眼光

中国传统史学的丰富史学思想、深邃的历史眼光突出体现在盛衰论上。多年的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使我对此有很深的感受。在中国史学史上，历史眼光不是某个史家“偶然地加以利用”，也不是少数史著才体现出的。我们以不同体裁的有代表性的史著，作简要说明。

（一）丰富的历史盛衰过程论、阶段论与盛衰大势论

司马迁写出纪传体的第一部大通史《史记》，其光彩的思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也就是从天人关系思考历史的发生发展，把古今作为历史盛衰的过程来把握。他提出“原始察终”，强调要从终始完整的历程去认识历史，从源头、从发生与结局上看历史。在《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说自己发愤修史，意在“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不综其终始，仅仅从某一个片断、某一个局部着眼，是很难找到造成盛衰的真正原因，很难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出恰当的评价。

历史盛衰过程由不同的阶段、时期组成。历史不是只有“盛”与“衰”两个阶段。盛衰的变动是复杂的，也是贯彻于全过程之中的，并且因此显示出阶段来。《史记・殷本纪》写汤兴起以后的盛衰变动，即：帝太甲：“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服”；到了帝雍己：“殷道衰，诸侯或不至”；帝戊：“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河甲：“殷道复衰”；祖乙：“殷复兴”；帝阳甲：“殷衰”；帝盘庚：“百姓由宁，殷道复兴”；帝小辛：“殷复衰”；帝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O，殷道复兴”；帝甲：“殷益衰”；帝乙：“殷益衰”；帝辛（纣）：殷亡。一代兴亡由不同的盛衰变动组成，殷代历史展示了一幅盛衰图，是史家对盛衰变化的生动联系的历史的把握。

此外，《学案》指出时代思想潮流有主潮，也有其他潮流，这两者是相互联结、相互作用的。黄宗羲正是从这一角度来兼综百家的。朱学在明代占统治地位，而王学兴起，迅速发展，播及各地。王学、朱学及其他的学术盛衰迭起，盛衰交错，构成了明代学术潮流的全景。

（2）观察历史盛衰“所以然”的民本思想

传统史著讨论盛衰变动的“所以然”，或从天人关系、或从人才观、或从等级礼制的作用等方面加以讨论。这其中，要特别注意的是提出以人为本的“民本”观说明历史变动的原因。

《史记》记载贾谊的盛衰之故论，他分析秦亡的教训，说：“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在观察历史盛衰的变动中，从人事上找原因，很多地方突出了智谋、征战方面的人事作用。但还有更重要的因素、更重要的东西在支配着历史兴衰的变动，这就是“民”的作用，这是存亡之机、安危之本。司马迁称赞贾谊的历史眼光，说：“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

《汉书・食货志》分析历史盛衰变动，则说：“殷周之盛，《诗》 《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唐代君臣在历史盛衰总结中，提出不少认识。其中不少认识，前代史家也提出过，但唐朝君臣突出了“民本”、“以人为本”的理念。如唐太宗为《晋书》的《宣帝纪》写的《论》说：“夫天地之大，黎元为本”；再如，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w已自励耳”。（《贞观政要・务农》）马周说：“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尔。”（《新唐书・马周传》）要能做到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关键是人君与直接统治百姓的刺史、县令。

欧阳修以隋唐的兴亡史作出说明。他说：“古之善治其国者，必立经常简易之法，使上爱物以养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新唐书・食货志一》）社会安定，关键在此。《新唐书》的《五行志一》在否定天意能感应、支配社会的观点的同时，指出：“盖王者之有天下也，顺天地以治人，而取材于万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过度，则天地顺成，万物茂盛，而民以安乐，谓之至治。”同“至治”相对照的是“乱政”，“民被其害而愁苦”。民安乐则天下治，民被害则天下乱。欧阳修进而提出“损君益民”的思想，说：“损民而益君，损矣；损君而益民，益矣。”要做到这一点，人君应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者是也”。（《易童子问》）爱民重民的观点，集中表现为减轻百姓的负担，“损君而益民”的损，就是指这一点。

《资治通鉴》在论历史兴亡上，重心是强调名分礼制对于维系社会安定的意义，但又突出地论说治理社稷应当是修政事以利百姓。他说：“人主之于其国，譬犹一身，视R如视迩，在境如在庭。举贤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则封域之内，无不得其所矣。”[2] （卷138） 因此，为人主当以财养天下之民，司马光说：“王者以天下为家，天下之财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财以养天下之民，己必豫焉。或乃更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3] （卷233）

（三）风俗与学术风气关乎兴衰的思想

这是从另一个层面上讨论历史盛衰之所以然。史家不局限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而是注意从风俗文化角度论历史的盛衰，也就是说，看到了时代的风俗状况是社会盛衰的风向标。司马光有一段较长的“臣光曰”：“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社会安定，三代以后，风化之美，没有若东汉之盛，“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游太学，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其忠厚清修之士，岂惟取重于|绅，亦见慕于众庶。愚鄙污秽之人，岂唯不容于朝廷，亦见弃于乡里。”而和帝以后，社会风俗衰败，贵戚擅权，嬖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ィ是非颠倒，可谓乱矣。但由于有士人抗争，立私论以救其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还有“光武、明、章之遗化”。但不幸的是没有明君振作，到了桓帝、灵帝，风俗更加败坏，“何进召戎，董卓乘衅，袁绍之徒从而构难，遂使乘舆播越，宗庙丘墟，王室荡覆，A民涂炭，大命陨绝，不可复救”。他联系社会风俗，看一代的盛衰变动，得出深刻的教训：“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4] （卷68）

明代后期学术风俗败坏，顾炎武指出，当时浮华的学术风气成为衰世信号。他说：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日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努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5] （卷7）

（四）忧患意识体现出史家寻求盛衰之所以然的情怀

史家见盛观衰写史出于忧世的情怀，又与振兴社稷的情结合为一体。

良史忧世，在史家的修史中，无不体现出时代责任感。司马迁在《史记》的《平准书》中，谈到高祖建立西汉，经过70余年的休养生息，出现盛世景象，而在盛世之下，危机相当严重。司马迁说：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大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史记・平准书》）

司马迁在《平准书》开篇提出汉代是接秦之弊而兴，篇末再度陈述对历史运动的看法，“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但历史不是走进固有循环的怪圈。汉代以前的兴衰史，给人们的启示是“承弊易变，使民不倦”，从历史的经验中可以得出结论：要承敝易变，发展、改革才是出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总是把历史的研究和摆脱危机出路的思考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体现出一个史学家的历史感和时代感。

《资治通鉴》记录魏征的《十思疏》，意在求鉴，忧世之思与治世追求是一个整体。贞观十一年，魏征上疏说：“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虽震之以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壅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固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哉！”[6] （卷194） 这“十思”具体地写明了对当时社会之忧的十个方面。

欧阳修在“海内晏然”之时写《五代史》，他的思考是：“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然而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将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居士外集・本论》）“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北宋80年盛世之下，埋藏着巨大的危机，欧阳修是史学家，又是改革家，他写唐史、五代史，既是失意之作，也是得意之作，他写史是有为之作，旨在为社会改革找方案。

中国传统史学的历史意识体现在盛衰论中，把历史作为变动过程，盛衰变化又使历史显示出阶段来，史学家不只是描绘这样的变化过程，而且思考盛衰变化之所以然，“见盛观衰”，忧患意识表现出史家的时代责任感，而其中的以民为本，从风俗风习的变化中寻找历史的新出路，从而显示出史学家深邃的历史眼光。

由于时代的关系，这样的历史眼光、历史思维，也有不足的地方。如过多地讴歌三代，对历史阶段的认识比较贫乏；同时，还有相当多的历史典籍缺乏历史联系的眼光。但总体上看，从主导方面说，中国传统史学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其历史思维显示出中国民族传统史学的特点。通过历史思维下的比较，我们可看出，中国民族史学有着丰富的史学思想。

三、结语：历史眼光与当代社会

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人们不只是单纯在经济上感受到这一点，加入WTO带来不只是经济上的变动，在信息上、科学技术上、文化上，各个方面都可以感受到这种全球化趋向的震动。“‘全球化’是近年来国际国内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术语”。① 历史学界注意到世界的大变动，“进入21世纪，大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中国也好，世界也好，周围一切的变化实在太快太大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迅速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两极对峙的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正努力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这一切，对我们社会结构、生活状况、人们的需要和关注的问题以至思维方式等等，都将带来以前想象不到的深刻的变化”。② 史学也在调整研究的格局，世界史研究学者很敏锐地注意到这一潮流。2000年12月14日《光明日报》邀请外国史研究者进行座谈。这次座谈会上，与会者指出，随着全球化意识的提高，应当总结各国史家不断探索编写新世界史的途径与经验。③

面对这样的形势，史家要从中国，也要从全球的视野思考人类的命运，思考民族的未来，观察当代中国社会的变化。民族史学的历史思维，具体说，以敏锐的、开阔的、深邃的历史眼光，用历史盛衰的思想、以“见盛观衰”的眼光，分析中国和世界的问题，显得格外重要。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说：扩展历史学家的视野成为当务之急，并且成为当代历史学研究中主要趋势之一，是由于1945年以后、也就是二战以后整个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促成的，[7] （P148） 现在更是这样。学者提出“全球化是西方化，还是中国化”的问题；思考着中国应当怎样应对的问题。①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分析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仍然需要历史眼光，以历史辩证联系的思维讨论历史的走向，并面对诸多问题的挑战。

一是要用全面的“天人观”，认识当代社会的发展。

全球化问题使得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成为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随着日趋严峻的环境恶化和资源问题，学者意识到人类对他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生物圈所应承担的责任，这促使历史学家也开始用生态学的眼光，关注历史上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及其影响，并且对历史作出反思。学者关注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的问题，关注古代都市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与环境保护；学者研究全球气候环境的变迁对中世纪政治生活的影响，讨论珍稀动物生存的有关问题。近年来自然灾害频发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破坏，也激发学者们重视灾害及赈灾史的研究。这些问题要求在全球范围内，把历史学、历史地理学、人口学、生物学以及天文学等各种学科相互配合进行讨论。只是从人文历史或者局限在政治变动范围内研究，就难以完成任务。

二是以历史眼光看待全球化带来的影响，认识历史的走向。

当今世界联系更紧密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金融、信息、疾病等问题，往往都是全球范围的问题，因而论民族盛衰有新的内容、新的要求。历史眼光、历史思维的意义，就在于使我们能从深层次上讨论这些问题。

全球化对知识创新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是思维方式的一次变化，现在人们已经在谈论全球创新的基础设施。这不仅包括科技方面，还涉及人文科学，包括历史学方面的文化内容。全球化下的文化创新要求以吸收各民族的文化精华作为营养。中国是一个有悠久的传统史学的民族。中国民族传统史学具有的凝聚力、亲和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得以发挥它的影响，在全球化过程中，对人类历史产生的影响将更为明显。它和世界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因子。

应当注意到，全球化趋向并不是意味着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消失，只是表明在这一趋向过程中，平衡与不平衡是不断变动的，这些构成了历史过程动态的曲线。一个时期的平衡只能是相对的，这意味着全球化趋向并没有泯灭民族的差别，这就要求从全球范围内认识历史的变化，重视研究各个民族历史的特点，并且讨论全球化趋向出现对各个民族历史产生多重的影响。

三是以见盛观衰的历史眼光，对形势作出客观的评价，以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说，我们正处在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内各项事业得到大发展。火车开进，南水北调，西气东送，振兴东北，西北大开发，中部崛起，各地建设热气腾腾，长三角，珠三角，渤海湾……，整个中国欣欣向荣。但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腐败在一些地区、部门相当严重、科技自主创新不足、制度建设任务相当重，等等。用历史眼光认识进行客观分析，以“见盛观衰”的眼光对成就与问题作出评价，并寻求对策，这些对推进各项事业十分重要。

以忧患意识的要求认识自己的责任，自觉地以科学发展观要求自己，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振兴中华民族大业做贡献。

四是更新思维，发展学术，发展自然科学。

美国鲁滨孙特别提到历史眼光对发展近代西方科学的意义，主张要以历史眼光贯穿到历史学中去，以建设新史学。我们古代史学家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也与古代史家不但通人文知识，而且很多大史家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大成就有关系。重视自然科学是中国民族史学的优良传统，从司马迁到戴震，从太史令到后来的史学家，大都重视星历天象之学，通晓水利以及舆地之学，近代大史学家很多都有自然科学素养。这对史学的近代化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也正因为近代中国自然科学发展滞后，历史学特别是史学理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8]

研究民族史学不只是为自身的发展，而且也力求推动自然科学的进步。我们高兴地看到，自然科学家也在努力用历史意识总结自身工作。这在世纪之交就看出来了。

有趣的是我们的科学家以及从事网络科技工作者，写出自己的看法颇让人受到启迪。1998年3月31日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教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科学的历史与未来》一文，论述“科学与教育”、“未来的科学建制与文化”等等问题。1998年12月3日的《中国计算报》上有一篇题为《信息技术与人性》的文章，作者体会到：“信息时代这种促进人与社会的融合型生产力，与农业时代天人合一的技术，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发展阶段有高低之分罢了。”1999年1月27日的《中国电脑教育报》上有《浅谈因特网对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一文，说：“因特网作为知识经济的典型代表，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及其他活动方式必将随之发生深刻变化。”《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11期有一篇文章专论高校网络建设对大学生道德状况的影响。而王选教授从历史角度，以唐太宗的《贞观政要》论说到高科技创业的问题。其中谈到事物发展的趋势在社会发展、自然科学发展上的不同表现。这实际上涉及到历史观的一个问题。①

总而言之，民族历史学是古老的学问，又是充满活力的学问，特别是历史思维方式、历史眼光，是活力的因子。中华民族文化在每一个历史大发展的时代中，总是经受洗礼，获得新的动力，创造新的辉煌。新的世纪来临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将获得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詹姆斯・哈威・鲁滨孙著，齐思和等译. 新史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资治通鉴・齐纪四[M]. 武帝永明十一年.

[3]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九[M]. 德宗贞元四年.

[4]资治通鉴・汉纪六十[M]. 建安二十四年.

[5]夫子之言性命与天道[A]. 日知录[M].

[6]资治通鉴・唐纪十[M]. 太宗贞观十一年.

[7]巴勒克拉夫.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8]吴怀祺. 民族科技文化与史学的创新精神[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