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 第8期

“在奥林匹克的光环下，我们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卫报》评论版一篇文章的标题。文章指出，英国当下的经济困境、贫富差距的拉大、银行的系统性欺诈、富豪和大公司的逃税、许多英国儿童正在挨饿等事实，是观看奥运的外国人无法看见的英国的另一面。但《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也指出，“虽然英国经济目前不景气，但伦敦奥运会却能把老百姓的抱怨变成共有的英国人身份的认同感。”该报还引述民调称，对奥运会表示感兴趣的英国人已经上升到了51%。

“这就像别人在我们家开了一场派对，还收取巨额门票，而我们却被关在地下室里。”

——伦敦自由撰稿人丹·汉考克斯(Dan Hancox)批评奥运会称。许多伦敦人感到，他们要去负担奥运会最糟糕的部分——成本、麻烦以及官员告诉他们不要做这个不要去那儿——却得不到任何好处。“这就像生活在一个警察国家。”一名商家如是说。

“我们被拉到了强光之下，伦敦受到了太多关注，我们并不习惯这样。我们不擅长炫耀，我们也没有准备好接受所有人的目光，我们也不是个很容易搞定的约会对象。从本质上来说，伦敦不是一只‘派对动物’，它不会主动加入派对，也没有拿手的卡拉OK曲。伦敦有的只是一种邪恶的、沉闷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幽默感’。它聪明，有深厚的文学和戏剧素养；它内向、沉默寡言，又出奇地多愁善感。它属于慢热型，在生人面前笨手笨脚。当所有的忙乱和纷扰离开之后，我们会很高兴。”

——作家A.A.吉尔（A.A.Gill）在《我的伦敦啊，欢迎你来》中写道：“渐渐地，我们一致开始痛恨奥运。奥运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导致了无数的麻烦和不便。物价上涨、出租车难打，但是最重要的是，这座城市不需要更多到处瞧、到处跑、快活得逆天的游客了。”

“在如今这个经济前景晦暗的时期，打动所有人类的运动精神正是我们需要的东西。但可悲的是，在华丽背后，这一组织的傲慢和冷漠实在已经让人见惯不惊。”

——学者朱尔斯·博伊科夫（Jules Boykoff ）、阿兰· 汤姆林森（Alan Tomlinson）在《纽约时报》上载文批评国际奥委会道：这个组织给自己冠以“民主催化剂”的美名，但事实上由“极少数特权阶层所控制”；它对主办城市提出了包括法律、知识产权和安保投入在内的过分要求；奥运项目的“巨人症”和奥委会成员的治理也依然是挑战。

“奥运会吸引着我们两方面的渴望：既渴望友谊，也渴望名次。奥运会也迎合了我们两方面的梦想：既有集体之梦，也要追求绝对优势。当然，这些愿望是相互矛盾的。但世界本来就是如此。世界并不是一个拼接完好而且合乎逻辑的拼图，而是永远不可能完全调和的相互碰撞的波浪所构成的一个系统。”

——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评论道。他还引述了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名言“拥有一流智商的标志，是能够同时在脑子里保留两种相互矛盾的想法”，并且说，“这其实不是天才的标志，而只是每个能在这个世界有良好表现的人的标志，也是任何能够长盛不衰的机构的标志。”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则曾在《体育的精神》一文中提出过另一个矛盾：一方面，“国际体育赛事会带来仇恨情绪的狂欢”，另一方面，“人们说体育比赛可以让彼此更加友好”，“这里面的逻辑总让我困惑不已。”

“我们喜欢井然有序的庆典礼仪和宏大排场，但我们讨厌迫于任何权势被排成队列，我们为这个国家的艺术发明而深深自豪……这里诞生了莎士比亚和牛顿，也是达尔文和狄更斯的家乡。但我们同样陶醉于狡黠诡诈、尖酸刻薄，和毫不掩饰的古怪癫狂——这片土地也同样孕育了蒙蒂、皮森、布劳比先生（Mr.Blobby）、性手枪乐队和《小小小英国》。博伊尔形容，这场演出需要‘特立独行’……这正是这个国家最标志性的性格特征。”

——BBC家庭版主编伊斯顿(Mark Easton)在《英国的决定性时刻》中写道。

“你必须明白，你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与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比邻而坐，这时表达的意境优于体育竞技。”

——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导演丹尼·鲍伊尔说。他希望通过开幕式表达英国人“与生俱来的谦逊”，“但这不等于我们拒绝伟大，自我满足”。从始至终，鲍伊尔都在强调个人与国家的自省意识。《泰晤士报》称赞这体现的不是任何重要人物或强权势力，而是普通人民；过去的奥运会开幕式上主办国往往自我吹捧、膨胀，这在伦敦被换成了田园风光、普通农庄和袅袅炊烟。

“展示了伦敦充沛、无限而又混乱的精力，从朋克音乐到网络社交，刻意展示英国的自由社会和流行文化，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令人瞠目的准确、严谨和无与伦比的规模相比，形成鲜明对照。”

——《澳大利亚日报》评价伦敦奥运会开幕式。《洛杉矶时报》的评论则是：“令人动情，古怪，幽默，和令人激动；时而出人意料地黑暗，但绝不枯燥。有时让人感到随意天成，似乎再次观看时会发掘出更深刻的内涵、回声和韵律”。

“自我嘲讽和幽默感让开幕式更加人性化，英国人知道大英帝国不再是世界上唯一强权，但英国人过日子仍然不会忘记适当地开开玩笑和发发牢骚。”

——《每日电讯报》说，“‘英国’这个概念，很难被定义，而导演鲍伊尔则用一种近似于疯狂的盛会，来为‘英国’做了注解。”

“这个岛上允许各种声音。”

—一位网友说他看奥运会开幕式就记住了这句话。

“是你们媒体总提起金牌统计的话题。我在职业生涯从未统计过金牌。”

——美国运动员迈克尔·菲尔普斯（Michael Phelps）出席在伦敦的第一场新闻会时说。“参加北京奥运会时，我们是想要征服一切。我这一次只是比北京奥运会时少了一个项目，但是在过去的四年我们变得更加轻松，而且我们现在在享受比赛。”他说。

“金牌的进账还意味着奖金、房子、升迁、前程，在这些面前奥林匹克精神价值几何？人生就是一次次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伦敦奥运会羽毛球女双小组赛A组最后一场比赛中，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组合于洋／王晓理不敌韩国组合郑景银／金荷娜，观众嘘声四起后，新华社记者王镜宇在报道中如此写道。按照规则，于王组合故意输球，可避免在半决赛中与另一对中国选手相遇。在比赛中，现场观众曾试图用掌声鼓励于王组合展现水平、尽力比赛，但在这样的努力失败之后他们送上了一地嘘声。

“没有证据表明他的义肢能让他以超过生物学限度的速度奔跑。对我而言，这永远都只是个关乎平等的问题。”

——麻省理工学院生物机电系主任休·赫尔(Hugh Herr) 评论南非截肢运动员皮斯托瑞斯(Oscar Pistorius)入选南非奥运田径队时说。皮斯托瑞斯的最好成绩排不进世界前十，但好于他的队友。他的假肢比人腿更轻，因此曾被认为拥有不合理的竞争优势，而被拒绝与肢体健全的运动员同台竞技。

小姐和小偷

一份统计显示，在五个“奥林匹克区”，去年有80个场所被关闭，而同期伦敦其他32个区加在一起被关闭的妓院只有29家。但这仍没有阻止性工作者来伦敦淘金的脚步。与之同行的，还有小偷和骗子。伦敦警方公布的资料表明，在英国每分钟都会有人被偷，这些小偷每日收入有时高达1000英镑。而奥运会开始后，这个数字在成倍增加。

奥运与性生活

一家女性杂志曾调查称，83%从事有氧运动的妇女一周至少有三次性生活，40%的人经体育锻炼后更能激发，20%的人感到高潮更容易发展到顶点。美国《保健》杂志对男士的调查则显示：95%的人在参加运动三个月后有所提升。

奥运村一直被认为短时间内集中了地球上最好的肉体。今年的伦敦，据称会提供15万个。

奥运让人们喜欢上健身？

伦敦获得2012年奥运会举办权时，曾许诺让200万英格兰人参与体育和健身活动：一周至少三次，每次至少30分钟，称为“3×30计划”。这一计划自2007年实施后，参与人数曾有快速增加，但在去年，只增加了8000人。英国下议院文化、媒体和体育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曾得出：“尚没有东道主国能够证明从奥运会对体育持续增长的参与度中直接受益。”

英式幽默和业

英国的公司为奥运展开了各种竞猜，除了为常规的金牌榜和热点比赛项目设赌，他们还为下列这些想法投入了热情的关注：

“爱尔兰获得零奖牌”；

“奥林匹克体育场每天都下雨”；

“奥林匹克圣火将由撑着雨伞的人点燃”；

“开幕式期间奥林匹克体育场下雨导致圣火熄灭”；

“由于BBC评论员或主持在奥运会期间使用不恰当的词语导致官方作出道歉”；

“奥运村的被用光”；

“一位运动员未能在比赛开始前赶到赛场并将原因归咎于交通”；

……

体育间谍

随着奥运会涉及的利益越来越大，各国都在提升自己的应对策略，除了已渐为公众熟知的高科技泳衣等装备上的改进，“冷冻疗法”等训练方法上的偷师，战术和场地资料的搜集等间谍活动，也越来越多被采用。这些行为往往被掩盖在打着“创新”、“研发”、“情报”或其他看上去毫无关联的旗号之下，提前数年就开始为下一届奥运会做准备。

奖牌与贫富

博客网站管理人纳特·希尔弗（Nate Silver）分析了1996年以来夏季奥运会中，奖牌与所在国的关系，其中，奖牌得主所在国人均GDP最低的运动项目分别为：艺术体操（16452美元）、举重（16715美元）、羽毛球（16830美元）；人均GDP最高的项目则是：马术（39834美元）、铁人三项（38354美元）、游泳（36329美元）。新兴和弱小体育国家最容易取得奖牌的项目分别是：摔跤、跆拳道、举重、拳击、体操、柔道等，而他们最难染指的项目从难到易分别为：陆上曲棍球、篮球?、铁人三项、花样游泳、马术、沙滩排球，这些项目往往被少数国家尤其是富裕国家所垄断。

争议者

伦敦奥组委

LOCOG

奥运圣火在传递过程中不止一次不幸熄灭；高额的票价让体育迷望而兴叹；安保公司在最后时刻爽约，国防部不得不临时调派士兵前去支援；媒体也抱怨连连：国际体育记者联合会已经正式向伦敦奥组委提出交涉，要求立刻终止记者们还要自掏腰包买水喝的行为。

而在保护奥运赞助商利益上，奥组委更是惹了众怒。他们先是一家肉店老板的“香肠五环”广告牌侵犯了赞助商利益，又要求一家咖啡店停止宣传其“火炬型早餐法棍面包”。奥组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勋爵还特意在电视上嘱咐民众：当心了，如果你的T恤上恰好印有百事可乐的标志，你可能会被逐出赛场（可口可乐是伦敦奥运会的官方赞助商——编注）！

尤其让小气抠门的伦敦奥组委感到窝囊的是，他们还要招架来自纳税人的愤怒。奥运会的预算一涨再涨（2005年申办成功时，官方预算为接近30亿英镑。而根据天空体育在2012年初所进行的一份调查，最终的支出可能高达240亿英镑——编注），而伦敦奥组委承担了开销方面的所有骂名。当伦敦奥组委订购的琉璃艺术家戴尔-奇胡利红黄枝条缠绕的作品“火炬吊灯”出现在伦敦街头后，市民们在网上愤怒地咆哮道：“有谁点了面条吗？我能不能要求退回我的税款，让议员自己为这个傻东西买单？”

纳税人的指责不免让伦敦奥组委感到委屈。在其个人网站上，伦敦奥组委清楚地对其法律地位进行了解释：“伦敦奥组委是一家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注册的私人担保有限公司，注册号为05267819。”早在成功申奥后不久，国际奥委会就同意伦敦将举办奥运的职责分摊给两个机构负责：其一是名为“奥运交付管理局”的公共机构，其二就是私营性机构伦敦奥组委。奥组委一位新闻发言人的话形象地解释了二者之间的职能分配：“奥运交付管理局负责盖剧场，我们负责组织演出。”

两机构在性质上的差异直接决定了其资金来源的不同。根据英国《卫报》7月26日的报道，为公众所熟悉的“90亿预算”的花销者实际上是奥运交付管理局以及其他地方政府机构，而这90亿中有62亿是真正来自中央政府财政。相比之下，伦敦奥组委的预算一直控制在20亿英镑，其来源也更为简单清晰：7亿来自国际奥委会（其中3.5亿来自国际赞助商，3.5亿来自转播权转让），7亿来自国内赞助商，6亿来自门票收入。这笔固定预算与其所承担的庞大而事无巨细的工作（奥组委的工作包括火炬传递、开闭幕式和全部赛事的正常运转——编注）间显得有些失调，也难怪伦敦奥组委要在保护赞助商权利上挖空心思——比起难以取悦的英国民众，富哥们儿显然靠谱多了。

作为一家自负盈亏的机构，伦敦奥组委自成立以来，每两个月就要公布一份财务报告，其中仅公务招待一项就长达十多页。最重要的是，就算伦敦奥组委最后取得了盈利，作为身份特殊的私营机构，其本身也无法获得任何好处：按照规定，其60%的盈利要被投入信托基金，用于全国体育设施建设和草根体育发展，余下20%给英国奥委会，20%给国际奥委会，用以感谢他们对本届奥运会的支持。

主火炬设计师

托马斯·海瑟尉

Thomas Heatherwick

托马斯·海瑟尉把一个大秘密保守了两年，作为伦敦奥运会主火炬台的设计者，他每天工作结束后，都必须将自己当天所画的图纸、与同事讨论的文稿等全部销毁，才能离开。直到惊喜来临的那一刻……孩子们带着代表各自国家的铜花瓣，组成了一朵燃烧的火炬花。

“我认为奥运主火炬台不是一个单纯的‘物体’，我更倾向于将它称为一个‘瞬间’，一个‘事件’，”海瑟尉说，“自从1928年阿姆斯特丹第一次开始设立奥运火炬台以来，如今的趋势是奥运火炬台变得越来越大，有的简直可以用巨大来形容，但那是别人的趋势，和我无关。”整个火炬重16吨，其重量远不及四年前北京奥运会重达300吨的圣火火炬。”

42岁的海瑟尉被人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达·芬奇”，但他更愿意称呼自己为《查理的巧克力工厂》里的工厂主人“威利·旺卡”，总是做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他为伦敦设计了一座可以卷起来的桥，为上海世博会伦敦馆设计出了一座蒲公英似的“种子圣殿”。

他家里从祖父母辈起就都是设计师和手工艺者，“我周围的人总是在思考如何利用高超的技艺弄出些新玩意，我的许多作品都是为了赞美材料和匠人之心而做成的。”

开幕式导演

丹尼·鲍伊尔

Danny Boyle

“这场表演在情感上是非常私人的，除了表现出真实的感受之外，我们没有其他想法，一切都是真的，没有废话，也没有什么特指的‘点’。”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导演丹尼·鲍伊尔说。

丹尼·鲍伊尔凭借《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为大众所知，但他的《猜火车》早已是小众经典。他的影片总是狂热又激烈，迷失在城市迷宫里的人不顾一切地追寻真实的自我。鲍伊尔说：“英国曾经是理想世界，然后它成了一个凄凉的工业社会，当然还有‘第三条道路’（布莱尔曾提出超越左右政治分野的第三条道路）——商品化，它让全世界变得一模一样，GAP和星巴克遍布每个角落，你会看到这种生活方式是怎样束缚我们的，而我们为此付出了多大代价，多想永远离它而去。”

开幕式的背景音乐得意洋洋地一首接一首地播放英国的经典歌曲，从性手枪到皇后乐队，鲍伊尔本人是个摇滚乐迷（“在当时，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如果不做教士、工人和超市收银员，就只能去当摇滚明星”），在他的处女作《同屋三分惊》里，主角将招募房客的考题定为：“我把这张唱片放15秒，然后你说出乐队和主唱的名字，以及他和他的乐队推出的三首单曲……”

鲍伊尔的电影之路并不顺利，“英国是一个盛产音乐的国家，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乐队，但我们的电影跟音乐相比，简直是垃圾。归根结底是钱的问题，组乐队不需要多少钱，喜欢就做了，但电影不同。”《同屋三分惊》问世时，他已经快40岁了，不过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他就成了英国屈指可数的大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