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为仁由己”到“良知见在”

摘要：孔子思想的终极指向是践仁以成圣，这一终极追求必然包括成圣之何以可能的内在根据与实践途径两个基本方面；前者是本体论，后者是功夫论。本文以《论语》为基本文献来阐述本体依据和功夫路径之间体用一元的内在关系，由此展开，宋明理学中的一元论思维模式是对其继承和发展，而王龙溪的“良知见在”正是这一思维模式的典范和大成，将体用一元推向了顶峰。

关键词：仁；良知见在；一元论；孔子；儒家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2)04-0125-04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范畴，也是儒家学说得以确立其主流文化地位的主要根据。“仁”的概念虽然不是由孔子最早提出，但经其诠释和倡导后，仁的意义更加明确，内涵更加丰富，而且具备了本体层面的超越意义，是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思想的萌芽。孔子在突出仁难保、圣难成的同时，也用一句“为仁由己”将成圣的内在根据——仁——拉到了现实生活层面中来，使成圣的内在根据完满具体地存在于个体生命之中。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孔子一方面强调仁之难成、圣人难至的同时又轻松地说“我欲仁斯仁至矣”的原因。从本体层面而言，“为仁由己”强调了个体成圣的可能性，是内在的根据；从实践层面来说，孔子又强调克己复礼之成仁路径的必要性，是外在条件。两方面的统一才是孔子的一元论思维模式。这一思维模式对传统儒家思想甚至对整个传统文化领域的影响可谓深远。体用一元的思维模式经王阳明及其后学大力倡导后更是走上了顶峰。王龙溪的“良知见在”便是这一思维模式的最佳典范。下面从“为仁由已”，“良知见在”和“从一元论思维向度看几次思想争辩”三个方面，以点面结合的方式分析儒家传统的一元论思维模式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为仁由己

我们读《论语》可以知道，孔子虽然将“仁”放到思想核心的地位，但是对仁并没有一个始终如一的完整定义，而是用各种诠释性的语言对其加以规范和描述。比如，“刚毅，木讷近仁，“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子张问仁于孔子，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惠、敏。”。由此可知，各种具体的道德规范比如恭、宽、信、敏、惠、孝、悌、刚毅等都不足以诠释仁的完整内涵。仁是超越于各种具体道德规范之上的，并对各种道德规范无所不包的超越存有，这种存有不是一种道德预设，它能够真实地呈现在经验生活层面，并贯彻落实于个体生命中。所以，虽然孔子用各种具体的道德规范来从不同的侧面诠释仁的内涵，但是我们不能说“仁”是孝、恭、宽、信、惠、敏等道德属性的组合。“仁”本身的超越意义不同于过程层面各种道德规范的简单相加。“仁”作为一种超越的存有，既表现为各种具体的道德规范，又不为这些具体的形式所限定，这就是仁的本质特征。虽然我们尚不能说“仁”在孔子思想中是最高的宇宙本体或纯粹的逻辑本体，但是相较于其他具体的道德规范而言，“仁”具有相对超越的意涵，这是可以肯定的。

孔子虽然赋予仁以超越的属性，但是并不将其独立于个体生命之外。他更加强调的是：“仁”只有表现于经验层面，贯彻到个体生命中，才有真实之生命。孔子认为，“仁”作为一种成圣成贤的内在根据，它完满地存在于个体生命中，不需外在寻找；所以他才自信地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从道德实践的角度来看，“仁”以具体的道德形式表现在日用之中的，而道德实践何以可能的根据，就在于“仁”这种道德本体完满地存在于个体生命之中。所以，对仁的“为”或“不为”，“欲”或“不欲”全由自我来决定，而非来自外在约束。

笔者认为，孔子为“仁”赋予了超越的涵义，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突破，是对天、命、神力的挑战，对怪、力、乱、神的淡化。更重要的是，孔子将“仁”这种道德本体完整地贯彻到个体生命中，这是对人自身的肯定和解放，他为人类找到了自我挺立的根据，使人开始从对天命神灵的畏惧转向到对自我的审视和肯定，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解放。无独有偶，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也将哲学从天国拉到了人间，这都表现了轴心期时代的思想家对人性的自觉。当然，孔子所说的“我欲仁，斯仁至”是从应然的层面，即践仁的内在根据上说的，既是修养功夫的成熟，也是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所以，我们不能由此一句来怀疑和否定孔子的功夫论。

孔子一生的最高追求就是践仁成圣，然而他并不以仁者自居。孔子曰：“君子之道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就连其最得意弟子颜回，孔子也是这样评价“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可见，在成仁成圣的具体实践上，孔子总是强调要做一番“克己复礼”的功夫。仁是内在的道德根据，礼是外在的道德规范，孔子对仁、礼的并重，正是本体依据与功夫路径的统一，也是体用一元思维模式的完整体现。比如《论语·颜渊》中记载：颜渊问仁。子愈：“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子罕》中还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些都是孔子践仁的功夫，即是以礼来保障仁的朗现。

由上可知，孔子从超越层面解释了人们道德实践的可能性依据，那就是“为仁由己”。既指出了成圣的内在根据又认为这种根据内在于个体生命之中，为则可成，欲则可至。但这只是一种应然意义上的可能，而不等于说现实的个体都是圣贤。在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背景下，孔子留恋的依然是周礼，他心目中的圣人也只有文、武、周公。对于当世之人，孔子认为“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面对当时社会现状，很多人选择了逃避，而孔子却到处奔走呼号，周游列国，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决心和对社会人生的担当精神正是其内在“仁”的呈现，也是“仁”之不容己性的外在要求。孔子曾喟然长叹“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虽然“仁”本然地存在于个体生命之中，然而，只有孔子这样的圣人才能将其真实地呈现和践行。在孔子身上，既体现了体用一元的统一，又体现了“有”、“无”境界的统一。其“有”是肯定仁之本体的当下存有，是根据意义上的有；其“无”是自觉地克己复礼而不强迫、不做作的自然为之之无，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无。这种有无之境才是真正的圣人境界，也是体用一元的完美结合。由孔子开出的这种一元论思维模式及其有无统一的境界论对整个中国哲学乃至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明代心学一派则是将这种思维模式和境界都推向了顶峰，是对孔子的继承和充分发展。王龙溪的“良知见在”思想是为大成和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