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本解读与整体关联性的策略研究

一般认为,“文本是有意义的语句的序列,它们传达信息,表达共同的主题,具有连贯性和完整性的特点”[1]。虽然主题的指向是否集中和鲜明,语句序列的完整和连贯是否充分,在不同的文本中有所差异,但把文本视为人工的一个统一有机体的基本观点,大致成立。基于此,从整体的关联性角度来解读文本,注重“整体把握”或者“整体感悟”,已经成为语文界的共识。但如何在整体的视角下处理局部间的关系,或者整体如何细分为不同的层面,而各个层面又如何最终组成在一起表现主题,诸如此类的问题,正是文本解读所要处理的基本问题。

中小学语文阅读教材中有文学文本,也有非文学文本,区分这两类,有助于我们确立不同的解读态度和制定相应的解读策略,但这一界限并非绝对。比如演讲词,还有书信、日记等,我们只有看到具体内容,才能确定其偏于文学还是非文学。不过,有学者把文学和非文学的文本之分,归结为感性和理性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恐怕并不妥当,充其量也只适用于两类文本中的个别文种。对于文学性文本来说,感性是其题中的应有之义,但又不限于此。文学文本往往以对单向度思维方式和单一表达功能的突破,以更具综合功能的语言力量,使得整体与部分、各部分间的关系也趋于复杂和多面。相比于非文学文本较多考虑语言所反映的知识或者语言表达的思想这两个层面,文学文本往往需要把语言的自身层面以及所构建起的自然意象和社会人事等层面一并考虑进来,而知识信息与思想逻辑层面,却没有因此被完全摒除出去。下面的讨论,将主要以文学文本为对象。

一、探究文本内部的整体联系

注重解读文学文本的多个层面,强调整体视野下文本各部分间的关系,是就解读的大致思路而言的,对于具体作品还要加以具体分析,以充分把握作品“这一篇”的特点。不过,在具体实践中,把整体与部分割裂开来的解读,时有发生。以2013年高考语文重庆卷的古诗歌赏析题为例,该题阅读材料选用了钱继章的《鹧鸪天》:

发短髯长眉有棱,病容突兀怪于僧。霜侵雨打寻常事,仿佛终南石里藤。

闲倚杖,戏临罾。折腰久矣谢无能。熏风未解池亭署,捧出新词字字冰。

提出的问题是:“上片刻画了词人怎样的自我形象?运用了什么手法?”提供的参考答案是:“容貌病态怪异,性格坚忍不拔。用描写刻画外貌,用比喻突出性格。”对照这首词的上片,考虑到高考的特殊性,以这样的答案作为评分依据还算过得去。然而,如果从日常语文教学的文本解读要求来看还是有欠缺的,主要是没能从整体视野来处理文本的局部关系。因为无论是容貌还是性格,这样的局部差异,其实都在超越日常世俗的层面得以整合。而这种整合,又在艺术手法上得以落实。“怪于僧”是类比,“仿佛终南石里藤”是比喻。不管是类比还是比喻,其实都在更具整合意义的“比”的层面,把这一形象指向了超世俗的一面,并最终跟明遗民的民族气节联系了起来。即使从最基本的声音层面看,韵脚的“僧”与“藤”的关联性,也会让读者产生这一整体联系。

说到声音层面,旧体诗词的平仄节奏,也往往会凸显语义的作用,如选入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五年级上册的纳兰性德的《长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在声律要求上,上片和下片采用同样的平仄,这样的反复,与行程的漫长和乡思的绵长是紧密相关的(一韵到底也强化了这种相关性)。

当然,声音节奏与语义层面在整体上的统一关系不仅仅体现在诗歌中,在其他文类中也有所体现。如鲁迅名篇《记念刘和珍君》的开头: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

开头的语气看似平稳,语义也是信息告知式的平淡。但由于句子过长,节奏呆板,朗读时几乎没有留下换气的余地,使得长句造成阅读上的憋闷感,把作者内心强压下的悲愤之情生动地传递了出来。

以整体视野解读文本的局部关系,既可能是局部与整体的直接关联,也可能是在局部与局部互相组合中才形成与整体的最终关系,并揭示了潜在的主题意义。如同契诃夫小说中散漫在各处的细节描写组合成有机整体,才有可能揭示小说的全部意义。而各个局部也并不总处在同一层面,局部之中更小部分支撑起一个较大的局部,并逐渐形成与整体的联系。不把局部放回到文本的局部与局部关系中,而是把它抽取出来直接与主题挂钩并阐释其意义,乃当今语文教学中文本解读的又一弊端。例如,《孔乙己》的结尾:“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一般教师都会发问,“大约的确”是否矛盾?为什么?预设的答案是不矛盾,因为“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在没有确证的情况下,只能用“大约”,但是在那样的社会下,他悲惨的命运必然不会寿终正寝,故用“的确”以显示对社会的批判。这样的回答,最起码忽略了“大约的确”的判断与文本内部的两个关联性。第一,此前写到酒客们谈及孔乙己被丁举人打断了腿后,就有他后来“大约死了”的猜测,只因为他出现了一次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于是原先的猜测终于得到强调。可见,用“大约的确”,不过是说明猜测得到的结论,可能性非常大,但作为一种猜测的基本性质没有改变。由此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关于孔乙己命运的信息,只能是一种不确定的猜测呢?简单说来,小说展现的环境中并没有真正关心孔乙己的人,叙述者“我”之所以提及他,也只是因为他给叙述者的无聊工作增添了乐趣。这样,孔乙己出现在小说舞台,穿“我”的视角,如同生活中可有可无的点缀一样,基本是在“我”并不积极的状态下,把他的人生点滴叙述出来。没有真切的同情,有关孔乙己的信息片段变得模糊也就成了必然,这才是作者所要揭示出一个冷漠世界的意图所在。换言之,我们只有先期确立起文本内部间的有机联系,才有助于对作品主旨的真正理解。

二、开拓！文本的外部关联及对话意识

文本解读在立足整体的视野下,既可以向内探究更细小的局部关系,也可以向外探究文本外部的制约因素和潜在影响。以前解读文本,因为受社会学批评的影响,尤其着眼作者生平和时代背景,将作品与背景一一对应固然机械,但如像英美新批评那样,完全把文本与作品生成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割裂开来,也并非辩证。这里需要考虑的是,文本的外部环境,除开作者和读者原因外(比如《记念刘和珍君》的写作,就有强烈的读者意识),还有作者写成作品的特定情境与其无法脱离的时代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密切关系。

一些研究者在解读郭沫若的名篇《天上的街市》时,指出了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苦闷中的郭沫若流荡在日本,以对星空的美丽想象来抚慰自己的心灵。[2]把艺术看作对现实不满的升华,这样的 解读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却无法解释被银河阻隔的牛郎织女为何没能在古代自由往来,虽然这一想象本身就是古人婚姻不自主的产物。中学语文教师在教这首诗时,常常会拿这首诗跟古代的《皎皎河汉女》比较,得出的结论是:郭沫若的诗歌想象更丰富,态度更乐观。但这一结论其实只是一种没有分析的现象描述,它无法解释,虽然古人留下那么多有关牛郎织女的诗歌,却几乎没有想象其自由往来的构思,最乐观的也就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样基于无奈的自我安慰。这里的关键问题是,郭沫若所写的这一首新诗,不仅仅是语言意义的,也是时代意义的。当婚姻自主和恋爱自由成为时代的普遍要求后,想象牛郎织女能够自由来往,就有了厚实的基础。不从整个时代背景着眼,又如何能揭示其想象大胆、态度乐观的本质意义呢?

再如,对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论者会探究“这几天心情颇不宁静”的具体指向。有人从大革命失败或者家庭关系失和等背景来解释,似乎有一定道理。这样的解释虽然对理解其写作动力有一定帮助,但解释的对象毕竟处在文本的边缘,与文本核心尚显迂回。从文本核心看,其构建起的观莲行为与联想而及的采莲诗文,其实具有本质的对峙性,即由观莲而来的冷静与采莲的热闹所引起的失落。这里涉及魏晋六朝的两种文化传统。采莲的热闹和风流已经被作者在文本中明示,但东晋高僧慧远开创的莲社即通过观莲而对尘俗之念的涤荡,包括沿袭这一传统的理学家的《爱莲说》,更像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渗透至文本的肌理。也许,揭示这一文化传统的潜在背景,更容易将《荷塘月色》“这一篇”的特色恰如其分地揭示出来。

文本解读既要对文本内部关系充分剖析,也应对文本外部关系保持一定自觉。在揭示作者背后的东西或者被作者有意无意遮蔽的内容时,解读者似乎实现了施莱尔马赫的理想:解释意味着比作者本人更好地理解作者[3];但这种更好地理解,也有可能是解读者自己对作者的遮蔽。尽可能避免这种遮蔽,需要对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写作特点予以同情式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对话而不是简单转译或者成为作者的传声筒。作者自我阐释的写作意图当然是理解文本的重要依据,但须知文本与作者间其实也有一种间离乃至断裂,这不单单是因为作者的意图并不总能在文本中得到圆满贯彻,而且作者自身的立场也有游移,更不用说其自身的理智与情感、意识与潜意识等也会处在或对峙或交集的复杂状态。因此,当解读文本得出的结论有可能与作者创作的观点产生差异时(比如托尔斯泰关于契诃夫《宝贝》的主题解读与作者的创作意图完全相反),不是用作者的自我解读来讪笑读者的理解,而是把语文课堂作为一种对话的平台,充分吸纳各种观点,从而推进对文本的深入理解。

采用提问、讨论等启发式教学切入文本,曾被视为解读文本时对话意识的体现,但即便围绕问题的讨论,也应该立足文本,并通过建立文本内部与外部的联系,为思考开辟通道。

有位女教师执教冰心的《笑》,课前以自己的笑脸为导入,问学生自己的笑脸是否可爱,从而引出文章所勾勒的三种笑脸:天使的笑、婴孩的笑和老妇的笑。虽然这只是一种课前导入,但问题在于,教师自己的笑脸,这样一种职业中年女子的笑脸,似乎无法归属于文章写到的任何一种笑脸。这就引起我们的深思,冰心的选材特点与其文章的主旨有何实质性联系呢?还有一位教师,执教萧红的《祖父的园子》,与学生讨论如何复述课文内容,对于学生没采用概述而评价说:聪明的孩子一定不会这么说。照此逻辑,作具体化描述的萧红就是最愚蠢的了——这是不顾文本自身逻辑而必然得出的荒谬结论。同样,与其质疑《祝福》中鲁四老爷家的短工所说的祥林嫂死因,并用自以为高明的解读代替那位短工的并不恰当的“穷死”的答案,还不如来追问:为何那位短工会说祥林嫂是穷死的?如果我们认为这一答案不得要领,有更恰当的答案吗?就这样,通过把问题放回文本自身的语境,我们的思考才会有可能避免机械和武断,并建立起解读行为与文本的真正对话。

解读文本,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展开讨论,即我们解读者自身是在怎样的背景中向文本提出问题的?这一问题反映了我们自身怎样的立场、态度和方法?这样的讨论,使得我们和文本相遇,在建构起对文本全面理解的同时,也有可能实现解读主体的自我生成,使自己的思考变得更客观。正如狄尔泰所说:“一种解释对世界解释得越多,也即它对蕴含了表达的关联总体揭示得越全面,它就越客观。”[4]

  参考文献

[1]鲁德涅夫着,杨明天等译.20世纪文化百科词典[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431.

[2]公木主编.新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75.

[3][4]穆尔着,吕和应译.有限性的悲剧:狄尔泰的生命释义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238-239,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