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第的中晚期歌剧

威尔第一生的创作经历过各种不同的时期，虽然每个时期都有杰出的歌剧诞生，但被行家和公众普遍喜欢的，莫过于他中晚期的歌剧，这时的威尔第在创作中出现了“井喷”的现象，其质量之高，使同行望而却步，甚至有“既生瑜，何生亮”之叹，而他一生绝大部分的经典之作大多产生于这个时期。

有过艺术创作经历的人都知道，艺术家的创作有其随机性。有时，一个艺术家在某一个阶段所表现出来的旺盛的创作活力，往往取决于艺术家在当时的心理和境遇，比如柏辽兹为狂热的单恋创作的《幻想交响曲》：舒曼和克拉拉结婚后，爆发出了强烈的创作激情，这种勃发的创作热情常常会使杰作诞生，也会因为过度的燃烧而耗尽自己的才华。艺术家多是情感动物，容易被激发，也会沉默消极，威尔第在创作完《阿依达》之后，经历了长达15年的沉寂，如果不是晚年再度执笔创作，恐怕也会被视为江郎才尽了。

艺术家创作的随机性，或许就是人们无法预知的命运的安排。瓦格纳如果没有遇到年轻的国王，或许不会诞生《尼伯龙根的指环》。柏辽兹一生作品不多，其原因是得不到赏识，缺少演出机会所致，而巴赫和海顿由于境遇的特殊，使他们都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作品。显然，威尔第也是得到命运垂青的作曲家，《纳布科》的成功，激发了威尔第身上所有的能量，以至于在这一时期，集中诞生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歌剧，也是最受大众欢迎的歌剧作品。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杠杆我可以撬动地球”，威尔第正是拿到这根杠杆的幸运儿。

这里所谓的威尔第中晚期的歌剧，正是威尔第壮年时期，心智的成熟、阅历的丰富、艺术观的定型都是创作杰作不可或缺的因素。它大致可以从创作于1851年的《弄臣》开始，一直到1871年的《阿依达》。除了这两部歌剧之外，这个时期威尔第创作的歌剧还包括《游吟诗人》（1853）、《茶花女》（1853）、《西西里晚祷》（1855）、《西蒙·波卡涅拉》（1857）、《阿罗尔多》（1857）、《假面舞会》（1859）、《命运之力》（1862）、《唐卡洛斯》（1867）。其中，除了《阿罗尔多》让人稍感陌生外，其他几乎都是威尔第如雷贯耳的歌剧名作。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这长达20年的创作生涯里，威尔第像春蚕吐丝那般，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一个作曲家一生可能只会有少量的作品传世，而像威尔第那样，在一个时期集中出现杰作的现象也颇为少见，由此可见，良好的机遇、声望的确立，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艺术史上有不少短命的天才，因得不到赏识，郁郁而终的不计其数，这或许就是命运，说不清，也道不明。

三部最悦耳的歌剧作品

《弄臣》来自雨果的戏剧，自上演至今都是威尔第最受人欢迎的作品，它可以说是威尔第作为一个歌剧戏剧家成熟的标志，无论从音乐还是戏剧结构来说，《弄臣》都堪称完美。平心而论，虽然至今仍有很多严肃的艺术家拒绝通俗的艺术表达方式，但真正能做到好听、好看、不让人厌烦且具有相当艺术质量的艺术家并不多见。严肃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让人倒胃口的代名词，它有时不过是一件蒙人的外套罢了。威尔第对此是非常警觉的，他深知一种好的表达形式远胜于空洞的理念。《弄臣》不但有华丽的场面、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尤其在音乐方面，优美动人的咏叹调，清一色的只用男声的合唱，而在第三幕的四重唱，堪称重唱中的经典之作，它可以说是歌剧中最著名的一首重唱曲。威尔第对自己的这部歌剧也非常满意，他曾说过：“从戏剧效果上看，《弄臣》是我所写的歌剧中最好的一部，它的情节最富戏剧性，既紧张曲折，又有生活气息，而且非常感人。”的确，《弄臣》是威尔第步入中年的一个契机，而智性的成熟使得歌剧充盈着悲剧的张力，中年人明白生活中并不仅仅包含批判，人生的无奈、命运的乖张、智者的哀痛有时仅仅是一丝苦涩的梦呓。《弄臣》并无刻意的批判性，它只是用音乐完美的表达了一部歌剧，公爵的“女人善变”，吉尔达的“亲切的名字”唱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物，风流无德，纯情稚真，这本来就是悲剧的成因。《弄臣》的成功既有音乐的因素，也有人性的刻画，而所有伟大的艺术无不洋溢出人性的光辉。

1853年，威尔第连续上演了《游吟诗人》和《茶花女》，有意思的是，加之《弄臣》，这三部歌剧形成了威尔第旋律美的名作，是威尔第歌剧中最好听的三部歌剧，可以用抒情奔放、酣畅华美来形容，它也是目前威尔第歌剧中上演率最高的三部作品。

《游吟诗人》和《茶花女》几乎同时创作，但却显示了不同的风格和命运。前者强烈而奔放，场面宏大，热情洋溢：后者则抒情婉约，基本上是一部发生在客厅里的爱情故事。在题材上，两部歌剧都是有关法国的内容，《游吟诗人》取材于中世纪法国游吟诗人的故事，《茶花女》则来自小仲马的小说。《游吟诗人》在彩排的时候便获得极大成功，而《茶花女》的首演是以令人惊讶的失败告终的。现在看起来似乎有些荒谬，但事实就是这样，世界上两部上演率最高的歌剧《茶花女》、《卡门》在首演时都惨遭失败，比才甚至还为此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游吟诗人》因其狂风暴雨式的激情的悲剧而吸引人，剧中的“铁匠大合唱”，感慨激昂，有着强烈的鼓动性，是威尔第合唱中极为著名的唱段，而第三幕由曼里科演唱的，具有英雄气质的咏叹调“柴堆上火焰熊熊”，在最后结尾处的高音c，是衡量男高音的试金石，令功底稍差者望而生畏。或许在音乐上《游吟诗人》有着诸多缺陷，不及《茶花女》那样给人以一气呵成的感觉，我们甚至可以说这部歌剧在旋律上几无瑕疵，无一处不美。而像《茶花女》那样自始至终有着动人旋律的歌剧，在歌剧史上也是罕见的。一般的歌剧常常以一两首优美的咏叹调就足以撑起整部歌剧了。

威尔第的这三部歌剧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这使得威尔第逐步确立了自己在剧院的权威地位，这是一个不同的角色转换。能力稍差的作曲家常常对剧院老板、歌手的无理要求忍气吞声，不敢言语，而威尔第会鼓励演员尝试各种不同的角色，但有悖于音乐内容的则绝不允许。在音乐上，以往的作曲家如罗西尼、贝利尼等，除了对迷恋旋律外，对其他方面殊少关心，威尔第则开拓了歌剧中的戏剧因素，它使得歌剧的内容变得更为丰满，扣人心弦。在演唱上，威尔第摒弃了传统意大利歌剧那种为吸引观众而刻意增加许多花哨的技巧，威尔第的咏叹调平实、舒展，洋溢出一种温暖的抒情气息，他的技巧纯熟而不夸张，这些都是威尔第超越前人的地方。

威尔第的其他作品

《西西里晚祷》和《西蒙·波卡涅拉》相对来说，是这一时期不如其他几部作品有名的歌剧，这似乎是一个缓冲。《西西里晚祷》是威尔第和法国著名剧作家斯克里布合作的歌剧，但事实真相是夏尔·迪维里耶捉刀的产品。我们现在可能不知道，在当时的法国，作坊制作的产品并不鲜见，一个艺术家出名以后，各种邀约不断，为了争得更多的钱财，有些人就开起了作坊，雇人生产，满足不同要求的客户。这里面最著名的如作家大仲马，雕塑家罗丹。当然，这种现象现在也有，只是比较隐秘罢了。但斯克里布的这种做法深深激怒了威尔第，天性纯良的威尔第是绝不允许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且斯克里布在把剧本交给威尔第的时候，还隐瞒了曾经将它给过多尼采蒂，只是多尼采蒂未曾完稿即去世。这部歌剧在首演时获得成功，现在上演的不多。《西蒙·波卡涅拉》在首演时便惨遭失败，剧本的拙劣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西蒙·波卡涅拉》是男中音最棘手的角色，历来也受到男中音的欢迎。

从威尔第的创作中，我们不能忽视政治因素。在威尔第时代，他的创作其实一点都不自由，为了避免各种严厉的审查制度，威尔第只能用隐晦的方式，或者用移花接木。如《弄臣》，雨果的原作写的是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为了避免当局指责他讥讽国王，威尔第只能把他改为曼图亚公爵。而为避免意大利当局禁演《西西里晚祷》，只能改名《古兹曼的少年》，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包括后来的《假面舞会》，剧情原是描写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遭暗杀的真实事件，但歌剧在上演时，有人偏偏认为它是表现图谋暗杀拿破仑三世，不予上演，万般无奈的威尔第只能将故事内容改为波士顿，把主人公改为英国人，才避免了被封杀的命运。相对于《假面舞会》来说，《命运之力》更为杰出，它的序曲是音乐会常演的经典曲目，歌剧表现了一种无法抗拒的，神秘的命运力量，而代表命运的主导动机是这部歌剧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充满着急迫紧张的感觉，令人不安。这部歌剧在开始时，或许内容过于巧合离奇，音乐又相应地灰暗神秘，并不受到人们的欢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喜欢它的人越来越多，这或许是歌剧表达了人们对无法欲知的命运的联想。

威尔第的《唐卡洛斯》是一部复杂的，带有强烈政治意味的歌剧。这不但在威尔第的歌剧中极为罕见，且剧中人物错综复杂的情感关系，不但使得这部歌剧充满着多变的戏剧性，也影响了他们之间的政治立场。或许是歌剧的情节过于严肃和复杂，所以自1867年在法国巴黎歌剧院上演以后，一直不曾受到大众的欢迎，但却是引起了很多音乐理论家的兴趣，这仿佛又像是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那样，它们有着类似的情节，也同样不被一般的大众所接受。《唐卡洛斯》首演的不成功或许和这部歌剧过于有关，后来威尔第重新修改了《唐卡洛斯》，并将原作压缩成四幕，但从实际演出来看，第四幕更像是一个尾声。现在看来《唐卡洛斯》无疑是威尔第最有价值的歌剧杰作，它着重挖掘了人物的内在心理，他们的动机，思想脉络，使我们再一次发现在《命运之力》中的那种挥之不去的宿命的阴影。《唐卡洛斯》写出了人的无奈，的困惑，政治的险恶，权力的贪婪，冷酷，毫无人性和理想的脆弱。

《唐卡洛斯》自从问世之后，不时受人诟病，认为这是威尔第有意模仿瓦格纳的风格。如比才就说：“威尔第不再是个意大利作曲家了，他一心想学做瓦格纳。这部作品（指《唐卡洛斯》）固然不再出现他自己的缺点，但也同时不复保有其个人特色。”其实，这种见解不免有些褊狭，但反过来也能说明威尔第本来的歌剧风格已经深入人心。威尔第在创作后期的确受到瓦格纳的影响，在《唐卡洛斯》中最能让人联想到瓦格纳风格的是对音乐动机的运用，和不复以往的，使用大段具有吟诵风格的唱段。

《阿依达》同样有着瓦格纳的影子，这部有着法国大歌剧风格的歌剧，场面宏大辉煌，在当时也算是空前的大制作了。《阿依达》是因1869年埃及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同时在埃及新建成的歌剧院而写的，歌剧院的总监本来只希望威尔第能写一首赞歌，但威尔第并不想写这样一首应景性的小曲。这样，在埃及国王的邀请下，威尔第写了这部杰作《阿依达》，当然，丰厚的稿酬也是一个因素，《阿依达》的润笔比《唐卡洛斯》高四倍，是当时最高的稿酬。总的来说，阿依达有些程式化，这或许也是应景性作品的通病，它的音乐虽然好听，但很难打动人心，第二幕壮丽的凯旋进行曲，雄壮辉煌，但似乎只是一种仪式音乐，充满着表面的光鲜，并无实质性的内容，好比亨德尔的音乐雄壮辉煌，但真正打动人心的还是巴赫哪些看似唠叨的内心独白。这部歌剧最感动人心的地方在第四幕终场，阿依达和拉达梅斯的二重唱，那种悲戚的离别，感人至深。它让人感叹，威尔第毕竟是威尔第，他对人性的理解，对不幸的同情关怀，都出白天性的纯良，在不幸甚至黑暗的时代，这种关怀不啻是一种可贵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