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在美国:变中之不变

尽管经历了古典、现代、当代的不同面孔,自由主义仍遵循其内在演变逻辑,它始终是美国一以贯之的制度根基和政治传统。如果说在美国自由主义是方向舵,那么实用主义就是调节自由与保守的平衡机制,它使自由主义具备了一种自我纠正能力,是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安全阀。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钱满素著,三联书店,2006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1〕向读者展现了自由主义在美国从确立、修正、摆动到反弹的一系列过程。尽管经历了古典、现代、当代的不同面孔,自由主义仍遵循其内在演变逻辑,它始终是美国一以贯之的制度根基和政治传统。

变革:与旧世界决裂

托克维尔曾指出有助维护美国民主共和制度的原因有三:一是上帝为美国人安排的独特的、幸运的地理环境;二是法制;三是习惯和民情。〔2〕320的确,美国人得天独厚,有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的一些“偶然的或天赐的”条件。17世纪欧洲开启了宗教改革运动,而主张进一步净化英国国教的清教徒们则踏上新大陆,“断然宣称他们独立于旧世界的过去……”〔3〕122随着自由主义在欧洲兴起,又经几代人在理论和实践上提炼总结,没有历史负担的新大陆成了最佳实验场。

当然清教徒也不是一步踏进自由主义新天地。新英格兰一开始是政教合一社会。然而它奇妙而又顺时合境地孕育并发展了“契约概念、政治自治、个人意识、资本主义以及个人的自我约束力”这五大自由主义基因(9―12页)。这是一个宗教自由向政治、经济、社会渗透的过程。首先,天赋人权的自然权利理论、人生而平等的理论、限制一切权力的理论皆来自契约论。这个全新的概念预示着新大陆与旧欧洲在思想与实践上的决裂。契约关系决定了被统治者有权监督、限制以及撤换不遵守契约的统治者。个人所享有的天赋权利既非政府赐予,也不能由政府僭越。其次,殖民地人民一开始就养成自治习惯,虽则脱胎于宗教生活,却俨然是民主政治雏形。再次,相信上帝面前人人有罪的清教徒个个都可凭自己的良知和判断向上帝直接忏悔,与上帝直接交流,这是人人平等的原初形态。个人的自我反省、自我监督、自我赎罪为思想自由做好了铺垫。第四,对于如何在人间立足,清教徒所思所想与所作所为恰与资本主义精神契合。他们视财富为上帝恩宠,以获之为得救象征,主张独立自主的创业精神,同时也反对奢靡享乐的生活态度,提倡勤勉节俭,这就为资本积累做好了物质与精神准备。最后,清教对个人的约束不但为自由主义打下基础,也为其实施创造了条件,是防止自由被滥用的关键性因素。

殖民地人惯于自治自由,旧欧洲的封建专制政体无从在此落脚。母国不经他们同意的征税和限制最终导致战争。随着革命胜利,保王派自动从美国国土上消失。立国后,立宪者将蕴涵自由主义最本质原则的《独立宣言》以根本大法形式固定下来,促进了自由主义的体制化。政教分离原则的确立表明政府无权干涉人的灵魂和思想。与宪法同时通过的十条权利法案首当其冲限制政府权力,以保障公民政治自由和个人权利不受政府和他人侵犯。对人性、权力、政府始终持警惕之心,这是自由主义一大天性。与政治自由不可分割的是包括个人财产权在内的经济自由。它反对政府过多干预,不容许任何垄断,提倡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资本和物价以充分发挥经济潜力,给个人及社会带来益处。承认人的行为可以用“理性地追求自利”来解释,为摆脱冠冕堂皇的旧式道德羁绊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在变与不变之间:美国式保守主义

与旧欧洲维护君主独裁、反对人民的保守主义截然不同的是,美国式保守主义是对已然被证实了的秩序、体制和社会框架的巩固。美国“基本上不存在欧洲国家中反对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它唯一的主流就是自由主义。当自由主义成为传统时,维护自由主义也就成了保守主义”。(199页)从早期党争,到进步运动和新政,美国自由主义渐行渐左,直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保守主义反弹,自由主义呈现出的始终“是一个调节摆动,把握程度和限度的问题”(107页)。美国自由主义秉承了一向较为中庸的英式启蒙,本能地包含一种尊重传统、头脑清醒、重现实、远狂热、相信历史自有其客观规律的精神气质,对人性亦有足够的估计,从而塑造了独特的美式保守风格与稳健作派。除了一场消灭奴隶制的血战,一切变化似乎都与当初踏上美洲“应许之地”的清教使命一样,“不需,只需建设”。只有新左派一度走向极端,但美国特色的保守气质似乎在关键时刻总能起调节过激政治空气的作用。

独立后不久,美国就发生了第一次党争。制宪者们遭到所谓反联邦党人的质疑。后者主要惧怕产生过于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从而孳生侵犯公民权利的独裁者。其实两者分歧更多在程度,而非根本原则上。他们对人性的看法都不天真,对于掌握权力的政府尤为防范,也都坚持私有财产、自由市场、代议制民选政府和个人自由等要素。正因为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此次派系之争在论说中消除。反联邦党人从美国历史舞台销声匿迹后,重联邦、重商的汉密尔顿与重民主、重农的杰斐逊又起新一轮争论。而作为早期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杰斐逊最为著名的政治主张“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恰恰是当代共和党保守主义所持立场。可见美国的自由与保守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随着工业化迅猛发展和社会财富急遽增加,美国出现了明显的贫富悬殊,人们开始担心财阀逾越国家权力,破坏民主政治。享受惯自由的美国人对个人自由相当维护,一旦出现势力过于庞大的机构,就会产生本能的危机感,他们将对政治自由的关注转为对经济自由的捍卫,进步运动应运而生,由此拉开纠正放任自由主义的帷幕。不过,进步运动仍维持了美国特色的保守作风:没有暴力,也未走向国有化。一战后,度过20年代金色时光的美国人突遇经济大萧条,经济学家出身的胡佛一度被誉为粮食化身,却因坚守不干预立场而遭遇政治生命滑铁卢。在罗斯福新政大刀阔斧下,国家有限干预的现代自由主义开局。胡佛与罗斯福间的换任被普遍看成自由主义分水岭。两位性格、风格迥异的总统堪当美国式保守与自由的典型代表。有意思的是他们都自称自由主义:前者坚持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古典自由主义;后者则是实用的、改良的自由主义。罗斯福以对自由主义的真心拥护和实用主义的折中糅合应对了时景之须。他本人确信自己走的是符合美国价值观的自由主义。在第一届竞选演说(1932页)中,他将文明比作成长过程中会产生朽木的树,比之“砍掉它”的激进派和“别碰它”的保守派,他的立场是“修剪它”,这样“既不会损害老树干,也不会损失新树杈”(97页)。

20世纪60年代,极左风暴激起社会动荡,福利制度更引发不少争议和矛盾――社会状况已超出美国人能承受的极限。20世纪70年代,沉默的大多数接受了尼克松东山再起和“里根革命”,传统自由主义以“新”保守主义姿态重新登场,该旗号并非彻底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只是对干预程度的理解不同。小施莱辛格颇有感触:“很难相信(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主要区别在对政府的态度上,保守的汉密尔顿和约•昆•亚当斯和自由主义的富•德•罗斯福一致同意提倡政府指导经济,而自由主义的杰斐逊和保守的胡佛都希望限制政府权力。”(200―201页)自由和保守“正是在这样钟摆式的左右摇摆中随着时代出现的问题而不断演化”。(226页)

这就是重实用的美国人。如果说在美国自由主义是方向舵,那么实用主义就是调节自由与保守的平衡机制,它使自由主义具备了一种自我纠正能力,是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安全阀。

变迁的平衡机制:实用主义

随着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品性从清教徒转为扬基,美国人成了世界上最笃信宗教、同时又最讲求实际的民族,他们信奉“真理即效用”(杜威)。务实的美国人凡事以可行性和实际效果为判断,很少纠缠于概念定义的争论,他们“追求的是现时现地的福利目标,遵循的是实用主义的改善路线”。〔4〕433

随时修正理论使之与现实相符的实用传统始自清教时期。当宗教问题“怎样才能得到救赎”演化成世俗问题“怎样才能生存”时,为顺应实存环境与现实政治,清教徒适时修正严苛的加尔文教义,采纳了洛克的“天赋人权”论。此后,清教二、三代出现世俗化情绪,处于两难的领袖们意识到,要“使人定的原则适应改变了的人”,其成果就是“半约”〔5〕9。折中道路虽受到正宗派和激进派两方的批评,但起到了突破定规束缚的关键作用。清教徒们得以“聚集起来追求一个精神和物质同样富裕的未来”,达至“虔敬和繁荣相辅相成”〔3〕123。而抱持“心中的葡萄与百合永不凋零”〔6〕45幻想的贵格派却因固守道德原则和宗教教义而被历史湮没。清教徒尽管失落之情难免,但他们善于变通,能与时俱进。随着宗教成分逐渐淡化,世俗人文主义思想得以演进――这是自由主义内在力量的驱使,同时也是实用主义精神的推动。

早期弗吉尼亚的中庸准则也造就了开国先驱和前几位执政者的求实妥协精神。对奴隶制的姑且存留其实也是实用主义行事哲学的体现――毒瘤不是不割,而是时机未到。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和其后的新政亦为迫于现实之举。作为里程碑式尝试,新政注重解救危机,是“非意识形态的、反教条的、行动的、渐变的”(107页)。在实用主义对个人与社会的平衡作用下,自由主义获得了新内容。可以说古典自由主义向现代自由主义的转变是美国自由主义基本立场和实用主义现实态度合力而成的。罗斯福反复强调他是在为美国的现实问题寻找答案,而不是将先验的答案强加在现实之上。他顶住了来自左右的压力,获得了固执保守的胡佛所无法想象、也不会去尝试的成功。连开始反对他的最高法院也出于现实考虑有所让步。民众则给予罗斯福以“连他自己都感到过分的”热情支持。不过日子好过了之后,天性信奉自由主义的美国人就想着要摆脱政府了。

随着国家经济运转良好,道德随之升华,“伟大社会”的福利主义呼声愈高。然而“立即在全美消灭贫困”、“公私矛盾将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显然是乌托邦思维。“人类想象力之丰富,足以设计出一套在理论上看来尽善尽美的社会方式”,然而“一个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却不是空谈出来的。所以关键不在于纸上的理论有多么完善,而在于它有多少可行性……倘若一种理论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甚至不能解释现实,那么人类只能放弃这种理论,而决不能放弃现实。”(3―4页)在由“不是天使”的人所构成的社会里,自由和平等是有限度的。政府的职责是提供条件,依法保障个人的消极自由不涉,对于涉及个人能力和成功的积极自由,谁也不能保证,更无法提供完全平等的结果。

务实则生存发展,不务实则淘汰消亡。这不是上帝或先验论所预设了的,而是历史经验所证实了的。新保守主义主张渐渐为民众所理解。纽约知识分子的改宗历程就是颇具说服力的例子。这些老左派对人性和政治的复杂有了重新认识,不再沉湎于理想。多尔蔓一语中的:“他们放弃了对绝对确定性的需要,不再坚持黑白分明的观点――而是找到了政治中的灰色,承认了世界的内在奥秘。”〔7〕82尽管罗尔斯用“分配正义”将平等推到极致,连天赋都要平分;诺奇克以“持有正义”将个人自由权推到极致,要国家彻底退出经济领域,但崇尚实用主义的美国人需要的、也愿意接受的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有益平衡。

变化的表象深处:不变的自由主义

当今美国社会松散而又冲突频频,不过在“毛病百出、千变万化的外表”下,仍可见到其内在自有的稳定性:政治体制在最根本的层次上始终能正常运作;总统四年选一次,未出过乱子;两大党轮流执政已成制度。自由主义已渗透到美国人思维和存在的方方面面,无论衍生出多少品种,被贴上什么标签,都基本没有背离美国精神。社会有赖于此有效运转,对立面的左右摇摆也从未偏离过自由主义基本原则,党派之争有分歧也不乏共识。

“1800年革命”中,对杰斐逊当选起关键作用的恰恰是政治经济主张遭其反对的汉密尔顿。究其原因在于两者并无根本差异。正如杰斐逊所声明的“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到“杰克逊民主”时期,改革之所以成就斐然,与不满“安德鲁国王”高压统治一度改称“辉格党”的国家共和党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到共和党总统林肯那里,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政治主张和治国理念已得到最佳结合。正如作者所观察到的:“美国两党历来保持着这样一种又斗争又交融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时分时合,你我互变,而这基础就是自由主义,并且在这过程中自由主义一直在得到巩固和强化。”(36页)自由主义的内部争端不但没有使美国走向分裂,反而在各个版本的交错、融合、演化中有效整合。

美国忧心之士将当今多元文化主义视为第三次危机。这是自由主义向心力和强调族裔文化高于美国民族共识而引发的离心力之间的冲突。不过,自由主义社会不避讳冲突,“从来不可能有一个没有冲突的国家,而缺乏共识也不可能产生任何稳定的社会,美国稳定的原因正在于它是一个有着广泛共识的自由主义社会”(4页)。19世纪上半叶因奴隶制导致的南北冲突以联邦国家的胜利而告终,为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一大障碍;19世纪末肇始的贫富冲突以现代自由主义的成功而告终,罗斯福这位“在合适的时候、合适的地点出现的一个合适的人”,采取了“合适”的实用主义立场,“合适地”改良了古典自由主义;当代新保守主义则以“法和秩序”、“新联邦主义”口号试图恢复传统自由主义立场,这一反弹是“对已有变故不满的一种被动反应”。

克里斯托在诠释新保守主义时注意到,“以马克思为师的老左派在以经济头脑思考问题上和资产阶级是一致的,……”这正是他们从年轻时的激进转向成熟、回归传统自由主义的原因之一。而在美国曾以逆反文化著称的先锋派艺术经过资本的溶解,最终亦被吸纳到自由主义体系中。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自有其合理内核和历史功绩,当然它也必然存在着无法规避的内在缺陷。正如人无完人一样,任何政治思想都需要人类独有的智慧去纠偏和改善,以适应时展。评注释

〔1〕钱满素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凡出自该书引文皆在文中夹注页码。

〔2〕[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07。

〔3〕[美]萨克万•伯克维奇:“美国神话”,钱满素译,《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1期。

〔4〕钱满素:《美国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5〕钱满素:“清教神权的‘半途契约’――新英格兰殖民史片段”,《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4期。

〔6〕[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美国人――殖民地的经历》,时殷弘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7〕钱满素:“《党派评论》的一波三折”,《万象》,2006年第八卷1期。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