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北方役重特征

内容提要：我国古代北方地区长期以来是赋役并重，唐宋以来尤以劳役特别沉重为特色，而南方地区劳役相对较轻。这是历史形成的社会地域分工。北方役重的原因，主要是政治中心所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工程众多，又是防边备战的军事重心，国防、战争需要大量兵员民夫，加以黄河河患频繁，常年劳役着数以万计的沿岸人民。北方人民为社会历史发展提供了主要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劳役地租转换的经济、财政价值同样十分重要，并体现了与政府之间的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沉重的劳役严重影响了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经济重心南移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　北方　劳役　经济特征

古代赋役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施统治、剥削的基本形式，也是国家的存在方式和基础。沉重的赋役负担，历来是古代广大劳动人民常规的社会灾难。由于幅员辽阔，南北各地历史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着很大差距，赋役负担的强度各不相同。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时期内（兼涉近代），北方地区与南方地区（一般以淮河、秦岭为界）相比赋役并重，其中尤以劳役负担更重。这一问题的揭示或深入探讨，有利于深化中国赋役史的地域差别，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北方社会经济、政治的特征，意义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笔者孤陋，尚未见到有关系统的专论，故不揣冒昧，将一些粗浅的认识撰写成文，就教于方家。

一、北方劳役沉重的史实

之所以说北方劳役沉重，是与南方相比而言的，从这点出发，比较的时代就应当是统一的朝代。否则，在分裂割据时代，各政权劳役体制不一，传世史料不均，加以政治经济状况不同，难以比较并得到明确的认识。所以，本文就从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秦朝开始。

众所周知，秦朝以最为剧烈的徭役张扬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悍。广建宫殿，修筑长城，营造陵墓，开铺弛道以及戍边征战，残酷地役使广大劳动人民：“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i]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如秦始皇陵刑徒墓出土的陶文中，记载有明确籍贯者18人：东武(今山东武城西北)6人，博昌(今山东博兴县南)2人，杨氏(今河北宁靖附近)3人，平阳(今河南孟津东)、平阴（今河南孟津东）、兰陵(今山东苍山县西南)、邹(今山东邹县西南)、訾(今河南巩县西南)各1人，赣榆(今江苏赣榆)2人。[ii]赣榆与今山东接壤，在淮水以北。因此可以说这18人全属北方。另外，从以下几点，还可以推论服役者主要是北方人民。其一，秦朝兴起于西北，所吞并的六国，除楚国外，皆在北方，这就是说，统一前后的秦朝以北方地区为基本统治区，北方是其赋役的主要来源；其二，所兴建的种种工程，绝大多数在北方，应是就近调集劳动力。秦代虽无全国户口数字传世，但从后代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北方人口数量占绝对优势，南方尚地旷人稀，不可能征集到大量劳力千里迢迢服役于北方。而在北方戍边或作战的部队，单纯考虑到战斗力而言，也不会有太多的不服水土气侯的南方人。其三，大兴徭役，引起相关地区人民的激烈反抗：“陈胜、吴广举陈，武臣、张耳举赵，项梁举吴，田儋举齐，景驹举郢，周市举魏，韩广举燕”。[iii]除吴、郢之外，其余5地皆在北方中原，可以说明北方徭役最重，涉及地区最广。

两汉时期，大规模的徭役虽不及秦朝那么繁重，但决不轻松。对秦朝情况的推断同样可用于汉代，北方地区仍是赋役并重，并有史料可以证实。如恒帝初，有一首盛传的童谣云：“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其背景是：“凉州诸羌一时俱反，南入蜀汉，东抄三辅，延及并、冀，大为民害。命将出众，每战常负，中国益发甲卒，麦多委弃，但有妇女获刈之也。”[iv]由此可知，服役出征的主要是麦产区，而麦产区主要在北方。在此之前的汉和帝永元十三年，一道诏书披露说：“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v]。其实整个北方边疆地区都经常承担着众剧的边役。又如京兆府的长陵，由于“园陵蕃卫粢盛之供，百役出焉。民用匮乏，不堪其事”，原有5万户，至后汉灵帝光和中，逃亡流散仅余下不足4千户。[vi]汉代黄河之患频繁，治河之工，自然是沿河地区人民，仅汉成帝鸿嘉年间，沿黄河治河吏卒每年即3万以上。[vii]

历史上第二次大征徭役扰乱天下的是隋炀帝时代，受害最严重地区还在北方。如大业元年为开通济渠，调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夫“前后百余万”；大业三年为开通驰道凿通太行山，调发河北10余郡丁男；大业四年，为开永济渠，调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人，而且由于“丁男不供，始役妇人”；大业五年西征，“自西京诸县及西北诸郡，皆转输塞外，每岁巨亿万计；经途险远及遇寇钞，人畜死亡不达者，郡县皆征破其家。由是百姓失业，西方先困矣”；大业七年征高丽，东部地区横遭摧残：“诏山东置府，令百姓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又发鹿车夫六十余万……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于是始相聚为群盗”，齐郡邹平人王薄率先起义，以该郡长白山为据点，“避役者多往归之。”[viii]从此拉开了隋末农民战争的序幕，“自燕、赵跨于齐、韩，江、淮入于襄、邓，东周洛邑之地，西秦陇山之右，僭伪交侵，盗贼充斥。”[ix]在北方掀起、以北方为主要战区的隋末农民大起义，有力证明了北方地区的徭役之重，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导致社会大崩溃。

接受隋朝灭亡教训的唐代，开创了中国古代鼎盛局面。繁荣强大的唐朝建立在向人民征调赋役基础之上。即使在“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之时，北方人民也避免不了徭役百出的命运，而且以京师所在的关中最突出。如贞观十三年魏征指责道：“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杂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x]连年的劳役，人民并没有得到休养生息。开元二十六年，唐玄宗的一道赦书也承认：“京畿近辅，百役所出……异于诸州。”[xi]唐高宗时，陕州甚至经常调发妇女修路，“顷年妇人役修平道路，盖其常也。”[xii]连妇女也常年承担重体力劳役，男子服役之多之重，便可想而知了。到了战乱或多事年代，人民的徭役负担越发沉重。唐代宗广德二年的南郊赦文即载道：“自凶蘖乱常，王室多难，干戈不息，今已十年。军国务繁，关辅尤剧”，仅京城诸司和京兆府常规的征调人力，每月即多达84058人。[xiii]武则天时陈子昂上书云：“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xiv]北方的丁男一半被调至边防服役。唐代徭役以北方为重，集中在关中，还有明确的对比史料可以证明。如唐太宗时，高季辅言：“关、河之外，徭役全少，帝京三辅，差科非一。”[xv]所谓关、河，即关内及河南、河北诸道，当时正是唐代的经济重心所在地。而南方经济、人口虽然迅速增长，徭役相比北方而言还是不多的。如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江南西道宣州刺史裴耀卿言：“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xvi]

北方役重、南方役轻的现象，到了北宋更加明显。太平兴国五年，宋太宗曾询问湖北路转运使：“荆湖累岁丰稔，又无徭役，民间苏否?”[xvii]可知荆湖路没有徭役或不常有徭役。宋仁宗时有官员言：“京畿及京东、京西等路，每岁初春差夫，多为民田所兴，逐县差官部押，或支移三、五百里外，工役罕有虚岁。伏知江淮并不点差夫役，当农隙之际，一向安闲，比之北地，实为优幸!”[xviii]元丰年间，宋神宗派使臣整治楚州新河，临行前当面叮咛道：“东南不惯兴大役，卿且为联爱惜兵民。”[xix]而在北方则是另外一幅景象，朝廷仿佛换了一副心肠，不再抑或无法爱惜民力了。宋神宗时河东调夫30万建筑边防城寨，按户等配征，辽州上户至有配夫434人者，即使贫弱的下户也配至16人，远远超过了民户的实际承受能力。[xx]陕西向前线运送军粮，大肆征发民夫，以至于延州诸县“丁夫发尽，已差及妇女。”[xxi]乡兵之役，也以北方为重，南方为轻。如宋神宗时实行的保甲法，重点即北方：“诏行于永兴、秦凤、河北东西、河东五路，唯毋上番。余路止相保任，毋习武艺”，[xxii]也即其他路的保甲不必参加训练。宋代边患频繁，而边患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边防要地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各种徭役最重。宋哲宗元?二年，侍御史王岩叟特别指出“三路常受天下之弊”，举例说：“初刺强丁或义勇，非百姓之乐也，而三路当之；后义勇为保甲，教之以兵，人人之所共苦也，而三路当之。大兵西讨，深入绝境，陕西、河东之民身亡家破，室庐为空，而诸路不预也……夫以天下之大，不能无非常之事，而非常之事常在三路。”[xxiii]各种劳役不但消耗了西北大部分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甚至还吞噬了大批生命。仅宋太宗时的对灵州之役，陕西百姓随军运送粮草而死亡者，就多达10余万人![xxiv]

大一统的元朝，各种制度多有南北差别，赋役方面，“大抵江淮之北，赋役求诸户口，其南则取诸土田。”[xxv]北方税粮分为丁税、地税，南方则沿袭宋制按地亩征收夏秋二税。可知在北方更强调对身丁的控制，北方役法之重一如既往。许多民户因不堪重役，被迫背井离乡，逃往南方地区。至元二十年崔??ǜ嫠担骸澳诘匕傩樟饕平?媳芨骋壅撸?咽?逋蚧А！?/FONT>[xxvi]如此众多的北方人民流亡南方，原因显然是南方相对宽松。至元二十八年省臣言：“江南在宋时，差徭为名七十有余，归附后一切未征。”[xxvii]可知南方各种徭役一度比南宋时还轻。武宗至大二年平章政事约苏言：“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输地税、商税，余俱无与”，因令富民岁收租5万石者质1子为军。但数年后元仁宗即位，遂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罪名诛杀了约苏。[xxviii]顺帝至正十一年，开黄河故道，征发汴梁、大名13路民夫15万人，[xxix]民夫不堪重役而举起造反大旗，遂成为元末农民战争的导火线。

历史进入明代，北方徭役有增无减，河南省地处中原，“路当冲繁，差役比各省独重，而修河之费，又他省所无”。仅治理黄河一项，常调动数十万民夫。万历三十一年修河之役，两岸聚集30余万民夫，先后疫死者10余万人。[xxx]山东有过之而无不及：“山东滨海，御寇者有斥堠巡司之役；河入济尝决为患，有堤障之役；漕河资于百泉，有堰埭启闭浚治之役；东南舟车之络绎达于京师，有传舍津涂之役；京师百官六军以至边关仰给，有输?之役；六宫薪木有供亿之役，监驷废而有孽牧之役……户口日耗而役日繁！”[xxxi]已成恶性循环。明代马政以民间养马为基础，而“江北民以便水草”，洪武六年要求1户养1匹，洪武二十三年改为5户养1匹，江南却是11户养1匹[xxxii]。北方养马之役比南方重出1倍多，常因马死而顷家荡产。对此，明代的有识之士深有感触，多有对比。试举几例如下。

然江南之役，恒以十年或以五年，甚则二三其年，休之日多，而役之日少。识治君子且蹙其容曰：“江南之民力竭矣!”今山东之役……盖无一年不受役者，民无息肩之期，民力之竭，何如哉?且此外有养马之役，有大户之役，又有不时借募之役，民力之竭，又何如哉?[xxxiii]

东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赋繁而役减，北赋省而徭重也。[xxxiv]

世谓南人困于粮，北人困于役，其果然哉![xxxv]

第一条言论，针对“江南之民力竭矣”而发，指出山东之役远重于江南，悲愤之情跃然纸上。后二条言论更是直接的对比，正式明确提出北方重于役，南方重于赋。实际上据田培栋先生的研究，明代北方五省赋役并重，总负担量大大超过了江南地区。[xxxvi]

清代赋役分布的地域差异，沿袭明代并进一步深化。“田赋职役，本有经制。大率东南诸省赋重而役轻，西北赋轻而役重。”[xxxvii]嘉庆十八年姚文田言：“近日南方患赋重，北方患徭多。”[xxxviii]光绪五年阎敬铭言：“差徭累民实甚，北省悉然，山陕尤重。”[xxxix]光绪四年，山西巡抚曾国荃申诉道：“晋省右辅畿疆，西通秦蜀，军差、饷差、藏差络绎于道，州县供亿之烦，几于日不暇给”，因请求均减差徭，以舒民困。光绪八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时也指出：“晋省虐民之政，不在赋敛而在差徭。”[xl]劳役是当地人民最主要的负担，北方各地莫不如此。仅举挨门轮流的“门差”一例，即可见一斑。雍正时“北五省文武衙门，每晚各派更夫三四十名不等，又茶夫、灯夫、火夫，一月一轮，或数十名，或八九名不等；凡各官出入需用杠夫，多至百余名。皆挨户输当，城市乡村，无一得免，曰门差。”[xli]粗看起来数量并不多，但各级各类衙门加在一起，每年役使人夫数量相当巨大。在南方地区，差徭多是雇役，境况相对好些：“南中多系雇役，与西北情形不同”，[xlii]即是证据。

二、北方役重的原因与意义

上文我们概述了八个统一朝代劳役分布不均现象，可以愈往后愈清楚地看到北方地区役重这一特征。既有此特殊性，就不得不探究其原因。历史告诉我们，北方役重有其必然性。

首先，在中国古代，北方长期是政治中心和军事、经济重心。在八个统一朝代中，除明初洪武、建文两朝建都南京外，其余均建都于北方，北方地区是古代主要的政治舞台，称之为统治基地也未尝不可。都城附近便是劳役集中之地。如汉惠帝三年“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五年“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xliii]古言“得中原者得天下”、“逐鹿中原”等，也是这一史实的反映。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活动，大多在北方进行，而这些活动无一不是驱使劳动人民服役的。北方劳役之重，势在必然，在劫难逃。

在此，有必要说明另一种情况。从前文可以看到，唐代以前，并无直接的南北对比即南方役轻、北方役重的史料。这并不意味着役重是全国性的，南北相同。恰恰相反，而是表明南方广大地区没有纳入基本统治区，与北方不可同日而语，没有可比性。如汉代：“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巳氖常?藜⑩酥?迹?怨?桉镣瞪??藁?鄱?嗥丁保弧敖?媳笆??煞蛟缲病薄?/FONT>[xliv]还有“越地多妇人”，扬州“民二男五女”，淮南王国中“多女而少男”之说。[xlv]开发程度低，人口稀少尤其是青壮年男子少，加上远离京师和边防地带，所以赋役皆轻，就不足为奇了。唐代以来，南方——主要是东南地区经济人口迅猛发展，可以和北方相提并论，因而才有了可比性，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攀比。据此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看法：如果说唐以后北方之役重是相对南方而言的话，那么唐以前的朝廷大徭役绝大部分是北方人民承担的。

第二，朝廷的大徭役中，边防之役是主要组成部分。而自秦汉到明清，边防重点始终在北方和西北。国防工事如长城、边塞的修筑，国防物资如粮草的运输，都是数以万计的民夫流血流汗完成的，而北方人民是直接的和主要的人力资源。如明代“今沿边之民，终年守障，辛苦万状，而上之人又百方诛求”。[xlvi]有关史料，前文已经显示，勿需再言。在此仅举劳役制之外的另一种劳役——支移。如宋代，因边防需要，总是要求民户将赋税自己交纳到边防驻军地区。宋太宗末年，陕西“本户税租，互遣他州送纳，往返千里，费耗十倍。愁苦怨叹，充塞路岐。自春徂冬，曾无暂息。米粮乏绝，力用殚穷。”[xlvii]以物力而论，所费10倍于应纳赋税，以时间而论，则陆陆续续占用了大半年!

第三，封建政府由于对内镇压被统治阶段、对外保护国土或扩张的需要，总是保持着一支庞大的军队。对人民而言，强制性的兵役是经常性的、不可避免的义务。历史上的外患主要在北方，国内战争多也是以北方为主战场，战争大多在北方展开。北方人民由于地理环境和久经战争的历史缘故，身材高大，刚毅勇敢，多习武艺。“地势西北高，东南下。地高而寒，其民体厚而力强，气刚而志果；地下而温，其民体薄而力弱，气柔而志回”。[xlviii]如“河东地险人勇，步兵为天下冠。”[xlix]所谓“山西出将”即由此而来。关中大汉、山东大汉也都是自古而然。他们因而是最好的兵源。唐代实行府兵制，657个折冲府分布10道，其中北方5道即有609个，占总数的92.6%。兵源都是当地百姓，“有军府州不得住无军府州”即可证明[l]。如唐太宗贞观五年戴胄上书言：“比见关中、河外，尽置军团，富室壮丁，并从戎旅。重以九成作役，余丁向尽。”[li]当时的陕州刺史崔善也言：“畿内户众，而丁壮悉籍府兵。”[lii]这还是正常的兵役，一旦有战事，常临时征募。如唐玄宗天宝十载南诏叛乱，朝廷下令“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由于南诏多瘴疠，北人南下不服水土，自然减员十分之七八，所以无人应募。官方便强行抓丁捕人，“连枷送诣军所”，致使北方“所在哭声振野!”[liii]宋代军队多由北方人组成，西北驻军之外，其他地方军队也都是北方人。如蔡襄言：“自京西，江南东、西，广南东、西，两浙，福建等驻泊禁军，皆是北人。”[liv]对南方人则轻易不招入军队。宋真宗时，宰相曾请求招募江淮、荆湖丁壮8万人充实西部边防。宋真宗否决道：“此不惟动摇人心，抑又使南方之人远戍西鄙，亦非便也。”[lv]元朝主力部队为蒙古人，自是北人，汉人军队同样以北方人为多。如河南卫辉路，“民为兵者十之九，余皆单弱，贫民不堪力役。”[lvi]当地青壮年男子竟绝大多数征招进入军队！明代的情况可以从利玛窦的记载中得悉：政府花钱维持者百万人以上的军队服役，“这个数字看来并不夸大，如果我们回想在北方三省中——其中之一称为辽东——几乎全人口的半数是经常在为皇帝武装服役的。”[lvii]据田培栋先生的统计研究，北方5省中许多州县的军户都超过了总户数的1/3，不少县军户甚至占总户数的一半。[lviii]临时征召者，仍然多出自北方。如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遣使在畿辅、山东、山西、河南募兵4万人；明代宗景泰初，遣使在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招募民兵戍守大同边防。[lix]诚如赵翼所言：“明边省凡有攻剿，兵数最多，盖皆就近调用民兵、土兵，故饷省而兵易集，非悉用官兵也。”[lx]明代边防重点是北方的“九边”，仅此，就可见北方服役者最多。

第四，治理黄河之役，尤为沉重。横亘北方的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而闻名，从先秦到民国的3000年间，决口泛滥达1593次，重要改道26次，大改道6次。自秦汉以来，黄河之患日益严重，堵口、修堤等治理工程是历朝历代政府的大事和沿黄人民的重大劳役。正所谓：“民间夫役，河工为大。”[lxi]尤其是河北、河南、山东等中下游地区，更是灾难沉重。如宋真宗时，“河防夫工，岁役十万，滨河之民，困于调发。”[lxii]明代的河南、山东“修河人夫，每岁以数十万计，皆近河贫民，奔走穷年，不得休息。”[lxiii]正常年景尚且年年如此，逢决口、改道，劳役人数和时间则要数倍增长。如元代至元二十三年，黄河在豫东决口，朝廷调发南京路(治今开封)民夫即多达204323人。[lxiv]

从以上四个方面，我们探讨了北方之所以役重的主要原因，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北方役重的特征。那么，如何评价这一历史现象?其意义及后果如何?是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

首先应认识到的是，历代北方人民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了最多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换句话说，北方人民在沉重的实物地租之外，还贡献出更多的劳役地租。他们趼手胼足，在国防建设、公共事业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这些劳役无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

劳役的本质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一种地租形态，是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集中体现。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是具体而量化的，劳役地租顶多只是一种时间的量化，难以与前者比较。这种地租形态，如果折算成直接的物质财富，则是一个极大的数额，不亚于甚或超过同时所提供的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如明代，“故事，河南八府岁役民治河，不赴役者，人出银三两。”[lxv]那么，若按河南每年河夫10万计，就是30万两!而清朝乾隆四十八年，仅一次豁免的河南河工摊派银就是一个巨大的数额，当年豁免“此次所请分年摊征九百四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余两，以及上次摊征未完银九十四万五千余两。”[lxvi]共10398920余两！诚如清末张之洞所揭露的那样：“所谓差徭者，非易民力也，乃敛民财也。”[lxvii]仅此河夫之役所折成的货币地租，就可看出劳役地租的经济价值和财政意义。北方地区所付出的地租总量，即使在封建社会后期也不亚于南方，北方劳役的经济意义同样十分重要，其价值不可低估。

劳役地租与实物地租、货币地租的重要区别在于，劳役地租是地租的最低形态，更直接体现并强调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是国家对人民的奴役。因而，强制性更突出，剥削更严重。因为“赋有常经，徭无定额”，往往是“既无定时，又无定数”，[lxviii]“上命非时曰杂役”[lxix]。与赋税剥削相比，劳役剥削随意性强，更容易失控。北方的劳役几乎制约了所有青壮年男子和部分妇女，使之被迫按官方指定的范围和目的从事劳动，劳动者的劳动自主性被剥夺，生产时间被剥夺，劳动成果则被无偿占用。如果说南方的人身依附关系主要体现在农民与地主之间的话，那么北方则主要体现在农民与政府之间。北方人民与政府和政治、军事的直接联系比南方密切，北方人民与政府的人身依附关系显然也更严重。政治、军事局势的变化直接关系着北方人民的社会生活、生产和命运。这是北方役重特点的政治意义，似乎可以说生产关系更加落后。

重役有利于国防，有利于官方，但带给北方人民的却是灾难，既恶化了北方生产关系，又严重阻碍了北方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首先，无节制的大规模徭役，占用了大量生产时间和劳动力，劳动力不能更多地、充分地从事物质财富的创造，使正常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和商业遭到严重损失。该耕种时不能耕种，该收获时无法收获，千百年来经常如此，损失无法估量。也就是说，若无此重役，北方地区会创造出更多的物质文明。其二，残暴的大徭役，经常导致役夫因战争、瘟疫、工伤事故、饥寒而伤亡，仅从前文所举例子就可看出，一场徭役行动即死亡10余万人，对生产力的摧残是骇人听闻的。徭役像黑洞一样吞噬了难以数计的宝贵生命，破坏性不亚于一场大战争。再者，许多人因躲避徭役，采取消极反抗方式而自残，丧失了生产能力或自身再生产能力。著名的有隋朝人民砍去手或脚，称“福手福足”。而明朝畿辅地区不少男子则自宫充当宦官。[lxx]以致有人说“燕云只有四种人多：阉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lxxi]自杀避自身或家人劳役者，也是史不绝书。其三，为逃避徭役，大批人民流亡他乡，致使北方许多地方土地抛荒，人烟稀少。如前文所言，元朝至元年间流亡江南的有15万户约100多万人；明朝弘治年间，北方人民避役到汉中地区者10多万人。[lxxii]人口南移，此伏彼起，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加大了南北经济的差距。其四，反抗徭役经常引起农民起义，农民对官府的打击和官兵的镇压战争，对北方经济的破坏更是毁灭性的。总之，重役造成北方经济的损失以及北方人民所作的巨大牺牲，怎么估计都不过份。北方经济在此不断阻碍摧残下，元气大伤，宋以后遂落后于南方，一蹶不振。

结

语

由于政治地理、军事地理和经济地理不同，北方地区劳役重于南方，应是显著的事实。这是历史形成的社会地域分工。明确了这一特征，在学术上颇有意义。我们在对北方经济评估时，必须充分地考虑到劳役的经济价值，必须充分地考虑到北方的社会劳动总量和地租总量，仅用实物地租、货币地租数量来进行南北经济比较，不能真实地反映北方经济的实际地位和贡献。此外还应指出，沉重的劳役使北方经济由发展缓慢到逐渐落后，成为经济重心南移的主要原因之一。

[i][i] 《汉书》卷下《严安传》。

[xxxiv] 《明史》卷二二三《徐贞明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