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话剧《伏生》

2013年年底，我和冯必烈合作的话剧《伏生》终于由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了。仔细一想，这部戏从最初的创作构思到上演已过了九年的时间。九年前，冯必烈即将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现在，他已经成为年轻一代较有成就的戏剧编剧了。 2005年秋天，济南市委宣传部部长王良请我到济南，希望我能写一部有关济南的话剧。当时，市委宣传部确定了三个重点题材：一是舜帝，二是李清照或辛弃疾，三是济南开埠。我回京后仔细研究了以上三个题材的史料之后给济南市委宣传部写了一封信，谈了对上述三个选题的认识，并提出我自己的想法，即能否写济南人伏生？王良同志是学历史的，他立即同意了我的想法。说这些话的意思是想说明，如果当时王良同志不同意我的想法，坚持原来的三个选题，先不说我是否能够完成有关上述三个选题的剧本创作，但起码目前的这部《伏生》是肯定不会有的。 2006年4月我完成剧本大纲， 6月冯必烈经他父亲冯柏铭引见希望能跟着我参与一次剧本创作，于是，我将《伏生》大纲交给他。 2006年9月冯必烈完成剧本初稿。 此后，济南市文化局在济南召开了一次剧本研讨会，北京的刘锦云、王育生、黄维君、李春喜、温大勇、李勇等几位专家参加了研讨。 2007年5月17―20日，由中国剧协主办的 “2007年全国剧本研讨会”在江苏省无锡市召开，从全国七十多件作品中选出来的六部话剧和十八部戏曲剧本参加了研讨。剧本《伏生》在研讨会上引起专家们高度重视。 当时，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对这部作品给与了充分的肯定。刘锦云说：“看了这部作品很兴奋，这部戏写的很别致，语言尤其好，有莎士比亚的味道。 ”李勇说：“这个戏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信息，在对历史观、历史剧、戏剧观的思考上都有新的内涵和重要意义。 ”王育生说：“这个戏写的非常自由，思想在自由状态下驰骋。 ”黎纪德说：“这是孟冰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作品。它有文学和历史的高度，有对当前戏剧观的思考，是一部值得认真研究的作品。 ”王敏说：“这部作品充满激情地对历史、对文化进行了评述，同时还充满诗情，作品在拷问我们的灵魂，犀利，深刻，有鲁迅的风格，读后让我震憾，让我的心灵受到巨大的撞击。 ” 与此同时，专家们也根据自己的感受对剧本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比如：上半场和下半场风格不统一、李斯形象脸谱化、伏生的戏剧行动有需要斟酌的地方，比如因没有直接危害他生命的提前，所以出卖儿子、逼死妻子等情节有些生硬等等。 专家们认为，应该充分认识到这部作品可能是一部近年来少见的优秀剧作，如果搬上舞台，一定是一部引起较大反响的作品。专家们一致认为，这部作品需要有好的导演、好的演员和好的舞台呈现。他们一方面对济南儿童艺术剧院准备立项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同时也对擅长儿童剧创作演出的剧院是否有最佳阵容排演该作品提出善意的提醒。此后，济南儿童艺术剧院因种种原因放弃了该剧的排演。 此后的八年中，我不曾将此剧拿出来去寻求有关剧院的 “合作”，我在等，如同剧中的伏生。 2013年10月，周予援同志出任国家话剧院院长，他希望“国话”年底能有一部中国原创话剧演出。王晓鹰导演找到我，问我有没有“好本子”？于是，我想起《伏生》并告诉他：本子好不好不好说，但这就是国家话剧院的戏！周院长看过剧本后认为这个戏的文化视角符合国家剧院的艺术追求。 这七八年间，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几次遇到过范曾先生，我对他说起过伏生。范曾先生很有兴趣，对我讲了伏生的一些事情，说：伏生是奇人，可以把《尚书》背下来，所以金文尚书在前，古文尚书在后。并送我一套刚出的散文和论文集。 以前我曾看过范曾先生的画和书法，偶尔在报刊上也看到过他的几篇文章，印象文字华丽，古文古法，高深玄妙。读完范先生的论画论画家的文章之后，大开眼界。我不仅注意到他在一篇关于王国维的文章《鱼藻波寒》中谈到伏生，而且还通过他对王国维的分析深化了对伏生的理解。 王国维先生于 1927年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那一年他 50岁。此时，清王朝已经被 16年了，而王国维先生的脑后还留着一条细细的小辫子。世间对王国维之死有多种解释，有人说他是因债务纠纷而死，也有人说他是为了表达对前朝的感恩之情而死，理论依据是民国十五年（ 1926年），也就是他死前一年之时，曾赴天津为清朝逊帝溥仪祝寿，在内心深处完成了向主子的告别仪式。难怪一向十分尊重王国维的鲁迅先生在说起他的死时，竟然流露出几许讥讽的口吻：王国维先生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 范曾先生对王国维之死有自己的看法。同时，我也隐隐地感觉到，如果说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另一个知识分子的理解，还不如说，这是一个孤独的心灵对另一个孤独的心灵的体察与感悟。 范曾先生引用了王国维于 1919年致沈曾植先生 [1]七十岁的祝祷寿文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他对王国维与沈曾植之间相惜相敬的关系。王国维的祝祷寿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愈至。使伏生、浮丘伯辈不畀以期颐寿，则诗书绝于秦火矣。 文中所说的浮丘伯是秦汉时期从旧儒学到新儒学发展历史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 范曾先生认为：王国维给沈曾植写这封信时 43岁，沈曾植 70岁。在王国维看来，如果没有伏生和浮丘伯活的长久，诗书则绝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在王国维看来，如果沈曾植先生能够长寿，固可由天之不亡中国学术卜矣。可悲可叹的是，此信三年后，沈先生辞世。对王国维来说，惟有沈先生与他一二人能坚守中国学术之阵地，维护中国传统之纲纪。五年后的一天，王国维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而后便纵身跳入颐和园的鱼藻轩。 如此说来，王国维之死是因为对文化传承的绝望，同时，暗示后人，要想把祖宗的文化传下去，一定要活着，而且要活得像伏生一样，至少八、九十岁。 从王国维想到伏生，王国维没有勇气和兴趣继续活下去，难道他不愿意把文化传承下去吗？看来他是不愿意为了传承而要忍辱负重地活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伏生的孤独要比王国维的死更残酷，更深刻。他没有选择死，恰恰相反，他要活着。当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责任完全地落在一个人具体的生命之躯时，这个人的生命便陡然地强大起来。这是一种内心的强大，它 掩藏于外表之内，不让外界察觉，目的是等待时机。这种强大的孤独创造了强大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恰恰不是张扬，而是默然与忍耐。于是，把《伏生》的意义锁定在活着。 我们见过不怕死的士大夫和仁人志士，从古代希腊的苏格拉底到古代中国的屈原，从王国维再到老舍，可我们很少见到不怕活着的士大夫，像伏生。于是，我们的戏似乎有了这样一个主题，我们怕活着吗？当然，也许会有人说，我们活着的意义不如伏生重要。但是，伏生的意义在于让文化经典得以保存传世，而我们生命的意义在于对其精神的坚守与解读，难道在今天，这种坚守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 感谢中国国家话剧院和周院长的决策，感谢王晓鹰导演和剧组全体同志卓越的努力，感谢各方专家多年来对这部作品的关注与关爱，使《伏生》能够以如此面貌呈现在舞台上，奉献给观众。 注释： [1]沈曾植（1850-1922），浙江省嘉兴府嘉兴县人。蒙元史地学者、书法家、史学家、同光体诗人。历任刑部主事江西广信、南昌知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曾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归隐上海。后又响应张勋，谋溥仪复辟，授学部尚书。 孟 冰：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