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十大记者调查事件盘点

2014年，《经济》杂志推出的系列报道《钱去哪儿了》，从热点问题入手，通过“找钱”的过程，全面分析了公众关心的公共财政问题，发挥了经济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的重要作用，并因此斩获中国经济报刊协会主办的第27届中国经济新闻大赛特别奖。

2015年，《经济》杂志继续围绕与社会公众利益相关的热点经济问题，深度调查追踪、客观采写报道，追问“土地出让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安居工程款”等公共资金的使用去向，以期引起舆论关注，督促相关部门公开财政支出，进一步深化政府的服务和监管职责。

时至岁末，我们对2015年调查报道进行盘点总结，希望服务好读者，做好社会的t望者，更好地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

20万亿土地出让金，“盖子”何时能打开？

对于土地出让金征收和使用的质疑，实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作为地方政府性基金的一项，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和支出均以万亿元计，向来占据地方财政的半壁江山。

根据财政部公开的数据，2014年全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达到4.26万亿元，从2001年算起，累计收入总额已经高达23.6万亿多元。

业内人士介绍，土地出让金包括两部分：一是土地建设补偿费，主要用于拆迁补偿和土地平整等前期开发，数额相对固定；二是土地收益，地方政府需按规定从中计提多项资金。

但是，多位地产开发领域的资深从业者和长期关注土地问题的专家均向《经济》记者透露：土地出让领域长期存在大量“超常规”做法，开发商拖欠、地方政府主动返还土地出让金，已成二三四线甚至部分一线城市土地交易摆在台面上的“明”规则。

实际上，在2014年，由于新华社等媒体的持续报道，巨额土地出让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曾经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相关部门也表示将对报道涉及的问题做出答复。

国家审计署也确实于2014年8月启动了全国性审计，并在当年年底结束了现场审计，还曾承诺“待完成汇总、整理等程序后，将向社会公告结果”。但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相关审计报告仍未向社会公开。

国家审计署财政审计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向《经济》记者透露，报告其实早已完成，之所以迟迟没能对外，是因为审计过程中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

有感于此，记者联系采访了多地国土资源局、财政局，多位房地产开发商、地产投资人、土地专家和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利益受损的普通百姓，希望能够尽量真实地展现其中涉及的纷繁利益关系。然而，一篇报道所揭露的不过是怪现象中的冰山一角，要想真正揭开土地出让金收支问题的“盖子”，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百亿安居工程款遭“违规使用”，保障性住房，保障了谁？

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后，我国城镇居民的住房一直存在商品化过度和保障性缺失的问题。到2008年，这一情况愈加恶化，保障性住房建设也由此兴起。

“十一五”期间，中央累计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补助资金1336亿元，1500万户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得到解决；“十二五”规划则明确，2011-2015年，全国将建设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3600万套，确保20%的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

然而，根据国家审计署对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的跟踪审计：2011年，安居工程违规使用资金29.55亿元；2012年翻了一倍，达到57.99亿元；2013年和2014年的违规使用金额均超过了90亿元。

《经济》记者调查发现，除了资金遭到挪用外，保障性住房烂尾、空置甚至遭到“骗住”也并不罕见。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实际操作中的种种问题，这件惠及民生的大好事，最终“变味”成了坏事。如何加强资金管理和项目监督，让保障性住房真正服务低收入群体，还有赖于制度的进一步优化。

数百亿残保金花向何方？来自中国6%人口的质疑。

中国的残疾人比例有多高？答案可能会超出大多数健全人的意料。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及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截至2010年末，我国残疾人总人数已超85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比例的6.34%。这其中，处于就业年龄段（男16-59岁、女16-54岁）的残疾人近3200万，农村2400多万，城镇770万。

为了帮助残疾人就业，我国自1994年起向安置残疾人就业不达比例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最近5年间，残保金的收支连年高达百亿元，但残疾人就业率却一直维持在45%左右。这一现象引起了《经济》记者的注意。

按照规定，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由县级以上（含县级）残疾人劳动服务机构具体管理，专门用于残疾人就业培训等各类扶助残疾人就业的工作。

不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残保金没有全数用于残疾人就业，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赖德胜告诉《经济》记者，一些残疾人劳动服务机构内部人员向他透露，残保金用于残疾人就业的比例，在市县一级，只有10%左右。

多地社保系统现高危漏洞，百亿信息化建设资金建设了啥？

2015年4月22日，补天漏洞响应平台数据称，多省市社保及卫生信息系统出现大量高危漏洞，上千万国民的个人身份、社保参缴情况、薪酬以及住房等敏感信息存在泄露风险。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各省市每年少则几亿元、多则十几亿元的信息化建设资金。

为什么巨额资金没能为信息安全保驾护航？专项资金到底花去哪儿了？《经济》记者调查发现，信息化建设资金普遍青睐投向各类“智慧项目”。但同时，出于信息安全的考虑，政府各部门数据很难实现交流共享，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智慧项目其实难副。

依此看来，我国的信息化建设，就只能陷在这个以安全为名而不断进行低水平建设的怪圈中吗？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朱跃生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指出，希望相关部门做好顶层设计，协调各方需求，推动跨部门、跨领域的数据共享和智慧建设。

北京地铁票价调整，涨价后什么变了？

北京是我国诸多地区发展城市轨道交通的模仿对象。2014年12月28日，北京地铁正式告别持续了7年之久的“2元时代”。千千万万依赖地铁出行的低收入务工者，至今仍在哀叹票价上调幅度过高，让他们无力承受。

不过，北京市官方给出的票制票价调整理由却显得充足而合理：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运输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马伯夷曾表示，希望通过调价将部分客流重新吸引到地面公交以缓解地铁拥挤，“从每平方米挤10人降至5人”；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继孚认为，调价可以适当减轻财政补贴公共交通的压力；北京市发改委委员李素芳则指出，调价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价格手段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更好地满足百姓安全、便捷出行的需求……

回过头来看，这些“希望”和“认为”真的实现了吗？

《经济》记者调查发现，调价后首月，地铁客流曾经出现明显减少，但进入2015年3月以来，工作日乘坐地铁出行的人次再度回升至千万以上，到四五月份，客流总量已反超调价前。与此同时，今年一季度，北京市轨道线路共发生46起突发事件，同比增加142%。看起来，随着票价的上涨，不仅乘坐地铁的人数没有减少，其服务质量反而有所下降。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美国3E交通系统咨询公司创始人徐康明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指出，考虑到北京的网状格局，扩张的交通线网将使得核心区域的满载率升高，整体服务水平确实面临着下降的风险。就本轮票价调整而言，打破“普惠制”、走向科学合理的票制设计，或许才是其价值与意义所在。

“水十条”落地，污水治理效果几何？

2015年4月，酝酿已久的“水十条”正式。“个股春天已来临”、“2万亿治水盛宴将开席”等等报道频繁见诸报端，几乎所有的关注度都集中到了资本市场上。然而，大家是否还能想起，“水十条”的初衷是什么？污水治理成效几何？治污费又花去了哪里？

《经济》记者调查走访了位于北京的通惠河、凉水河等河流所在地后发现，尽管北京大部分河流水质仍然被定义为“受到了相当程度污染的水环境”，但和上个世纪80年代“鱼虾全都绝迹”的情况相比，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不过，几十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人口快速增长，城镇污水处理能力已经远远无法满足生活污水的排出量，为北京带来了巨大的环境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洪臣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的水问题纠结缠绕、错综复杂，很难在“水十条”规划的十年中完全解决，需要摸清楚中国的水环境现状，尽早建立长期顶层设计。

股市蒸发20万亿，股民钱去哪儿了？

2014年年底以来，中国股市先是高歌猛进，随后震荡上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上涨了150%，终于在2015年6月12日创出了5178.19点的7年半新高。然而好景不长，6月15日，沪指下挫103.36点，跌幅达2%，并由此拉开了A股持续暴跌的序幕。仅仅不到20个交易日，沪指下跌近2000点，A股市值“蒸发”超过20万亿元。

愤怒的股民在网上发帖质疑股市资金的流向：“入市时把真金白银的钱交银行了，一万块钱的股票市值只剩一千了，只有一千块钱归持股人可支配了，其余九千哪去了？归谁了？谁在无偿无息地使用这些钱？”

《经济》记者采访了解到，除了正常交易外，做空机构和上市公司的“大小非”们也是股市资金的重要出口。截至2015年6月17日，1234家上市公司了重要股东或高管减持公告，累计减持市值高达4771亿元。股市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大小非”的提款机。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散户投资者在进入股市前，能够充分了解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未来发展、利润回报和风险情况等，做好专业而充分的准备。

电价附加还将上涨？可再生能源补贴或成财政不堪承受之重。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最大的国家，代价是，成倍增长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和越来越严重的“弃风”、“弃光”问题。

2015年7月，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三大光伏行业协会联名提交了有关促进光伏行业发展的三大政策文件。其中，“将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由1.5分/千瓦时提升至2.5分/千瓦时”这一建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经济》记者了解到，早在2006年，国家发改委即明确规定，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上网电价高于当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的部分费用，通过向全国电力用户统一征收电价附加的方式解决。在过去的10年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0.001元/千瓦时飙升至0.015元/千瓦时（其中，对居民生活用电征收的附加费一直维持在0.001元/千瓦时），到2014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已经达到491.38亿元，但仍然难以支付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量剧增带来的高昂补贴――仅从对15家光伏电站运营商的调查看，拖欠他们的补贴额度就已经超过100亿元。

更重要的是，补贴一旦发生，不可终止，否则所有的可再生能源企业都会面临倒闭的风险。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执行主任陶光远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指出，光伏发电的上网电价及补贴的执行期限原则上为20年，如果再考虑到输配电网的改造及新建，未来20年内，仅光伏发电的补贴就将达到万亿元。对于有限的财政资金而言，无疑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值得行业专家与政策制定者警惕与思考。

旅行社卷走千万元押金，出境旅游担保制度待改革。

2015年，在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国内游客出境旅游的热情却逆势上扬。然而，旅行社挪用、侵占游客出境游押金的事件却为飞速发展的出境游市场蒙上了一层阴影。

《经济》记者获悉，2015年5月至7月间，天津市接连发生数起知名国际旅行社卷走出境游押金“跑路”事件，受害游客上千人，涉事金额数千万元。而在调查过程中，记者了解到，此类事件之所以能够频繁发生，是因为出境游押金“于法无据”，行政部门难以监管，使得旅行社能够轻易地挪用、侵占出境游押金。

据了解，出境游押金制度的产生，其实是旅行社为了确保自身利益不被侵犯而做出的无奈之举。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教授韩玉灵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指出，旅行社要求游客交付现金作为担保的前提，是自身也要讲诚信。而在今天，某些旅行社的经营者卷走保证金，确实给无辜的旅游者带来了很多麻烦。旅行社应该审时度势，采用其他既能保护旅游者的利益，又能保护经营者利益的担保方式。

镍都宁德的环保迷局。

短短3年的时间内，被当地环保部门先后13次立案查处环境违法行为、下达各类整改通知29份、累计处以罚款168万元，福建青拓实业集团旗下的多家“鼎信系”镍铁合金生产企业仍然声称自己“没污染”。

在“镍铁合金产业是否带来污染、污染程度如何”的问题面前，企业、政府和当地村民各执一词。福建省宁德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的一位周姓工作人员甚至表示，“地方经济发展不容易，希望获得媒体的支持，尽量不要报道”。

2015年8月，《经济》记者前往福建省宁德市湾坞镇，实地探访了解当地的环境状况后发现，鼎信二期、三期项目的环评“公参”满意度分别达到了99%和98%，参与调查的人中，一大半并非当地村民。出具环评报告的福建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宁德市环保局、鼎信实业三方也对此问题闭口不答。

宁德问题堪称中国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环保困境的一个典型。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指出，新环保法已经全面实施，在这一史上最严环保政策的压力下，以往粗放式发展积累的一些环保欠账，将在“十三五”时期集中进行消化。“我们并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在满足环保要求的前提下，推动冶金钢铁行业的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