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罗森《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

罗森,当今西方汉学界美术考古的著名人物,其深厚的汉学功底显示出他对法国汉学传统的继承与开拓,是一位掌握了汉学工具的艺术史家。他研究领域广泛,特别是对中国古代艺术材质的深刻了解倍受国内外美术史家的赞誉,在运用考古材料方面亦是十分令人佩服。《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是他近年来发表的许多论著中的部分论文结集,虽然未能完全领略他的学术成果,但也能够窥其一斑,看出他在诸多领域中所具有的高深造诣和独到的见解。

目前,中国艺术史与考古和文献的结合研究,对于中西方而言都是比较欠缺的。在国外,由于某些原因,汉学家避开了中国的艺术研究,他们大部分的工作一直处于其他领域,认为艺术历史的研究并不属于他们,许多艺术史家则更青睐于那些难以捉摸的所谓美学敏感和对图象风格的阐释,对陶器、铜器、绘画等所涉及的浩瀚的文献材料及对上个世纪中国田野考古的大量原始材料望而却步。在中国本土这种情况也是如此,清代考据学派就开始蔑视画学,不把画学放到学术领域中来加以论列。他们疏释校刻古籍虽多,却绝无一人稍肯作一点疏释校刻画学古籍的工作,给今天留下了极大的遗憾。到近现代稍有进步,1954年7月,王逊在《美术》上专门发表了文章:《考古发现与美术史研究》,对此加以强调,对中国绘画鉴定研究起了很大作用,但在其它美术领域却还望发展。如此的状态必然导致学术争论的欠缺,容易进入一个学术死角。就拿罗森的这本书来说,看过一遍之后感觉毫无瑕疵可言,但笔者在进一步稽查所引文献材料时,却发现有些观点无法苟同。由于时间的逾限,也仅仅就一个方面的考证和讨论维系这一篇书评。笔者对罗森的这点看法也仅只是初步评价而已,对于许多艺术史研究者而言,对这方面的知识的不足和在材料上的欠缺,就容易主观地去认同,从而也就得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结论。要真正的评价作者的成就,需要下一番苦功夫。

罗森在此书的前面部分对商周青铜器作了深入的研究,还原了历史原貌,并得出了这一结论:商周时期的中国不仅仅只有一个中原文明,在其周边地区同时并存着几个与中原相抗衡且独立的文明之邦。为了支持这一论点他例举了一些有差异的青铜器和纹饰来与中原的传统纹样作对比,从而否定了中原文化对周边地区在很大程度上的影响,仅仅只是在某些不重要的地方如小携带物、装饰物等方面的传播,他反而觉得中原地区借鉴了周边地区高度文明的某些因素,这样在商周时期的中国大地上的几个文明并行得以成立。此时的青铜器铸造工艺非常进步,范铸的分型水准异常之高,尤其动物铸像。有的个别器物上还出现了周王朝中晚期才出现的环带纹。黄金杖的工艺更是商周时代难以比拟的。如果我们把它作为商器或是更早的器物来看待,那么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蜀国这样比较封闭的地区何以突然出现远远胜过商代而且没有前后继承关系的青铜器呢?因此,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就能说清楚。然而,罗森把它说成是一个比较独立发展的文明,就更令人迷惑了。

他还认为河南和中国南方发生联系的主要时期是二里岗时期,即青铜器的造型和装饰风格从河南传到中国南方的时期。关于江西新干出土的青铜器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时期是在二里岗时期,这与李学勤的观点一致,也许在很大方面罗森受到了李学勤发表在1991年《文物》上的一篇文章的影响。还有几个方面与李学勤的观点上都有类似,如大方鼎、扁足鼎、玉器等,但是罗森在注释中并没有引出李学勤的这篇文章,其中新干与殷墟妇好墓铜器上都出现燕尾纹这个问题李学勤已经做了比较研究。罗森则依此认为,此后铜器铸造就行成了两个平行的发展传统,一只在河南,一只在南方。的确,在三星堆文化中包含有二里头、二里岗的文化因素,三星堆文化一、二期出土的陶B也是最为典型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可是在进入商代以后,川西平原三星堆文化中出现了更多的中原文化因素。除了B、觚、璋、铜牌饰等继续流行外,还新出了青铜尊、、盘、器盖、玉石戈、璜、璧、陶将军盔等。1979年在清江口王家渡的河床下打捞出一件商代中期的铜。1980年在巫山大昌东坝出土一件商代青铜尊 ,在三星堆文化中还发现有零星的文字。成都十二桥12层的一件器物上刻有两个字,两字与常见的巴蜀符号不同,而与甲骨文属于一个系统。三星堆文化包括整个陕江地区都有分布的朝天嘴类型和分布于鄂西以西陵陕为中心的路家河文化,不管是陶器还是铜器都与中原脱不了关系。三星堆文化的夏商文化因素主要是礼器,中原文化对三星堆文化的影响主要是礼治观念。然而迄今为止,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中尚未发现典型的三星堆文化因素,这说明当时的文化交流主要是中原地区对三星堆文化施加影响,相反方向的文化传播则发生很少,这与夏商文化对其他地区的影响是基本相同的。当然我们不能够仅因三星堆祭祀坑中的铜像、铜面具、神树等怪异形象而否定了这一点,这毕竟是少数,只能说是有某些差别。作为研究我们必需拿整个地域文化及所有的出土材料来考究,而不是单个、孤立的以片面材料来论证,以偏概全。

在讨论江西新干青铜文化之前先说说其周边的吴越青铜文化。

吴越青铜文化分布地区主要在大江以南。1949年以前的发现有仪征破山口土坑墓出土的一批。1949年以后则有丹徒大港烟墩山出土的宜侯矢簋及其伴存物。近年发现的随葬吴越文化青铜器的墓葬,有大港磨盘墩的所谓“西周墓”,丹阳司徒的墓葬等。以上这些墓葬所得的青铜器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这些青铜器属于西周早期或中期,如丹徒烟墩所出的西周康王时代的宜侯矢簋,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的一批青铜器中铭文为“伯作宝尊彝”的方座簋等。第二、与西周共存的还有具有浓厚的吴越文化特色的一大批青铜器,这些铜器一类是模仿西周器但形制或多或少变了形,这是大多数;一类是当时的新设计式样,是少数。很重要的一点证据是,这些器物除个别外器壁比较薄或很薄外,其它与中原地区西周器乃至春秋早期器都是不同的,其成分经化学分析,普遍都含很高的铅量。铸造这样精细的纹饰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不加入多量的铅来增加液态青铜的流动性,要浇铸出精美的器物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和春秋晚期至战国的纹饰精美器壁甚薄的青铜器普遍地含有大量铅的情形是十分相似的。

下面来看看罗森所举的江西新干出土的两个铜鼎。其腹壁厚度分别为0.4cm、0.3cm。而我们再看看郑州商代窖藏坑内的青铜器腹壁厚度来比较0.7cm、0.6―0.8cm、0.5cm。新干第二鼎的兽面纹饰呈现出商末周初中原流行的形象具体、肢体省略和变形的兽面纹饰。这些证据都显示出江西新干出土的青铜器的年代问题尚有待考证(从上述证据来看笔者认为它更接近周代),这无疑也说明了南方具有着深厚的中原文化因素是无可非议的。如果在商代江西就有如此高端的青铜器铸造技术,何以吴越地区舍近求远去仿中原青铜器呢?如果这一论证成立,那么罗森所讲的江西新干出土的青铜纹饰影响了殷墟的结论就不能成立,反而更有可能是他们在周代史仿中原的结果。至于说南北平行发展论就更不可能了,上述吴越地区大量仿制周器就是个明显的证据。李学勤在他的文章中并没有认为江西是独立发展的,而认为它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他例举了江西出土的一个铜瓒,因为铜瓒主要是体现中原礼制的礼书,在这里出现,肯定是受中原礼制影响的明证。

目前,有这样的情况,青铜器在哪出土则被认为是这个地方的器物,虽然许多是如此,但也有些不然,如湖南宁乡、湘潭至衡阳等地区出土了四羊方尊、豕尊、牛觥、人面方鼎等及其精美的商代青铜器,又如传世现在日本的虎食人卣等不少器物也都出土于这一地区。这类特殊的青铜器还散见于江西、浙江等地。从工艺卓越的水平而言,决不是当地所能铸造。这些器物中有的还铸上所有者的人名或族名,其中某些族名和中原商代青铜器上的完全相同。如果说这些精美绝伦的青铜器是代表了当地商代高度的青铜文化,那么古代的史学家对史迹的记载再疏忽也不至于对如此辉煌的青铜文化片纸无录。由此可见,这些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华显然是经过特别选择和特殊途径有意保存下来的,这些器物,只能权当古代流散的器物来认识。李学勤有着这样的疑问,在新干大洋洲墓没有发现觚、爵、角、现类的炊器,有可能当地习俗是以陶器或漆木器充当该项用途的,可奇怪的是同属二期文化的吴城不仅有铜隙且还有铸铜系氖范。这个问题很难有一个满意的解释,只能等待更多的考古资料出土。任何轻易断定的结论都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作者单位: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