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理论与公众接受技术风险的因素识别分析

[摘要]文章结合风险邻避理论针对不同公众的风险感知和反应，以公众居住地域与风险源区分公众对化工技术应用的风险接受的差异，分析化工业风险公众接受的影响因素。在公众对风险接受影响因素分析中应用因子分析法，识别出公众对风险感知因素、风险治理能力信任因素是影响公众对风险接受的主要因素，为提高政府在技术风险中的沟通能力、在技术风险治理中与公众沟通策略的模式和路径选择提供参考。

[关键词]公众；风险感知；风险邻避；信任

[中图分类号]C9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4）01-0086-04

一、邻避理论与公众接受技术的风险感知

邻避（Not in my back yard，缩写为NIMBY）理论源于欧美邻避运动的发展，具体是指居民希望保护自身生活领域，免受具有负面效应的火力发电厂、变电所等公共或工业设施的干扰。邻避效应是居民因担心邻避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发动邻避运动的现象。技术风险引发邻避效应是各国现代化过程中公共政策决策面临的一般性挑战。风险的字面意思是指具有一定危险的可能性或表现为损失的不确定性。技术风险是指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威胁人们生产与生活的风险，科学技术与社会联系密切，风险社会的形成与科学技术密不可分。目前学术界对技术风险还没有公认的分类方法，比较常见的分类是根据风险可能产生危害的概率，将技术风险划分为可以计算出发生概率的、普遍的和熟知的风险，概率极低但后果会十分严重的风险，从未发生但可能发生的事件三类。核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化工技术等属于典型的技术风险源。公众对风险技术的态度受风险感知因素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只在风险技术应用于公众周围时才起作用。近年来化工环境突发事件的增加，化工园区所带来的社会及个人风险越来越引起关注，公众的风险敏感度也在提高。

公众是否接受风险技术不仅仅取决于技术的利益，也将受到公众对技术风险态度的影响。技术接受理论研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戴维斯（F.Davis）提出的技术接受模型（简称TAM）。该模型提出，技术接受由用户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两项因素决定，其中感知有用性又表现为认知和社会影响两个方面。解释公众的技术接受行为，TAM模型中没有考虑风险因素，对于风险技术的公众接受解释力明显不足。融入风险感知的公众接受技术模型成为当前新的研究视角。基于邻避理论、公众的风险感知和对风险治理信任度是影响公众技术风险接受的影响因素。在我国，公众对众多技术风险的接受因素中，公众对化工风险的态度与邻避效应的关系有待实证分析。技术突发事件以及技术灾难是社会技术风险治理失灵的表现之一，提高公众的技术风险接受度，考察技术风险治理中信任在政府与公众沟通中的作用和意义也需实证来论证。

二、公众对化工风险感知问卷研究的统计学描述

化工企业的爆炸事件近年来频频发生，公众的风险感知往往因个体的人口统计特征不同而有所区别。针对化工工业规划密集的辽宁沿海经济带，本文选取在近三年化工爆炸事件频发的沿海经济带城市居住公众作为问卷发放主要对象，此外也对沿海经济带外的公众通过网络发放部分问卷。具体调查和问卷发放对象主要以辽宁沿海城市中大连、锦州、营口为主，涉及政府公务员、教师、学生、企业员工，以社区居民为主。问卷形式包括纸质问卷和网络论坛及交流平台的在线电子问卷，为了考察邻避理论效应，问卷中还通过网络论坛及交流平台发放给外地公众，共收回有效问卷329份。参与调查的公众在地域划分上，大连居住的公众占43.77%，辽宁沿海经济带大连外城市公众占13.37%，辽宁沿海外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公众占42.86%。公众性别比例为男性47.3%，女性52.7%。发放的职业划分统计显示，企业工作人员为34.04%，政府工作人员为10.34%，教育科研机构工作人员为24.62%，学生为10.33%，其他职业为20.67%。在此次调研回收问卷的公众学历分布中，大专及以下占23.71%，本科占42.55%，硕士以上占33.74%。公众年龄分布，18-30岁间的公众比例为42.25%，31-40岁的公众比例为40.12%，41～50岁的公众比例为13.98%，50岁以上的公众比例为3.65%。针对回收的有效问卷，以年龄、学历、职业和居住地作为变量因素讨论其与风险感知、风险事件关注及其他相关因素的相关性关系，使用SPSS18.0进行分析，结果如表-所示。

在相关统计分析中，双尾数sig≤0.001，相关关系的显著性最高，0.001≤sig≤0.01显著性较为明显，0.001≤sig≤0.05显著性一般。根据显著性检测指标可以发现，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化工产业规划的问题，居住在辽宁沿海地区与辽宁沿海外地区的公众接受态度区分较大（如表-1所示）：居住地因素对公众的风险事件的影响、技术风险产业规划的接受、化工技术风险的风险感知和风险治理中的社会信任都有显著关联性，这体现了化工风险规划可能产生邻避效应的特征；年龄与风险事件的关注和风险感知及风险知识了解有明显相关性；职业区别的公众对化工风险的致命程度的认知不同；学历对风险防范的预测有明显相关性。但是，此次统计中性别差异仅在规划接受中体现一般显著性，在利益、风险感知没有体现出相关关系的显著性。

三、公众接受技术风险的影响因素识别的主成分分析

（一）基于提取公因子的因素分析

国内外研究表明，影响公众对风险技术规划接受的公众认知变量因素较多。根据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内部结构，将原变量进行重新组合成独立的新变量，以概括多变量提供的信息，找出影响观测数据的主要因素，反映变量间内在关系。因此，本文选取SPSS中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分析影响公众风险认知变量。在问卷设计时，将11个与公众对化工技术风险认知和化工产业规划接受相关的问题作为观察变量：（1）化学技术风险对生活的影响程度；（2）公众对化学风险知识的了解程度；（3）

地方政府发展化工工业与经济利益的关联度；（4）化工风险的发生给公众健康安全带来的威胁程度；（5）化工产业风险发生后的致命程度；（6）公众对化工技术风险的关注程度；（7）公众对辽宁地区化工技术风险的接受程度；（8）公众对专家关于化工项目的知识的信任程度；（9）公众认为企业管理化工爆炸风险的程度；（10）公众对政府部门科学技术管理的化工风险治理能力的信任度；（11）公众认为近年频发的化工爆炸事件与管理的关联程度。通过公众对化工技术风险接受程度和相关认知因素程度数值进行分析，在提取公因子后，通过观察这些变量因素的载荷值以及公因子方差贡献率，考察不同变量对公众接受技术规划风险产生影响的显著程度。使用SPSS 18.0软件先对问卷进行检验，巴特利（Bartlett）检验中本数据的KMO检验值为0.758，大于标准值0.7，说明此组数据适合于因子分析。此外，Bartlett的检验值表明，各变量之间并非独立而是有相关关系的。两组值都表明收集到的数据可用于因子分析。表-1列出了因子分析中提取的第一和第二公因子。对公因子中的变量因素进行考察，重新定义11个变量因素。从表-1中可以看出，提取的第一公因子（F1）载荷值较高的4个指标变量都反映了公众对化工技术及产业规划的风险感知度，因此可以将第一公因子命名为风险感知因子；第二公因子（F2）载荷较高的因素可以归结为公众对政府、专家及企业共同体的信任因子。可以看出，公众对化工技术治理的主体的信任度和公众的利益风险感知度使影响公众对技术风险接受的显著要素间相互影响。

（二）公众对风险技术接受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公众对技术风险的接受取决于公众与风险管理者的沟通。弗鲁尔等分析了风险沟通中公众对信息来源的信任，考察其参与风险管理过程的认知，加上与由一些重大科学争议及特殊风险事件所提供信号相关的风险意识的动态变化，说明当考虑到公众对新兴技术的信任程度时，许多因素都要加以研究，公众对风险沟通程序信任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改进风险治理的有效性。阿拉巴拉钦（D.Alabarracin）等通过持续观察研究，提出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情绪响应模式反映出态度上的差异，国家的公共管理事务涉及公众的决策应争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以公众对风险事件的关注度测量风险事件对公众的影响，根据已经计算出的相关系数的正负和大小，分别比较沿海经济带居住的公众与其他地区公众在对政府信任和风险事件爆发的因素问相互影响。

从图-1可以看出，公众对技术应用风险相关系数最高的是政府治理信任，表明政府信任建设的重要性。在社会治理信任模块里，除了政府信任外，公众对专家知识信任及企业管理信任也影响到公众技术风险接受度。辽宁沿海地区居住公众与政府治理信任的相关系数为0.467，与专家知识信任相关系数为0.302，与企业风险控制能力相关系数为0.200，且三者的双尾数都小于0.01，属于关系显著。其他地区居住公众与政府治理信任的相关系数为0.425，与专家知识信任相关系数为0.039，与企业风险控制能力相关系数没有显示相关性。辽宁沿海地区居住公众的化工风险接受与对风险事件的关注负相关关系为-0.258，比较显著；其他地区居住公众的化工风险接受与对风险事件的关注相关系数为-0.253，一般显著。不同地区公众化工风险接受风险事件影响通过化工风险接受与风险关注相关性体现，前者系数为-0.258，且负相关性显著；后者为-0.253，负相关显著性一般。风险事件不但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而且降低了公众对化工业的接受度。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化工规划带居住区的公众邻避效应显著。

公众既是技术发展的受益者又是技术风险承受的主体，政府有必要在科学技术发展与经济决策中将公众参与机制引入容易引发环境、健康风险的沟通中。涉及技术风险的决策引入公众参与的好处在于，对于决策中知识不确定性问题，公众参与可以减少风险沟通及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阻碍，在技术风险带来负面影响时避免出现公众非理性的群众计划事件。在未来技术社会化进程中尤其是高技术风险的治理中涉及技术研发、技术产业化及技术监管各个环节，涉及风险的科学证据不足时引入公民参与是未来高技术治理策略之一。目前在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对公众参与建设项目的环境风险的框架性权利和程序的规定基础之上，管理者有必要在高技术的风险治理制度建设中设置科学的公众参与机制，提高风险评估中专家的专业知识与风险事件爆发后公众风险感知的有效沟通，在公众参与高技术风险治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实证领域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