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合约选择的理论分析

摘要：交易合约具有结构性特征，选择最优的合约形式就是根据成本最小化原则科学判定合适的合约结构变量。影响合约结构变量的主要成本因素是总交易费用、购置成本和不确定性风险损失。进一步，重要影响因素包括清晰界定产权和立约权竞争、不确定性和社会容忍度、运输半径和电煤紧张程度等因素。本文借助于杨小凯新型古典微观经济学模型，分析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的结构变量的选择，并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纵向交易；交易合约；合约结构；煤炭企业；电力企业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10-0058-07

一、引言

煤电纵向交易关系是诸多重要纵向交易关系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这种代表性一方面表现在煤电纵向交易关系涉及到的两种社会基础产品的特殊属性，另一方面表现在煤电冲突较为突出。国家曾经试图通过政府协调机制和出面组织，化解煤电冲突，但收效甚微。煤电纵向关系最重要的形式是煤电纵向合约关系。由于历史形成的“惯例”，煤电企业之间采取“一年一签订单的缔约方式”。虽然，国家不断改变协调机制，但这种缔约方式基本未变，延续至今。

煤电冲突的表现形式在于电煤价格的博弈，其本质在于煤电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化解煤电冲突、优化煤电纵向交易合约是许多学者试图解决的难题。林伯强分析了电煤“价格双轨制”、改革路径和“煤电联动”的影响。于立等运用“纵向价格双轨制”理论分析了“电荒”出现背后的根本原因，并提出改革的策略。于立宏研究了长期契约中的选择权契约形式和价格调整机制。克莱因构建了“敲竹杠”模型，分析了规范契约条款的成本和默认契约的自动实施问题。

我们认为，交易合约具有结构性特征，选择最优的合约形式就是根据成本最小化原则科学判定合适的合约结构变量。影响合约结构变量的主要成本因素是总交易费用、购置成本和不确定性风险损失。进一步，重要影响因素包括清晰界定产权和立约权竞争、不确定性和社会容忍度、运输半径和电煤紧张程度等因素。本文借助于杨小凯新型古典微观经济学模型，分析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的结构变量的选择，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结构与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合约选择分析框架

1．纵向交易合约的结构变量

合约即契约，是从万民法基础上的罗马法体系沿袭而来。从法律角度理解，合约是指两人或多人之间为在相互间设定合法义务而达成的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协议，规定缔约当事人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合约不仅仅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文本，更是交易的微观制度，体现的是一种基于合意、自然秩序的契约精神和用以寻找、辨别和商讨交易机会的工具。克莱因认为，合约是“通过允许合作双方从事可信赖的联合生产的努力，以减少在一个长期的商业关系中出现的行为风险或‘敲竹杠’风险的设计装置”。张五常则认为合约是当事人在自愿的情况下的某些承诺。威廉姆森通过研究契约与交易的关系，把合约看成为交易的微观规制结构。在博弈论的框架下，合约代表一种合作博弈的内生均衡过程。

根据上述，从本质上讲，合约是一种“合意”，既规定了缔约当事人的具体权利和义务，同时又交易了缔约方当事人的微观制度。遵从合约本质，那么，合约的结构变量可以通过合约期限和合约关系衡量。进一步细分，合约期限变量又可分为长期合约和短期合约两种；合约关系变量又可分为普遍关系合约和特殊关系合约两种。普遍关系合约是指缔约过程主要借助于立约权竞争方式，通过市场竞争实现降低交易风险和实现交易目标的交易方式，缔约双方发展的是较为纯正的市场信用关系，合约权益规定较为明确，完全合约的特点更明显。相反，特殊关系合约更多的是通过缔约双方业已积累的友情和信任实现合约的缔约和履行，产权关系界定更复杂，交易合约更具不完全合约特征。与合约期限变量相联系，普遍关系合约与短期合约相伴生，特殊关系合约与长期合约相伴生。考虑到在中国环境下，纵向交易产业链中交易主体的类型差异可能影响交易合约的正常实施程度，所以，进一步引入合约对象结构变量，以完整地反映我国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的现实选择问题。综上所述，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的结构变量包括合约期限变量、合约关系变量和合约对象变量。合约对象变量又可分为大企业和小企业两类。

2．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合约选择分析框架

基于分工合作的现代企业，实现企业功能完整化的方法只有一个，即采取产业链整合方式。也就是说，需要具备各自核心能力和产业功能环节的企业通过交易，实现最终产品制造。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产业链的整合和衔接，企业功能的优势互补，是通过合约形式实现的。企业合约的目的，一方面可以形成较为稳定的市场预期和信任机制，依此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市场不确定性，降低交易的风险。

从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两方面看，考虑到我国煤电纵向交易关系的现状，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结构变量选择的核心影响因素有三个：交易费用系数、运输费用系数和不可靠性风险损失的社会容忍度系数。交易费用系数(k)表示为实现交易所必需的费用，这些费用取决于交易技术、制度安排等。现实中，实现成功交易和降低交易费用的交易技术包括产权界定和立约权竞争。前者通过深入协商、加深关系、清晰产权的方式订立交易合约，实现降低交易费用和规避交易风险的目的。后者通过增加潜在贸易伙伴，实现降低交易费用和规避交易风险的目的。两种交易技术的选择取决于社会制度安排，包括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也包括社会习俗、惯例、行规等非正式制度安排。也就是说，交易技术与制度安排的协调统一，才能保证交易费用的降低和交易风险的有效规避。

煤炭属大宗消耗物资，运输成本影响到最终煤炭的到厂价格，进而影响用户产品的生产成本。中国是一个运输能力供给与需求矛盾较为突出的国家，运输能力始终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同时也是影响中间商品成本的重要因素。在运力紧张、铁路运输企业拥有行政垄断和市场优势的情况下，煤炭运输费用系数自然也必将是影响煤电纵向交易合约选择的重要变量。由于煤炭赋存和需求分布的现状，决定了煤炭运输主要借助于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两种运输方式的运输成本存在差异，也决定了运输方式存在合理的运输半径。在合理的运输半径范围内，用煤企业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和行为方式。也就是说，消费者的地理位置也是影响运输费用系数的变量之一。煤炭需求具有典型的经济周期特征，经济处于上涨期间，煤炭社会需求增加，反之下降。与之相伴，往往出现社会煤炭供需紧张程度的差异。当煤炭供需紧张时，合理运输半径可能被人为拉长，换句话讲，当人们不能得到更廉价运输成本的运输方式时，为了得到所需的煤炭，可能会接受相对更大的运输费用系数。

立约权竞争和产权界定合作方式都存在一定

的不可靠性，进而产生风险损失。这种风险损失除了企业自身的经济损失外，同时还将导致对社会的损害。特别对于电力这一特殊的商品，社会供给出现短缺将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所以，煤电合约的确定和执行，还必须考虑合约不可靠性风险损失的社会容忍度系数。影响合约不可靠性风险损失的社会容忍度系数的变量包括不可靠性风险社会福利损失和企业类型。前者反映了人们对自身利益损失的容忍性，后者则反映了人们对不同企业类型承担社会责任的认同和宽容程度。一般认为，人们对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的不承担社会责任的认同度和宽容度较国有大企业高，也就是说，人们往往认为国有企业应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而国有大企业应首当其冲。当然，合约不可靠性除了合约本身存在系统性风险外，还存在道德风险引发的不可靠性，这种不可靠性与企业行为取向有关，人们对不可靠性风险损失的社会容忍限度更多地出自此。

综上分析，煤电企业纵间交易合约选择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三、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合约选择的决定因素

根据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合约结构变量，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合约选择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侧重于与大企业合作，还是与小企业合作；与合作企业签订长期合同，还是短期合同；合作双方倾向于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还是采取通过市场竞争获取谈判优势。由于涉及3个纵向交易合约结构变量和交易双方行为取向，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合约形式会很繁杂，选择决策也很复杂。但从理论上讲，出于缔约行为人的经济人假设，煤电纵向交易合约选择的基本理论依据还是成本最小化原则。

煤电企业之间形成纵向交易关系的载体是电煤，电煤合同是构成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合约的表现形式。从构成电煤合约完全成本的角度看，电煤合约的总成本包括总交易成本、完全购置成本、风险损失成本等。我们用如下公式表示电煤合约的总成本，即：

Cz=Cj+(p+Cy)+Cf

其中，Cz表示电煤合约总成本，Cj表示总交易费用，包括用于界定合约精确度的外生交易费用和选择制度自身决定的内生交易费用，p表示电煤购买价格，Cy表示包括装卸、堆储、转运费用在内的运输成本，Cf表示由于分工交易产生的不可靠性带来的风险损失成本。

1．煤电纵向交易合约选择的交易费用决定：合约精确度与立约权竞争的两相替代

交易费用大小影响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的选择。煤电纵向交易合约是一种典型的产业链分工基础上的关系合约。这种合约必须通过一定的机制实现合约的订立、实施和监督。这类机制包括上述的清晰界定产权和立约权竞争两种方式。按照杨小凯的逻辑，假定一个现有或潜在供应者能履行交付用于生产产品的中间品xd的概率为r，而不能交付xd的概率是q=(1-r)，并且所有供应商不能交付概率是相互无关的。于是，x的买主当其现有供应者不能交付时，便能转由N-1位潜在供应商中之一供应，因而只有当N位现有和潜在供应商都不能交付时，购买者才得不到。N位供应商都不能交付xd的概率为(1-r)N。所以，x的买主得到xd概率是：P=1-(1-r)N。r定义为合约条款的精确性，从提高贸易履约概率的意义上来说，个人也能因改进合约条款而获益。令1s为花费在界定和履行合约上的时间，假设s是界定合约规定的产权的交易费用系数，则1s与r之间的关系可用1s=sr表示。这说明如果个人想要保留与N位供应者立约的权利，则必须为此权力付出成本。又令1c为x的买主与N位现有和潜在供应者保持潜在的贸易关系所花费的时间，c为界定立约权的交易费用系数，则1c=cN。

我们用界定合约规定的产权的交易费用系数s的倒数和界定立约权的交易费用系数c的倒数，即1／s和1／c，分别表示两种缔约方法各自的交易效率，则这两种交易效率都与法制、通讯技术以及其他社会技术和制度安排有关。对应于不同的法制、通讯技术和社会技术制度安排，两种缔约方法会产生不同的交易效率，进而影响不同缔约方法的选择。不难理解，在现实中，人们面临缔约过程中界定产权所需的交易费用与界定立约权(或拓展潜在机会)所需的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选择。正如杨一黄模型所示，这种两难选择和旨在降低合作失败风险的强化竞争与提高合约中产权界定的精确性之间的替代有关。上述两难选择通过P=1-(1-r)N和1s=sr、1c=cN很容易看出。不同交易方式交易效率的差异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缔约方式的选择，如果界定立约权比拟定合约条款有高得多的交易效率，则有效率的N可能很大，而有效率的r可能相当小。在这种情况下，x买主为实现交易可能选择界定产权的精确度低、但对劳动市场竞争的依赖程度高(N)的合约形式，放弃r大而N小的其他合约形式。反之亦然。

通过构建不同组态决策模型，借助于角点解求解方法，运用比较静态分析和计算机模拟，杨小凯等分析了专业化程度、交易效率对分工和自给自足组态的均衡选择问题。同时，从另一个侧面也证实了提高1／s和1／c的可相互替代性，这也说明了提高拟定合约条款的交易效率，将开创一个合约条款精确程度高、对现有和潜在供给者间竞争的依赖程度小的中间产品市场。反之，提高界定立约权的交易效率将使中间产品市场中的合约模糊程度升高，且对竞争的依赖程度增大。

2．煤电纵向交易合约选择的完全消费成本决定：完全购置成本和风险损失容忍度的权衡

假设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合约的签订与执行需要花费电煤购买价格成本和负担运输成本，以及由于分工交易产生的不可靠性带来的风险损失成本，这三种成本综合起来，我们统称为完全消费成本，并称电煤购买成本和运输成本为全部购买成本。从纯经济学意义上讲，由于分工交易产生的不可靠性带来的风险损失成本表现为纯社会福利损失。某种事件引发的纯社会福利损失越大，则表明分工交易产生的不可靠性带来的风险损失成本越高。另外，总体来讲，在我国人们对国有企业的信任度和美誉度相对较高，同时也要求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反过来讲，对国有企业造成社会福利损失的行为接受度相对较小，容纳性差，所以，企业类型也是影响由于分工交易产生的不可靠性带来的风险损失成本的重要变量。归纳起来，由于分工交易产生的不可靠性带来的风险损失成本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纯社会福利损失和企业类型，则cf=F(m，t)，其中，Cf表示由于

分工交易产生的不可靠性带来的风险损失成本，m表示由于分工交易产生的不可靠性带来的纯社会福利损失，t表示企业类型。降低由于分工交易产生的不可靠性带来的风险损失成本的方法是必须加大风险防范的物资储备。无疑，这势必增加全部购买成本，并且随产品价格和运输成本的上升而提高。考虑到分析问题的方便，用不可靠性风险损失社会容忍度系数与全部购置成本的乘积替换全部购置成本和由于分工交易产生的不可靠性带来的风险损失成本之和，即用(p+Cy)・ym替代(p+Cy)+Cf。与前同理，ym取决于纯社会福利损失和企业类型两个变量。综上所述，电煤合约的选择依据是实现最小化合约总成本，而电煤合约的总成本为Cz=Cj+(p+Cy)・ym。如果能降低电煤合约的每项成本，则电煤合约的总成本就能降低，进而带来好的经济或社会效益。

四、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结构变量的选择分析

煤电纵向交易关系表征上看是电煤合约关系。借助于“电煤”载体，实现煤电产业的纵向交易连接。那么，表征上的煤电纵向交易关系是电煤价格、价格形成机制和合约实施具体方式问题。但我们认为，表征的煤电纵向交易关系只是煤电纵向交易关系的一个方面，这种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产业间的纵向竞争关系。除此之外，煤电产业内竞争，如电力行业的发电和输配电竞争、煤炭行业的大小煤炭企业之间的竞争，直接影响该产业利益格局，也决定产业间纵向交易关系现状和冲突根源。从现实情况看，煤炭行业竞争性强，煤炭企业可能在区域内会表现出垄断特征，并随着国家和地方“资源整合”的深入，资源集中趋向日益明显，但整个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较低，可竞争性格局较明显。而电力行业产业链相对较长，产业链各环节技术依赖明显，企业连接紧密，且输配电环节受国家规制，形成电力产业竞争性相对强的发电环节和规制性相对强的输配电环节并存的产业内竞争格局，再加上电力产业改革的相对不彻底，导致电力产业可竞争性较弱。也正是由于电力产业实施的部分规制特性和煤炭产业的竞争性特征，导致煤电产业间的冲突升级和反复博弈。

1．产权界定和立约权竞争与煤电纵向合约变量的选择

产权界定和立约权竞争都是降低纵向合约总交易费用的有效方法，也决定了纵向交易合约的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的存在赋值，进而影响合约关系类型的选择。假设配煤是可行的，发电机组对煤炭品种和内在质量不具有很强的技术依赖性，进而资产专用性不产生对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的影响。

(1)当其他变量参数不变、界定合约规定的产权的交易费用系数(s)降低时，纵向交易合约变量的选择。界定合约规定的产权的交易费用系数(s)降低，意味着清晰界定产权的缔约方式的交易效率提高。造成该效率提高的原因可能是经验学习曲线的影响、缔约双方关系深化的结果、清晰界定产权技术的提高或产权识别技术的提高等。无论什么原因，s的降低将会导致清晰界定产权缔约方式的总交易费用下降。准确地讲，总交易费用的降低是由内生交易费用的下降而产生的，换句话说，在保持外生交易费用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降低内生的交易费用实现了总交易费用降低的目的。对应于不同的缔约方式，s的降低更有利于外生交易费用较低、内生交易费用较高的特殊关系合约的订立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加深合作伙伴之间的特殊关系，更有利于节约交易费用，实现对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的最优选择。

(2)当其他变量参数不变、立约权竞争的交易费用系数(c)降低时，纵向交易合约变量的选择。立约权竞争的交易费用系数(c)降低，意味着立约权竞争的缔约方式的交易效率提高。造成该效率提高的原因可能是法律等正式制度的完善和执行力度的强化、信息和通讯等相关技术水平的提高、市场机制的完善和信用体系的建立、第三方治理的建立和功能的完善等。②同样，无论什么原因，c的降低将会导致立约权竞争缔约方式的总交易费用下降。准确地讲，总交易费用的降低是由单个交易的外生交易费用的下降，并延伸导致内生交易费用的降低而产生。也就是说，立约权竞争的交易费用系数(c)降低更具延伸效应和间接效应。基本的改变机理是：立约权竞争的交易效率的改进，导致单个交易的外生交易费用的降低，受益人把节约下的钱用于强化立约权竞争，寻找更多的符合企业需要的潜在供应商，扩大的供应商群体对保证供货的及时性和经济性产生良性影响，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会进一步降低内生的交易费用，进而降低总交易费用。同理，对应于不同的缔约方式，c的降低有利于内生交易费用较低、外生交易费用较高的普遍关系合约的订立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拓展合作伙伴数量和强化市场竞争作用，更有利于节约交易费用，实现对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的最优选择。

(3)两种缔约方式交易费用系数同时改变时，纵向交易合约变量的选择。假定现有缔约方式处于均衡状态，即现有缔约方式处于完美、双方认同的状态。当1／s>1／c时，说明界定合约规定的产权的交易效率的提高快于立约权竞争的交易效率的提高，根据成本最小化原则，提高合约的精确度更有利于降低总交易费用，那么，采取特殊关系合约形式是最优选择。相反，当1／s

2．不确定性和社会容忍度与纵向交易合约变量的选择

任何交易都处于不确定性环境下，并会产生不确定性结果，进而给企业带来不确定性危害。奎特较早认识到不确定性对决策的影响，他认为任何有效的判断或决策都承担相应程度的不确定性。加林・库普曼斯更是把不确定性区分为初次和次级不确定性两类，并认为社会经济组织中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如何面对、如何解决不确定性的问题。库氏的两类不确定性的区别只是决定因素的区别，前者更多地依赖于环境变化差异变量，后者更多地依赖于“沟通缺失”产生的信息不对称性变量。但两者的共同点也是明显的，即库氏的两类不确定性都具有非策略性特征。威廉姆森进一步拓展了不确定性类型，他认为：“当交易各方都处于一种双边依赖的状态时，这种策略性特征就会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这样，认识第三类不确定性即行为(或者二元)不确定性，就有用了”。

三种不确定性中，又以由于机会主义形成的行为不确定性对缔约双方合约选择和执行的危害最大。现实中，也常常出现诸如以次充好、人为违约现象的发生，特别是在煤炭供应紧张的时候出现频率更多。煤电双边贸易中，行为不确定性在大小企业都存在，但尤以小企业更甚。这势必给双边贸易对方带来风险，造成不可靠性风险损失，

比如增加公关费用和停产损失。前者会给企业带来经济上的损失，后者既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又造成社会福利损失。那么，企业必须综合考虑包括电煤价格和不确定性风险损失在内的全部购买成本。

从社会学角度讲，人们对社会的非正常状态有一定的可接纳容忍度，超过社会容忍度阈值，会出现怨气、牢骚、冲突，甚至动荡。不同类型企业对社会福利损失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相比较而言，大企业比小企业影响程度更高。另外，社会舆论对大小企业的行为准则和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和认同感也不同，一般而言，社会对大企业的要求会更高些。那么，大企业无论从满足社会要求还是履行社会责任的角度，都必须提高企业行为的可靠性。结合中国工业传统和实际状况，煤电企业的“大大结合”，即大型电力企业与大型煤炭企业的双边贸易结构可以降低行为不确定性的社会福利损失。相反，电力企业和煤炭企业的“大小结合”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如煤炭短缺时，造成不确定性风险增大)出现超出社会容忍度阈值范畴的状况，整个社会出现较大程度的社会福利损失。在出现较大社会福利损失的情况下，强大的社会压力和政府干预，借助于社会“修正机制”和政府调节机制，会使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关系回归“大大结合”状态。电力企业与煤炭企业的“小大结合”会使电力企业成本增加，企业经营压力增大，在市场“修正机制”的作用下，会使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合约关系改变为“小小结合”状态。

3．运输半径和电煤紧张程度与纵向交易合约变量的选择

电煤属大宗货物，需要运力保障，运输成本占电煤全部购买成本的比重也不小，运输距离和运输方式的可得性影响煤电纵向交易合约变量的选择。从产区到用户，电煤运输方式无外乎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两种。相对而言，铁路运输成本较低，国有大型煤炭企业较易得到国家铁路运输计划的支持。在正常的市场环境和供需状态下，市场集中度相对较高的电力企业具有较强的市场势力和谈判能力，采取单纯性的特殊关系合约，无法获得由于市场竞争带来的成本节约。本着成本最小化原则，在满足生产技术要求的情况下，“就近、低价、竞争性替代”成为电力企业的优化选择。那么，采取短期缔约、价格一年一谈、普遍关系合约成为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的主要特征。随着电煤供需紧张程度上升，成本领先、兼顾安全的决策原则开始出现，则在坚持采取短期缔约、价格一年一谈、普遍关系合约的原则基础上，出现部分相对期限较长、固定定价机制、特殊关系合约，形成部分普遍关系合约、部分特殊关系合约的市场合约结构格局。再进一步，电煤出现供需紧张状况，保障煤炭供应的可靠度成为关键因素之一，电力企业希望签订特殊关系合约，但拥有市场竞争地位的煤炭企业却会提出提高电煤价格的要求。由于国有煤炭企业的合同履约率较高，合同期内的煤炭供应不成问题，但下一个订货周期的电煤价格的博弈不可避免。从长期发展角度看，面对市场势力强大的电力企业，与电力企业相比，煤炭企业更愿意签订基于特殊关系的合约。

电煤供需紧张程度决定着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的复杂程度。电煤供应紧张就会使得原本均衡、复杂的交易合约关系更加复杂。电煤供应不紧张时，煤炭产区内小煤矿的存在，使得煤炭产区内的电力企业拥有更大的机动性和可选择性，供应商的替代费用低，运输成本可控，在小煤矿的价格较低时，往往选择小煤矿的煤。但小煤矿具有强烈的逐利特征，行为不确定性大，可靠性差，在电煤供应紧张时，会不遵守供货合同，造成电力企业的供货断档，严重影响电力生产。

总之，电煤供应紧张程度和公路运输合理半径是决定煤电纵向合约的重要变量。一般认为，在电煤供应不紧张时，公路运输合理半径内，均衡的煤电纵向交易合约形式是“小煤矿+普遍关系合约”；公路运输合理半径外，均衡的煤电纵向交易合约形式是“大煤矿+普遍关系合约”。在电煤供应相对均衡时，公路运输合理半径内，均衡的煤电纵向交易合约形式是“小煤矿+普遍关系合约”；公路运输合理半径外，均衡的煤电纵向交易合约形式是“部分特殊关系合约+部分普遍关系合约”。在电煤供应紧张时，出于供货可靠性考虑，均衡的煤电纵向交易合约形式是特殊关系合约，特别是“大煤矿+特殊关系合约”。

五、结论

煤电纵向交易合约具有结构化的变量特征，结构变量包括合约期限、合约关系和合约对象等。煤电纵向交易合约选择就是如何决定合约的结构化变量，进而构成多重交易合约形式。从根本上讲，煤电纵向交易合约形式的选择还是遵循成本最小化原则。考虑到电煤产品的特殊性和下游电力产品的社会基础产品属性，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的总成本构成包括总交易费用、全部购买成本和不可靠性风险损失成本等，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的选择必须权衡三者的关系。总交易费用受制于交易方式和社会技术及制度影响，人们需要在采取清晰界定产权交易方式和立约权竞争交易方式中进行取舍。不同的交易方式形成了差异化了的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进而决定了合约关系变量的选择。同样，电煤供需紧张程度和运输半径也影响煤电纵向交易合约关系变量的选择。交易会带来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特别是行为不确定性，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考虑社会容忍度和不同企业类型的社会认同度，虽然现实中可能出现各种结合形式，但电力企业和煤炭企业的“大大结合”和“小小结合”会成为均态。

与其他纵向交易合约一样，煤电纵向交易合约选择的核心还是利益问题。煤电冲突的表面现象电力产业与煤炭产业间的利益分配，集中于电煤价格的博弈，实质上煤电冲突的关键是产业内竞争和规制问题。现实中，一年一次的价格协商模式必然导致电力企业和煤炭企业的重复零和博弈。虽然电煤供需紧张程度存在周期性变化和煤炭企业区域性集中程度的不断提高，导致电力企业和煤炭企业的市场势力也发生相应变化，但是从长远看，在我国电力企业还是处于较有利的市场竞争位置，与煤炭企业相比，电力企业没有更大的积极性签订基于特殊关系的长期交易合约，并试图在电煤供应紧张的时候借助于电力产品的社会基础产品的属性和业已形成的行业特殊的影响政府的能力，“捆绑”政府，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规制格局。解决煤电冲突和优化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的途径包括：放开电力管制，实行纯市场化竞争改革方案；通过换股，实现电力产业和煤炭产业的利益融合；发展电煤期货市场，编制电煤市场价格指数，制定新的电煤定价机制，改变电煤订货模式，形成复合合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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