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儒、道互补的社会基础

[摘要]儒、道互补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但是儒、道两家在诞生之初并不是互补的,它们甚至是对立的。一直到魏晋玄学的出现,两家才不再对立。这一转变有其社会历史原因。陶渊明正是这一时期融合儒道的代表人物。盛唐已降,李白、杜甫完成了儒、道精神在人生及其创作中的真正融合。直至苏轼,形成了中国古代儒、道融合的人格精神的典范。通过这一线索,我们看到儒家和道家是如何由相互对立,到相互融合补充,再到相反相成地对塑造中国文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审美兴趣、文化心理等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的。

[关键词]儒道互补;玄学;陶渊明;苏轼;文化心理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0-0037-03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提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是儒道互补。然而,儒道两家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而言,在诞生之初就是互补的吗?如若不是,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个体的知识分子心里相互融合?其社会历史原因又是什么?

儒、道两家都在追求和谐,但一方追求人与社会的和谐,一方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互相对立的两种处世方式。春秋战国时的士人,似乎很少见到有哪一个人能够融合两家思想做到“有道则仕,无道则隐”。

魏晋玄学出现后,从王弼、何晏的“本末不二”、“体用如一”,到郭象、向秀的“造物无物”、“即用是体”,开始出现融合儒、道矛盾思想的迹象。以王、何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虽不格外重视名教,但亦不主张废除礼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自然为体、名教为用的。而以嵇康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则更具浪漫主义思想,反对名教,崇尚庄学思想。此时,儒、道两家虽然仍然对立,但已经有了渐渐融合的痕迹。到了郭、向的时代,魏晋士人则开始从根本上调和儒道的冲突,取消自然和名教的对立。谢灵运在《辩宗论》里说:“向子期(秀)以儒道为一。”说的就是郭、向二人齐一儒道,任自然而不废名教。老庄的自然和孔儒的名教此时已经不再对立,崇尚自然与顺应社会融合为一。其中既有儒道融合的精神,也有为残暴的高压统治服务的目的,还有维护世族地主利益的用意,但从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看,儒道不再对立、排斥。

这种变化有其社会历史原因。大一统帝国的社会现实,使士人们无法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张扬个性。汉武帝时,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第一个盛世,同时,士人精神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时期,正是封建社会士人文化品格的形成时期。相对于春秋战国时期而言,此时的知识分子沦为一主之臣、食禄之士,失去了自由意志和主体意识,士人中的精英由战国诸子转变为经师,西汉王朝建立起儒家化的意识形态。

汉末,天灾人祸不断发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此时的知识分子开始通过抨击时弊、臧否人物等途径积极参与政治。随着政局衰颓,混乱的加剧,名士少有全者的现实,使得士大夫们不敢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士人们一方面认为乱世不可强为,只有不强为才可远祸全身,另一方面又认为应该顺应自然方可遂性。王弼、何晏认为本、体都是无,是道,道化身万物,所以,可以通过万物领会道,故云“本末不二”、“体用如一”。嵇康、阮籍则有所不同,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阮籍则更是鼓吹无君,认为社会、政治只能给人带来灾难。在他们眼里,名教和自然是对立的,他们要求“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时,在他们眼里,儒家的名教和道家的自然,已经不是完全对立不相容的了。阮籍在《达庄论》里说:“六经之言,分处之教也;庄周之云,致意之辞也。”阮籍认为如果功名富贵合乎天道,顺乎自然,也未必是坏事。嵇康、阮籍实际上并非完全否定社会政治组织,在他们眼里,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还是必要的。到了郭象、向秀提出“造物无物”、“即用是体”,则认为道化生万物后,道亦随之消失,顺应万物就是顺应道。郭、向认为老庄与孔子之学只是体用本末的差异,并没有根本的矛盾。自然和名教不可分,顺应自然就是顺应社会。这样,就为儒道互补思想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哲学基础。

同时,魏晋时期士人们开始建立文化功业,政治不得意时希冀以文章扬名后世。原来在官学体系中没有地位的诗赋文学开始受到重视,走入知识分子视野。魏文帝曹丕将文学提高到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为知识分子“无道则隐”、“独善其身”和著书立说创造了条件。他们政治上无作为时,转而致力于辞章之学。

这一时期,儒道的融合在现实生活中最典型的代表是陶渊明。早年的陶潜,初入社会时怀着大济苍生的志向,在诗中写道:“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想重整乾坤,建功立业。但社会的黑暗、官场的污浊,使陶渊明只能退避政治之外,回归到自然而然、抱朴归真的生命状态。归隐是回归自然,回归本性。可以说是“有道则仕,无道则隐”,陶渊明的归隐既是顺应天性,也是不与统治者合作,保持高尚人格的途径。陶渊明除了隐士的精神之外,还有着强烈的追求,即追求精神的自由,追求人的天性,是一个既有“无道则隐”的儒家思想,又有回归自然追求天性的道家思想的文人,儒、道在这个消极的意义上融为一体,儒、道互补成为可能,成为现实。

到了李白、杜甫的时代,儒、道两家在士人心里更加融汇合流。盛唐是一个热情奔放的时代,李杜二人将儒道两家精神通过艺术创作推向了巅峰。盛唐时代造就他们,承认他们,本身也说明时代对儒、道互补的认同。李白有着强烈的功业情结,有着“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高度自信,有着“怀恩欲报主,投佩向北燕”的报主情怀,也有着“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的怀才不遇的愤慨。同时,他相信“东山高卧起来时,欲济苍生未应晚”,“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可以说盛唐时锐意进取、昂扬向上的时代风气在李白这里奏出了最强音。李白也是个追求自由的人,是个“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人,当功业妨害了他的自由时,他选择了“须行即骑访名山”。他为自己设计的理想人生道路是“待吾尽节报明主”之后归隐山林。他有儒家豪放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情结,更继承了道家浪漫、洒脱奔放的审美追求,并将其发挥到了极致。如果说“诗仙”李白的诗是天才美、自然美的极致,那么,“诗圣”杜甫的诗则沉郁顿挫,气势磅礴,音律对仗工稳,是人工美、规范美的顶峰。忧国忧民的杜甫,有一种儒家道德圣人的济世情怀,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报负,身在江湖,依然思天下事,这种自觉的社会意识正是儒家思想的典范。儒道精神在李、杜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儒道的对立消融了,它们互相补充,相辅相成,自然而然地成为知识分子心灵的两个支点。到了苏轼,两个支点完全融合为一。

苏轼出生在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早年抱着儒家经世治国的理想 步入仕途。熙宁年间,因不满王安石变法,外调地方官。“乌台诗案”后,苏轼的仕途更加坎坷,屡屡被贬,从黄州、汝州,到定州、英州,最后一直到了惠州、儋州。一度宦海沉浮,颠沛流离,家人离散。在辗转磨难中,苏轼总能做到淡泊名利,达观超脱,保持游于物外的襟怀,以释、道两家的思想来释放心中的郁积。他讲“善于处穷”,认为“祸福苦乐,念念迁逝,无足留胸中者”,面对人生中的风波险恶,苏轼总能做到淡定坦然。然而,苏轼却并未放弃现实人生,他一生始终保持对社会的关注,有一种关心国计民生的积极入世的精神,即使晚年困厄岭外,一身难保,仍执著地表示:“少壮欲及物,老闲馀此心。”

儒、释、道融合,是苏轼思想的显著特征。苏轼不同于其他知识分子,他始终没有放弃现实的人生,以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关注着家国天下,保持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同时,又以佛道思想排遣心中的苦闷,超然地面对生活的艰辛磨难。在他身上,儒、道精神就是人生的两个原则,需要什么,就用什么。惟有如此,人们才可能在社会矛盾尖锐、人生坎坷曲折的时候,过一种自由的生活。在后世知识分子眼中,苏轼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他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诗、书、文、词都堪称一流,更在于他面对挫折磨难所表现出来的达观超脱的态度,也在于他始终关注着国计民生,怀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综上所述,对中国思想史影响最大的儒、道两家,在先秦时并非相互融合,甚至可以说是对立冲突的。尽管它们都追求和谐,珍爱生命,但儒家是功利的、现实的、规范的,而道家是浪漫的、出世的、自由的。一直到魏晋玄学的出现,知识分子力求远祸全身,虽然他们内心依然强烈地执著于人生,外表却漫不经心、放任自由。从何晏、王弼到嵇康,再到郭象、向秀,在思想上为儒、道互补的实现创造了哲学条件。而真正的实践者则是以魏晋时期为肇始的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从陶潜到李白、杜甫,再到苏轼,儒、道两家已经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完全融合了。到了苏轼,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有道则仕,无道则隐”了,不是在建功立业不成之后转而避弃现实了,而是儒、道合一、“兼济天下”的同时“独善其身”,“心怀魏阙”的同时“遗世独立”。

因为有了儒道两家的调和互补,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在积极进取时不失细品人生的情趣,在清醒痛苦时也有“身在江湖”的超脱,在山野园林中不忘家国天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鲜有如尼采、本雅明那样的疯狂者和自杀者,许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珍爱生命,以及他们懂得以道家思想(当然也包括佛家思想)排遣人生的痛苦有关。儒家和道家由相互对立,到相互融合补充,相反相成,地对塑造中国文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审美兴趣、文化心理等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直到今天,儒、道两家的思想依然作为民族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2]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张毅.宋代文学研究[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4]傅璇琮,蒋寅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M].大连: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