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少年犯罪及未成年人保护

我国多年来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采取的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一提法没有具体内容，似已不合时宜。

近年来，中小学生围殴、虐待同学的新闻频现。少年犯罪的相关数据也不容乐观。对此，国家已要求教育部会同相关方面多措并举，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法制教育。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以成年犯罪视角来处理少年犯罪问题，还需要建立专业少年司法队伍、引入社工组织对少年犯罪进行司法处理。

失控的少年

根据犯罪学的社会控制理论，判断一个孩子是否处于犯罪边缘，有犯罪的可能，就看他与四方面是否还保持着密切的依恋关系，这就是家庭依恋、学校依恋、同学依恋、社会依恋。这四方面依恋指的是孩子受外界控制的程度，依恋的链条断裂了，孩子便失控了，他们的处境就危险了。

失控少年主要是指下列三类：一是农民工子女，既包括打工者在农村里的留守子女，也包括跟随进城务工的父母生活的孩子。二是辍学失学少年。这一群体是预防违法犯罪战略所关注的重点对象。三是违法少年。指的是曾因违法受过治安法规的处罚、或是在少年期被判徒刑三年以上的罪犯，从广义上讲也包括社区矫正对象中的青少年。美国费城在上世纪曾做过的长达十余年的跟踪调查数据显示，在近一万名少年中只有6%的人成为惯犯。所以，预防犯罪重点是预防青少年犯罪。

在违法少年中以下两类少年群体应当引起高度关注：一是外地少年罪犯。外地少年罪犯在少年犯管教所里占居多数。二是严重不良行为少年。有调查显示，违法少年的不良行为明显高于在校中学生，高达近20倍。“逃学旷课” “夜不归宿” “不良交友” “玩网络暴力游戏”等不良行为在违法少年和普通中学生当中具有共性，只不过违法少年从事这些行为的频次和严重程度要远远高于后者。

需要重视的几类问题

少年犯罪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需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来进行“综合治理”。

1.校园欺凌

各种调查发现，当前我国中小学校园里的欺凌行为相当普遍。当前对这一现象的评论众说纷纭。但是，不宜单纯强调对校园欺凌的“依法治理”，不宜把重刑思想引入到校园欺凌的防治之中。应当转为依规治理。校园制定个性的反校园欺凌的规则，由学生参与制定并开展讨论。教育部门应规定每学期有关反欺凌的课时。处置欺凌者不是关键，形成反欺凌的校园环境才是重点。

2.少年问题

从吸毒种类来看，新型有着逐渐取代传统的趋势。毒情的日益严重最重要的原因是吸毒者与种类形成互为因果的关系：吸毒人群出现低龄趋向;低龄吸毒者更青睐于新型。新型使用服药和鼻吸方式更为简便，不再造成肉体痛苦，吸引更多孩子轻易即可尝试;冰毒的兴奋功能和致幻功能，比传统的麻醉功能更符合年轻人需要;新型是娱乐或是情境，很容易进入到青少年娱乐活动当中;吸食采取群体形式，责任扩散，易于消除罪恶感;在终端消费人群中的传播更为方便，甚至可以网上订购送货;国外对吸食大麻合法化所抱的宽容态度，在“吸毒无害”方面给国内青少年强烈的心理暗示。有鉴于此，禁毒形势将比控制传统的年代严峻许多倍。

除了打击毒源，还要控制吸毒人群规模。控制吸毒人群的规模，重点就是让更少的青少年进入吸毒队伍。

从形式上看，空洞地号召青少年远离，可能会产生逆反的效应。从内容上看，传统教育中类似鸦片战争的爱国主义教育与禁毒教育文不对题，内容过于单一。应当相信青少年的理解力，从科学上讲解的性能和危害产生的机制，他们理解了，才会有效防毒。

3.儿童受害的保护

针对虐童犯罪的受害人，应当本着儿童利益最大化和特殊保护的原则，加以特殊处置。不能简单沿用一般法规。在处罚违法犯罪人之后，对儿童进行预后辅导和安置，如家庭暴力或的儿童，转移其父母的监护权，还应配合福利安置。当然，安置不能仅限于福利院。调查证实：福利院并不适合儿童成长，儿童丧失家庭生活的机会便难以完成其正常的社会化。我国应当建立志愿者家庭审查备案制度。这一制度将使得受害儿童及时进入到一个新家庭里重新开始生活。这一制度对于流浪儿、病儿、弃儿都是十分必要的。受害儿童和犯罪少年都需要持续健康的社会化。

少年司法保护

我国多年来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采取的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一提法没有具体内容，似已不合时宜。近日，中国留美中学生群虐案件的判决，就显示出中美两国对于危害行为判断上的巨大差异，即我国“定量”，美国“定性”。涉嫌绑架、殴打和折磨同学的三名中国留学生与美国检方达成认罪减刑协议，三人分别获刑13年、10年和6年。儿童利益优先的原则告诉我们要用这种思维方式，即对重刑少年施以处罚是因为他们的再社会化需要接受这种处罚，这种处罚有利于他们的矫正，这种处罚首先是对他们的保护，然后通过这种措施达到防卫社会的目的，这才是儿童利益优先原则的体现。

国际社会对少年犯一般采取转向处理模式，即更多地使用非监禁刑、社区矫正、社会服务令、家庭监禁等方式。需要判决监禁处罚的少年犯有三种：一是主观恶性严重。过早参与违法活动，多次与警察打过交道;二是人身危险性大;三是实践也表明，过于轻缓的处罚，可能对少年犯不足以形成足够大的威慑，可以考虑短期监禁。

同时，根据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从实际出发，多元处遇。在少年犯罪处遇措施中扩大施行保安处分、保护观察、社区服务令、家庭禁闭、追究监护人连带责任、恢复性司法等多样化的的探索。在少年教养处分撤销了之后，对14岁以下重罪少年的处罚，不宜采取送“工读学校”的方式，应当尽快建立一个居于“工读学校”和“少管所”之间的一个机构，国外称为“感化院”或是“皮靴营”（美国为轻微违法行为的顽劣少年而设立的机构，类似军训机构），以取代原来少年教养机构的功能。

社会防卫

香港的基尼系数高于内地，贫富分化很严重，但是犯罪率、重犯率和泄恨报复型犯罪并不高的原因在于，保持着一个健全的庞大的社会支持系统。对上述需要帮助的人群进行福利、教育、职业培训、心理辅导等全方位的服务，保护并保障受害人的生活，同时，消除了高危人群的心理。

社会支持系统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社团。首先，政府要降低志愿者和社工成立相关公益组织的门槛，欢迎民间资金进入到犯罪矫正和预防活动中来，主动为民间团体搭建活动平台。民间志愿者的力量和贡献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美国学者认为，如果私营部门和个人之间经过协商并没有让社会付出代价，政府就没有必要出面干预。社会管理的规范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服务者和被服务者之间的需要，而不一定要由法律或是正式机构来下达指令。从全国范围的司法社工（负责矫正帮教刑释人员和社区矫正人员）的运行状况来看，北京比不过上海。其他地区的社工事业尚难以评说。这一事业的萎缩导致社会管理水平的严重滞后。只有广泛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放宽志愿者的准入制度，才能让社工服务更上层楼。

犯罪预防是个系统工程，社会从整体上能够提供一个减少犯罪机遇的宏观环境。如网吧少年是个高危人群，但在国外，网瘾并没有成为社会问题，那是因为孩子们放学后有足够多的娱乐场所、运动场所，有益智活动、公益活动可以参加。这就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引导。我们应当发现社会在哪些方面阻死了孩子正常发展的路，就在哪儿把门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