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更多采用人民调解方法化解当前的矛盾和纠纷，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

首先，人民调解的目的不仅在于“事结案了”，更在于修复和缓和当事人业已紧张的关系，使之“和好如初”，甚至关系更进一步。其次，人民调解组织遍布城乡基层，人民调解员多与纠纷当事人朝夕相处，人民调解已被城乡居民视为政府提供的一种社区公共服务。一旦纠纷发生，人民调解员可以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把矛盾纠纷就地消灭在萌芽状态、激化之前。在矛盾纠纷调处过程中，人民调解员在调解范围、调解手段的选择上更具弹性和灵活性，也更契合当事人的心理。再次，人民调解过程糅进了法制宣传教育的功能。人民调解员在依法调解矛盾纠纷的同时，被赋予了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提高人们法制观念和道德水平的基本职责。也正因如此，人民调解已经成为我国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法，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当前，人民调解工作既面临难得机遇，也存在严峻挑战。一方面，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必然会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纠纷。而要化解这些矛盾和纠纷，在进一步强化诉讼手段的同时，更加重视非诉讼手段解决矛盾纠纷的独特作用，显得尤为重要，这就给人民调解制度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当前社会变革带来的许多社会矛盾纠纷有了新的变化，如矛盾纠纷主体和内容日益多样化、复杂化，传统意义上的人民调解制度已无法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诉讼案件逐年递增的情况下，通过人民调解解决的矛盾纠纷，却呈现下降的态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的纠纷总数与人民法院受理一审民事案件的总数，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的10比1，降至2001年的1比1。

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作用“不进反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调解组织弹性使用纠纷认定标准——认可大的，忽略小的，排斥新的；诉讼方式为公众普遍认可和接受；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作用日益加强等。但更为主要的，是人民调解工作的效率、效力和社会公信力已不如前。虽然2002年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人民调解作为我国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首选方式的大势已初步形成，然而，影响人民调解质量的调解组织及人员综合素质不高、制度衔接不够等问题仍然存在。

改革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重点应放在继承和发扬人民调解独特优势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人民调解组织及人员向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提高人民调解的权威，赢得社会认同，使其真正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利器之一。

在现实背景下，积极吸收法律专才和社会工作者充实调解队伍，对人民调解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大有裨益。同时，加大对现有人民调解员的专业培训力度，也可赢得“四两拨千斤”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