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前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形象研究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由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导致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商业活动发展起来，并出现了不从事生产只从事商业交换的商人。商人的出现，不仅开拓了远方市场，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更以他们的开拓冒险精神和独特的思维活动创造了中国传统的商人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一些对商人的商业活动以及他们的价值取向进行描写的作品，这些作品或从正面或从反面记录并反映了商人的生活，地位和思想。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唐代以前，涉及商人的作品寥寥无几，商人一直处于是文学上的配角地位。正如邵毅平先生所说：“中国文学表现商人的历史，虽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但可以说直到唐五代以前，商人都是文学中的隐身人，处于隐而未显的状态；在唐五代，则由隐身人上升为配角，处于半隐半露的状态”。“隐身人”“配角”“隐而未显”“半隐半露”形象的说明从先秦到唐代商人形象的变化过程以及他们在文学上的隐蔽地位。梳理唐代以前涉及商人的文章，可以让我们很好的了解这时期商人形象的变迁过程以及他们在文学上配角地位。

一、先秦两汉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形象

早在先秦两汉时期，文学作品中就开始零星的出现商人的踪影。《尚书·酒诰》中曾记载：“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通过描写，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位从事长途贩运贸易交换来盈利的商人，他用自己的奔波劳碌来赚钱养家糊口。同样描写早期商人生活艰难困苦，地位卑微的还有汉乐府诗《孤儿行》。《孤儿行》描写的是一个无父无母、被兄嫂虐待、被迫行商赚钱的“小可怜”小商人形象。为了行商赚钱，他“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并且一路上他风餐露宿，饱经困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土 ”。而这样的长途跋涉，艰辛劳动到头换来的确是“足下无菲”、”“冬无复襦，夏无单衣”，一年四季衣着褴褛不整的苦状。“小可怜”的哭诉，是对早期的商人饱经困苦，生活却依旧艰辛的情形的控告。

《诗经·氓》中也有对“抱布贸丝”的小商人的描写。婚前，“蚩蚩”地“氓”对女子“信誓旦旦”，“言笑晏晏”，他用欺骗的手段获得女子的芳心后，却在婚后“二三其德”的变心，不仅虐待女子，更是将女子赶出了家门，狠心地抛弃了女子。《诗经》中对狡诈负心的“氓”的刻画，淋漓尽致的表现出小商人的卑鄙龌龊、薄情寡义、始乱终弃，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中当时世人对商人的憎恶唾弃和讥笑鄙视态度。正如邵毅平在《传统中国商人的呈现》中所提到的：“这唯一一首与商人有关的诗歌，却是以‘始乱终弃’的商人为主人公的，确是表现商人对女人的“始乱终弃”为主题的，商人也是作为负面形象来表现的，也为初登文学舞台的商人形象定了一个负面沉重的调子。”先秦两汉时期的作品关于商人的作品屈指可数，但仅从这几个例子中，商人生活的情形、社会地位以及世人对他们的态度可见一斑。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问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形象

秦汉统一全国后，商业活动似乎得以通行四隅，商人的数量也逐渐扩大起来。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情况却有了很大的改变。三国时期，魏蜀吴三权鼎立，各霸一方。长期的封建割据分裂局面限制了商品的流通，大大阻碍了商业的发展，商人数量也逐渐减少。这种萧条的商业情景直到西晋统一全国后才暂时得以改观。政治的纷乱和商业的衰败使得这一时期政治成为文学描绘的主流，而对商人阶层文人则关注甚微。通过搜集整理发现，这时期对商人形象的描写主要集中在笔记小说之中，如干宝《搜神记》里的《费季》，刘义庆《幽明录》的《卖粉法》、《冯法》等。虽然涉及商人和商业活动的小说寥寥无几，但较之前描写商人的民歌相比，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不止在内容上对商人的生活有了较为丰富的描写，对他们的思想也开始有一定的关注。

在《幽灵录》中有一篇《卖粉女》，它讲述的是一名普通的女商贩与富家男子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地位卑微的卖粉女，为了争取自己的幸福，敢于冲破封建旧礼教的束缚，大胆与心仪的富家男子约会恋爱，并最终修成正果，其精神确实值得赞扬。《卖粉女》的中女商人表现出的大胆可爱是文人对商人思想的肯定，而大部分涉及商人的文章则是强调的是商人生活的不安稳。《费季》就是其中一篇。《费季》描写的是在外行商的费季，多年杳无音讯。有一天晚上费季妻子梦见他托梦给自己，说已经客死他乡。妻子十分悲伤，并给他办了丧事。然而过了一年多，费季却回到家中。这篇志怪小说虽然内容有些荒诞，但从侧面反映出商人多外奔波，生活十分不安稳。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对商人的形象描写，是对小说中主人公的陪衬和反衬，虽有些正面的商人形象，但大都是作者不经意间涉及的。

三、传统文人对商人的态度以及原因

通过梳理发现，唐代以前文学作品中涉及商人的篇目为数不多，且内容大多以批判商人的以重利轻义、自卑可怜和贪婪的为主。这是因为我国封建社会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中具有绝对的统治优势。虽然这时的商品经济虽然有了缓慢的发展，但它是封建经济的附属品和补充，没有得到自由独立完全的发展。自然经济的绝对统治地位使得世人普遍尊崇农业，轻贱商业，对商人采取鄙夷、唾弃的否定态度。再加上统治者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更是将商人的社会地位推向了“士农工商”的最底端。在“贱商”的世风影响下，帝王将相、文人仕士、才子佳人成为了传统文人写作捕捉的对象，文人们对他们展开了丰富的描写，进行了大量的创作。而对“经商求利者”，他们嗤之以鼻，不甚关注，导致文学作品中涉及商人的文章很少出现。即使出现，也大多起对比衬托作用，是作者无意为之。传统文人这种“耻言商耻言利”的态度不仅使商人的生活思想得不到公正、真实的呈现，也阻碍了中国传统商人文化的发展。

作者简介：高倩倩（1988.01- ），女，山东潍坊人，聊城大学文学院2011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