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定价模式对汇率制度选择影响研究述评

摘要：汇率制度选择讨论一直以来都是开放宏观经济学的核心。而研究汇率制度选择的角度也是多方面的，但是从定价模式这个角度来探讨最优汇率制度则是近年来的事情。国内外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倾注了许多努力，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以时间为脉络，全过程追溯了定价方式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以及其最新的拓展方向。本文也对经典文献中的观点作了点评。这些对于我国的汇率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也是写作本文的初衷。

关键词：市场定价；定价模式；PCP―PTM；LCP―PTM；最优汇率制度

作者简介：刘振林(1971～)，男。江西南昌人，江西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南开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主要从事国际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113；F83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2-0062-04　收稿日期：2009-02-16

所谓定价模式，主要是指厂商或其他经济组织在进行国际经济活动时，确定其产品或服务定价货币种类的相关规定。目前主要定价模式有两种。一种是生产者货币定价，出口商采取本国货币定价，短期内汇率波动价格传递效应EPT(exchange ratepass-through)等于1，即PCP(producer currency pri-cing)。另一种是消费者货币定价，又称为当地货币定价，出口商采取目标国货币定价，称为目标国货币定价，短期内汇率波动价格传递效应EPT等于0，即LCP(local currency pricing)。

市场定价这个概念首次由Krugman(1986)率先提出的。之前的经济学家在研究汇率制度时，一般均假定一价定律是成立的，诸如Friedman(1953)就认为。当国内价格水平调整迟滞时，灵活汇率能够应对一国面对的实际冲击，从而汇率的传递效应是完全的，即EPT是100％。后来，人们发现，虽然国际市场上汇率波动跌宕起伏，剧烈异常，但是本国经济状况并未出现如预期的同步起舞，从而出现了实际价格粘性，这明显同一价定律相背离。在此情况下，Krugman(1986)提出了市场定价，从市场分割和价格歧视的视角来探讨一价定律反常现象，从此，市场定价进入了汇率制度研究的视野，汇率制度研究的视野也大大地拓宽了。

一、汇率制度的前市场定价研究阶段

二战后，国际资本流动很少，定价方式对于汇率制度的影响并不明显，也没有进入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视野。

研究开放经济的主流经济学家们都潜在地假定生产者以本币确定价格，他们普遍认为，汇率不过是两国货币的比价，当一个国家受到某种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冲击时，汇率变动可以传递至消费者价格，从而通过改变相对价格，产生支出转换效应。这样，汇率就会像内部价格一样灵活，那么对于经济调整的影响而言，由内部价格变化实现还是汇率变化实现，这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

例如，Friedman(1953)认为，如果没有国家的行政干预，汇率潜在地比名义价格灵活。所以，长期内汇率制度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因为货币政策对实际数量的影响并不重要，而汇率制度终究是货币制度的选择，所以。汇率制度只是在短期内有效。由于国内价格水平调整迟缓，而如果没有行政干预，汇率潜在是灵活的，所以，灵活汇率能够有效地处理特定国家所面临的冲击。而如果固定住汇率的话，那么需求的变化就只能通过名义价格的改变来适应，即由产出来适应国际需求的改变，从而给国内经济带来较大的冲击；浮动汇率则不然，它可以快速通过相对价格变动来吸收需求的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隔离外国需求冲击，稳定了国内经济。为此，他极力主张采取浮动汇率制度。

又如，在Mundell(1960)看来，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孰优孰劣要取决于冲击的来源是货币的还是真实的，以及资本和其他要素流动性程度，还有国家的相对大小等等。在他与弗莱明提出的M―F模型中，Mundell不仅把凯恩斯的Is―LM推广到开放经济条件，也继承了凯恩斯粘性价格的思想，即假定价格是不变的，进口产品的价格以外国货币形式表示，因此汇率的变动将引起换算成本币的进口品价格的1比1的变动，可以100％传递到进口品价格上，因此在M―F模型里，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是完全的。从而浮动汇率制度最优。

Dornbusch(1976)继承了M―F模型中固定价格的分析，假定短期内商品市场价格粘性，并且经济主体具有理性预期，而一价定律在长期成立。由于货币市场可以瞬时出清，汇率波动较价格水平剧烈，汇率水平短期超调，高于长期均衡水平。因此，短期内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导致利率上升，汇率贬值，商品市场价格的缓慢调整使得短期内支出转换效应存在，货币政策有效，但在价格回复长期均衡水平后消失。

Frenkel(1976)则在其提出的弹性价格的货币模型中，假定贸易品的一价定律始终成立，商品市场的价格调整是瞬时的。因此，在这样一个弹性价格的世界里f货币幻觉消失，货币呈中性，货币政策只是改变利率和名义汇率，而不改变实际汇率。汇率的变动即使在短期内也不具备支出转换效应。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许多学者虽然引入预期因素，对Mundell(1960)的研究进行了扩展。但都没有假定名义价格刚性问题，因此也就无法直接导出Friedman(1953)和Mundell(1960)的研究思路。

二、生产者货币定价模式对汇率制度现在的影响

生产者货币定价(PCP--PTM)正式模型化始于Obstfeld和Rogoff(1995)，其后Obstfeld和Rogoff(2000，2002)不断对PCP―PTM模型充实完善。Obstfeld和Rogoff(1995)标准模型的一个重要假定是一价法则始终成立，由于市场是分割的，他们假定生产者以其所在国的货币定价(PCP)，那么外贸商品的价格和汇率将保持同步变动，从而汇率变动时EPT效应是完全的，很明显，这种观点承袭了Fried―man(1953)的观点。在Obsffeld和Rogoff(2000)的模型同M―F模型中直接假定价格粘性有所差别，国内产品价格，本质而言，无论他们是以本币还是外币来表示，都是可以自由浮动的。但是，由于契约合同的期限约束，名义工资存在刚性，基于加价定价原则，国内产品的本币价格也具有粘性。此时，如果本国面临实际冲击，如出口部门实际劳动生产率较之于国际平均水平提高，那么国内产出应该增加。相应地，本国的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水平应该降低。但是由于工资刚性，导致出口产品的本国货币价格不能调整到位，从而产生本国的福利损失。反之，如果本国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本币也会相对于外币贬值。按照PCP的定价原则，本国出口品的外币价格减低，进口品的本币价格将升高，由福利函数的拟凹

性质，经济也将达到更高福利水平，货币政策非常有效。

在本国面临非预期的生产率冲击时，Obstfeld和Rogoff(2000)发现，最优浮动汇率制较最优固定汇率制为优，而最优固定汇率制又好于世界货币主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支持最优浮动汇率的货币政策是完全自主性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排除了国际间货币政策的协调的必要性。由于这一结论过于极端，同现实情况差异较大，Obstfeld和Rogoff(2002)对模型的进行了扩展，加入了不完全国际资本市场的条件，从而拓展了国际间货币政策的合作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资本市场的缺陷。所以，最优浮动汇率制并不是简单地复制浮动工资的效果，它还要受到消费者对风险厌恶程度等参数的影响。Obstfeld和Rogoff(2002)结论是，货币当局仅仅响应他们国内冲击，这种货币政策可以带来最好的产出，并且，浮动汇率能够复制灵活价格均衡。

综上所述，在PCP--PTM的定价原则中，汇率的支出转换效应得到了强化，相应地，也强化了浮动汇率制要优于固定汇率制这个结论，最优货币政策的标准是，汇率成为反映实际经济因素变化的一个替代价格自由浮动的工具。

三、目标国货币定价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

在标准的PCP―PTM模型中，一价定律是其基石，这些模型假定生产者用他们自己的货币设定价格，而且这些价格不会随着汇率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但是实际上，一价定律是站不住脚的。Kravis和Lipsey(1978)证明了价格与购买力平价真实的背离，不仅如此，相对价格还会随汇率运动而运动：软币国一般也就拥有更低的价格。

由于现实世界中，实际汇率经常出现剧烈振荡，Betts和Devereux(1996)为此提出了“按市定价”(LCP)的概念，并建构了目标国货币定价模型(LCP―PTM)模型。他们认为，定价理论的研究重点应放在消费者的行为函数上，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短期内，即使是较大幅度的汇率变动对经济没有显著影响的现象，从而颠覆了贸易品国际价格的一价法则。

Swedcnborg和Lipsey(1998)也认为，汇率运动甚至对高贸易性的食品项目，在实际汇率剧烈波动的条件下，也会给不同国家带来一些不同的相对价格。因此虽然名义价格是刚性的，但一定存在一种更好的描述价格设定的方式，他们将这种消费者货币类型的价格黏性叫做“按市定价”(LCP)。

Devereux and Engel(1998)发现，在浮动汇率和“按市定价”法则下，国外货币冲击不会影响国内消费，相反，当价格按生产者货币设定时，国内居民为国外商品支付的价格将随着汇率的改变而改变。这就产生了一种国外货币冲击能够影响国内消费的渠道。消费的国外商品比重越大，国外货币冲击产生的变动性越大。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这种类型的价格设定行为将会影响到价格、消费和闲暇的平均水平。

随后，Devereux和Engel(2003)指出，最优货币政策和汇率制度严格取决于定价货币类型。如果是生产者货币定价(PCP)，并且从汇率到消费者价格的传递效应是完全的，则灵活汇率在最优货币政策中呈现中性作用。但是，如果采用消费者货币定价并且价格并不响应汇率的运动，那么，货币当局应该保持汇率固定。Devereux和Engel(2003)还建立了一个能够比较LCP和PCP不同定价原则条件下，厂商的价格制定、均衡汇率、均衡消费水平以及最优货币政策的综合随机动态模型。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在PCP条件下，厂商最优价格只是反映单位劳动成本上固定的利润加价和风险溢价。模型的均衡解与Obsffeld和Rogoff(2002)的解非常近似，最优货币政策应是在必须调整相对价格时，利用汇率的支出转换效应纠正价格粘性。其二，在LCP条件下，厂商区别对待国内外消费者。对国内消费者采取PCP定价原则。对国外消费者外币表示的价格不同于国内的价格，但本币价值同样表现为单位劳动成本上的固定加价(markup pricing)。故在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粘性的前提下，汇率变动对于进口商品的价格影响为零，对消费者不产生支出转换效应。正是这一改变使得LCP―PTM模型的政策含义与PCP―PTM模型迥然不同。故Devereux和Engel(2003)的均衡解表明，由于缺乏汇率机制的传导，一国的消费水平不受另一国的货币供应或技术创新冲击的影响。因此对各国的货币当局来说，只需要对本国的各种冲击作出反应，以抵消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因此均衡汇率不会因经济冲击而变化。而且由于汇率调整作用的丧失，最优的货币政策与汇率脱钩。因此在固定汇率制下，福利可以达到最大化。

Cometti和Pesenti(200I)的模型假定出口商可以根据国内和国外市场制定不同的价格。他们引入了一个n参数，表示汇率对出口产品价格的传递程度(n=0，对应LCP；n=1，对应PCP)。n=0和n=1时的解与前面的模型结果基本一致。当只有部分传递时，0

总体来说，LCP-PTM的定价原则否定了汇率改变相对价格的能力，因此更倾向于稳定的汇率制度，而一国货币政策可以相对独立于汇率。

四、市场定价方式对汇率制度选择影响研究的新进展

上述研究均假定国家间的所有商品贸易都集中于一个阶段完成。然而现实中，国家之间贸易不仅有最终商品，而且有中间商品。为此，一些学者在Hummeh(1998)“垂直贸易专门化”研究基础上。通过引入迂回生产和贸易，从一阶段生产贸易转向多阶段的生产贸易，并且区分了最终品和中间品两类情况，来拓展定价方式对于汇率制度影响的研究。

Obsffeld和Rogoff(2000)和Devereux和Engel(2006)引入了两阶段生产，但在它们的模型中国际贸易仅限于中间商品。为此，Kang Shi和Juanyi xu(2007)探讨了开放经济中涵盖中间品和最终品在内的垂直生产贸易模型，分析他们的最优货币汇率政策。他们假定，每一个国家都是两阶段垂直生产，一个是最终产品阶段，另一个是中间产品阶段。每个国家的每个阶段都面临一个特定生产力冲击，最终产品的生产要求国内中间品和进口的中间品的投入，所以这个模型中存在垂直贸易。另外还假设公司在所有阶段都以PCP定价。Kang Shi和JuanyiXu(2007)从这个基准模型中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一个国家任何特定阶段的生产冲击会通过垂直贸易对另一个国家有跨界溢出效应，而且跨界溢出效应不仅取决于垂直贸易结构，而且取决于定价货币的类型。所以，在考虑最优货币规则时，每国的货币当局应该应对国内外的生产冲击；即使在生产者定价下，由于存在多阶段价格粘性，灵活汇率也不能复制灵活价格均衡。同时，这种情况下的汇率将比在没有垂直生产和贸易结构下的汇率更稳定。最后。垂直贸易会影响在生产者货币定价(PCP)和消费者货币定价(LCP)环境下汇率灵活性的价值。因此，相较于基准的PCP模型，在两阶段的生产冲击呈现负相关情况下，中间阶段采用LCP定价的最优货币政策能够带来一个更高福利，这就解释了在不同的定价结构中垂直贸易对汇率灵活性的影响。

五、结论

总之，市场定价对汇率制度的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一阶段贸易中，如果厂商采取生产者货币定价，并且一价定律有效，那么浮动汇率制度更为可取；如果一价定律不成立，并且厂商采取消费者货币定价，那么固定汇率制度更为可取；在多阶段贸易中，厂商即使在所有阶段都采取生产者货币定价，由于存在多阶段倍加粘性，灵活汇率也不能复制灵活价格均衡，所以浮动汇率制不可取；而在两阶段生产冲击呈现负相关时，那么中间阶段采取LCP而最终阶段采取PCP定价方式较之所有阶段采取PCP定价福利水平更高。

当前，次贷危机正肆虐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而我国人民币升值压力极大，目前生产力水平又参差不齐，并且贸易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在此背景下，合适的市场定价制度对对我国汇率制度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国情以及国际形势，才能做出正确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