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20年代乡土小说中的乡村陋习

摘要：20年代乡土小说描写了众多的乡村陋习，是传统文化深深地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的最直接体现。这些乡村习俗不仅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而且麻痹着人们的精神，并由此催生出“看客”、“颜面至上”等一系列病态心理，对于国民性瘤疾的研究意义重大。

关键词：乡村习俗；精神统治；病态心理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1

“五四”退潮时期，一大批青年作者受鲁迅“改造国民思想”的影响，沿着他“描写广阔社会人生”的道路，以客观冷静的态度，转向了更加坚实的乡村世界，带来了他们极具乡土气息的小说作品，1923年以后，形成了现代乡土小说的第一个高潮。以王鲁彦、彭家煌、台静农、许钦文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创作了大量反映中国乡村现实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是作者对自己熟悉的乡村生活的回忆和抒写，更是其对传统乡村陋习造成的悲剧的揭示，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深层的思考，因而赋予乡土小说更高的价值。

一.传统的乡村习俗的展示

20世纪20年代中国乡土小说展示出来的乡村习俗中，冥婚、借汉生子、冲喜、卖妻、典妻、械斗等是比较常见的几种，而这些乡村习俗的产生，究其根源，抑或是传统中国男尊女卑、多子多福、宗族观念等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的绵延。

王鲁彦的小说《菊英的出嫁》是描写“冥婚”之风的杰作。作品中的菊英是一个生了白喉不治而终的八岁女孩儿，时隔十年，母亲倾其所能为女儿置办嫁妆，使其风风光光地“出嫁”，而“女婿”竟也是个和菊英年龄相当的去世多年的男孩儿。在彭家煌的作品《活鬼》中，荷生的祖父为了家族人丁兴旺，不惜怂恿妻子和守寡的儿媳妇去外面“偷汉”，这有悖人伦的做法是儒家男权文化和宗族制度的扭曲变形，作品描写的正是这种变态婚俗制下的乡民生活中的滑稽悲剧。台静农的《烛焰》披露的是“冲喜”的恶俗，芳华正茂的女孩儿翠儿，尊父母和婆家之命，在吴家少爷病入膏肓之际加入，意在借吉事冲走病魔的污秽之气，结果仍不免吴家少爷的撒手人寰，还造就了翠儿年轻守寡的悲剧；在小说《蚯蚓们》中，霓虹县农民李小因为大旱，粮食无收，不得以将妻子卖给赵一贵，“卖妻”使他换取了四十串文正以维持自己的生计；另一种畸形变异的婚姻形式是“典妻”，即丈夫将自己的妻子以某种契约形式短期租典给别人为妻的现象。出典的妻子大都有生育能力，丈夫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维持生计，只得同意将妻子按一定期限典给他人为妻，从中收取一定租金维持全家生计，到期将妻索回。租妻者大都经济比较富裕，而自己的妻子没有生育能力，租典别人的妻子是为传宗接代[1]。台静农的另一篇小说《蛆叫们》描写的便是“典妻”习俗，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一习俗的主要目的在“子”不在“妻”，因此这不仅是对女性人格尊严的践踏、“男尊女卑”观念的延伸，也是封建社会“多子多福”观念的写照。

二.乡村陋习对人的精神的统治

在20世纪的乡土小说中，众多作者以浓厚和苦涩的笔调，展开对一幅幅具体生动的风俗画的描写，字里行间透露着中国农业社会封建宗法制度对人的精神的荼毒，而这描写越是淋漓尽致，就越发使人对其危害深感震惊。

在《菊英的出嫁》这一小说中，菊英的娘是一位身备各种美德的传统农妇，她一生的愿望，是尽自己最大的力量“给女儿嫁一个老公、给儿子讨一个老婆”。她自己不肯做一件好的衣服，不肯买一点好的小菜，生病不肯雇女工，带病还要坚持劳作。但是在女儿去世十年之后，她却为女儿的“冥婚”准备了相当丰厚优越的嫁妆。菊英的娘本是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母亲，但是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她的“有意识的爱”却被“无意识的乡村陋习”所麻痹，让人深感痛惜。

小说《烛焰》中翠儿的母亲因为送女儿给病重的吴家少爷冲喜，而“渐渐地颓唐下去，形容也为之枯瘦了；都说是为了嫁女劳瘁，其实母亲的心却有说不出的隐哀”；母亲心疼女儿，却在吴家提出冲喜要求时讲道：“女儿毕竟是人家的人，你不答应也不成话”，“或就答应吴家，我想，当不会有什么……”。《蚯蚓们》中的李小看到即将被自己卖给他人的妻子无心睡眠，他全身战栗，听闻妻子啜泣，他也忍不住哭了。但是，伤痛和耻辱之余，他又以“这种情况不是个人意志能改变的”这种想法来自我安慰。在这些乡土作品中，通过哪些隐性的“有限的觉醒”被作品中显性的“传统的乡村陋习”所过程中，不难看出封建陋习对人的精神的桎梏。

三.传统陋习催生出的“看客”、“颜面至上”等病态心理

马克思曾这样批判封建宗族制社会：“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产方式，在它另一面又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它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2]我们可以将此理论具体化，来描述宗族制社会下的乡村陋习：冥婚、借汉生子、冲喜、卖妻、典妻、械斗等，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了既定的思维模式，麻痹、压抑、扭曲了他们的丰富、真实的精神情感，最终将“人”异化为“非人”，催生出“看客”“尊者权威”等一系列病态的心理。

“看客”心理源于鲁迅对国民性格的经典勾勒，至乡土作家笔下，以大量被麻痹了的乡村民众为原型的“看客”形象更加鲜明地活跃于他们的作品中。《柚子》中的“看客”麻木不仁，他们往往通过观看别人的痛苦，来满足自身感官的刺激，以旁观的姿态演绎着一场又一场“兽性”的“欣赏”[3]。《许是不至于罢》中的“看客”怯懦自私却不忘趋炎附势。财主王阿虞家夜间被盗，他们一边“只是保守着一个原则：管自己！”，另一边则是在天亮之后蜂拥慰问，使劲给自己贴金。其实，“看客”群体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舆论的自觉制造者和传播者，是封建思想意识、文化观念、伦理道德的盲目维护者，当然也是封建思想意识、伦理道德的直接受害者。他们不懂得这个道理，盲目地以为“被看者”的遭遇与自己毫不相干、遥不可及，抑或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而愚昧地从众、失了“人”的本性。

在乡土作家笔下，还有一些所谓的“尊者”，他们或者腰缠万贯，“钱可通神”便受人敬仰；或者因为辈分高，得益于封建礼教而被人追捧；成为“尊者”的原因各不相同，但这些人有着共同的特征：即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有自己的颜面和地位。《许是不至于罢》塑造了财主王阿虞的形象，他没读过几年书，因为赚得大笔财产而扬眉吐气。他处处以“尊者”自居，遇到自己的族人借钱，即使百般不情愿，也依然要借出一点；自己娶儿媳，怕被强盗抢亲而但忧虑万分，却不敢和一个亲信的人讲，怕失了颜面；自家深夜被盗，邻里袖手旁观，他非但不能抱怨，还要故作姿态向大家道歉；当记者针对被盗事件聊起本村人坐视不管的时候，他只是微笑地回答“本村人许是不至于罢”，依然于公众面前呈现一副和颜悦色的儒者姿态。却在一个礼拜后，吃了一斤十全大补丸。

乡土小说作品中描绘的乡村陋习是传统文化落后一面的最直观展现，其形成的心理及社会根源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它们荼毒着人们的精神，并由此催生出一系列的病态的心理，在当今时代仍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参考文献

[1]刘胜男.“五四”乡土小说中的宗族描写与宗族文化批判[J].哲理论坛2009年第4期.

[2]易鲜花.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心理溯源.时代文学（双月版）2007年第4期.

[3]刘同涛.“示众”―小说《檀香刑》中的看客心理分析.井冈山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