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勘“三农”

“三农”研究必须搞清其源头在哪里，要深入实际厘清农业成本与农产品价格的复杂关系，尤其是要解析近年来“农业劳动力成本”的巨大变化。

农业隐性成本逐步显性化

在长期的自然经济环境中，农业产值占比极大，但农业的直接成本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土地没有成本，种子肥料没有成本，甚至劳动力也没有成本。

目前，导致农产品和农业劳动价值被严重低估的几大主要原因正在悄然改变，成本在大幅度上升，未来价值肯定会随之上升。

土地从“无价”到有价。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目前土地有偿流转的比例大约在20％左右，地租在每年800元－1000元。地租的出现说明农业用地也有价，而且是浮动的，以产能区分。另外，国家对土地实行直补政策，目前四川农村大约每亩地补贴120元，归土地承包人所有。

现代农业需要大量投入，种子、化肥、农药都要花钱买，笔者在调查中得出：目前四川农村种植水稻每亩地每一季大约需要投入1000元。

劳动力成本怎么算？以前拿工分时，每天大约0.2元－0.3元，现在没有工分，农民又不拿工资，但人力成本却大幅度上升，因为以前农业劳动力成本是隐性的，但现在显性化了。比如，土地流转在导致土地集中的过程中，农业常年雇工和短期雇工成为常态，由于农民工收入的提高，农业雇工的成本也跟着提高（劳动力置换）。

笔者通过调查统计，目前四川农村普遍存在农忙时雇工现象，大约占农户的60％以上。雇工的大量存在使农业劳动力价值显性化，可以精确计量。目前四川农业雇工标准大约是每天80元－90元，但要管饭（而且必须有肉），算下来每亩地每一季雇工成本在500元左右。

具体举例：四川丘陵地带的农民如果完全依靠自身的劳动完成一年的农业生产，水稻两季或者一季水稻一季杂粮，收入可以达到每亩2500元左右，一个家庭一般有两亩地，收入5000元左右。如果劳动力不计成本，只算种子、化肥、农药的成本，大约2000元，纯收入可以有3000元。但若雇工，哪怕是只在插秧和收割时雇工，成本也要增加2000元（插秧一亩地需要两个工，收割三个工，两季稻共计10个工，两亩地共计20个工，每个工每天100元），纯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如果需要将粮食卖到镇上，运输费和人工费还要花去几百元，一个家庭的农业年收入其实寥寥无几――农业劳动力价值趋零（指日常劳动）。

目前，从总量上看，农产品的50％左右是商品化的，平原地区更多，农业劳动却没有实现等价交换，原因何在？政府控制农产品价格是一方面，国际农产品价格偏低也是重要原因。比如进口猪肉大约每公斤只有14元，比国内自产价格低一半左右。但笔者发现，最重要的原因是农民对农产品价格极低的现实越来越不敏感――农民已经不靠农业收入提高收入水平。

农业劳动的季节性特点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引进变得日益明显，虽然农产品的商品化比例在不断地提升，但所需农业劳动却越来越少，农村客观上出现严重的劳动力剩余。

这个本是压低农业单位劳动价值的因素，却因为“农民工”现象而逆转：大量农民工离开农村之后，农业劳动者被等价交换了。农业劳动变成了城市劳动一部分，但纯粹的农业劳动未必跟着实现“等价交换”，因为农业劳动者（农民）的收入绝大部分不靠农业。

笔者在各地调查中做过粗略统计：河北、河南农村的外出劳动力大约占劳动力总量的40％－50％，四川农村大约占劳动力人口的70％－80％。全国粗算下来大约有2亿多农民工背井离乡，常年在外地打工（半年以上），其中有近1亿农民从事服务业；还有5000万农民是在家乡附近从事非农业劳动，短工居多。

粗算一下，最少有2.5亿农民工在从事非农业劳动，他们的劳动价值大都被计入工业产值和服务业产值。它告诉我们两个事实：农业总产值如果按照劳动力来源计算，应该是现在的3倍左右；由于大量农业劳动力走向城市，农民已经不太在乎种地的收入，而这导致的必然结果将是农产品短缺。

优质优价吸引农民回家种地

中国农业问题最忌一刀切，农产品安全问题更需要两分法：提高农产品产量要与提高农产品质量并举，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因人（群）制宜。适宜提高产量的地区主要是平原，很多地区缺水严重，很可能适合转基因作物的推广，适合种植改良品种。

即使是常规农作物，也适合机械化耕作，可以通过推广良种、机耕等方式降低成本，增加产能，国家通过逐年提价较快地提高农民收入；城市周边的地区要更多地发展优质蔬菜，尤其是无公害蔬菜，政府要下力气解决蔬菜产销结合的难题。

但如四川、贵州这种山区丘陵占比较大的地区，相对土地很少，不适合大范围推广袁隆平杂交水稻技术，这些地区应该更注重发展优质农产品，尤其是原生态农产品，通过建立优质农产品品牌形成一个新的价格体系，大幅度提高售价，引导农民工回归(种地需要农民)。

比如四川纳溪区就属于山地和丘陵较多的地区，这里的传统农业就是利用零星土地为酿酒（高档酒）企业种植（小）红高粱，这种高粱必须是“纯天然”的，以施农家肥为主，由此带动了“农家猪”的生产。

在这个地方有两个典型现象值得注意，一是浅山区农户养猪比例要高于平原区农户，山区更高，大约有50％左右农户养猪，而越是以大田农作物为主的地区，农户越不养猪。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大田农作物早就不施农家肥，因此粮食两个味儿；二是农村土地撂荒情况越来越严重。

四川泸州地区曾经有谚语，“种田种到山边边，种菜种到水边边”。强调珍惜每一寸土地。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边边地被撂荒，甚至一些菜地都没有人收获――笔者看见很多菜烂在地里。什么原因？农产品价格太低，尤其是优质农产品卖不到成本价。农民告诉笔者，菜价抵不上收菜的成本，因此一些农民情愿让农作物烂在地里。

发展优质农产品的关键点是优质优价。笔者在调查中证实，优质农产品的成本要比一般农产品的成本高出几倍。首先是生产周期长。粮食要长一个月，种植优质农产品很可能只有一季。所谓良种可以大幅度地缩短种植周期，很多地方可以抢出两季。

产量提高了，味道却不一样。四川农民情愿吃一季稻，两季稻卖给城里人。养猪更明显。工厂化饲养猪大都以半年以内为一个周期，甚至可以“三月肥”。由于催肥作用，必须吃带有添加剂的饲料，很多猪连站立都困难，味道更是差极了。而农民自养猪大都是一年一头，饲料配青饲料，因此味道好吃、安全。但这种猪卖不了好价钱，而且无法与工厂化养猪竞争，更无法与国外进口猪竞争。所以没有人愿意养。

四川纳溪区生产一种“林山鸡”，很多农户利用山林地散养，是一种纯天然的畜产品，几乎不喂含有添加剂的饲料，因此长得慢，从小鸡长到肉鸡所需时间是养鸡场的3倍左右（以一年为一个周期），是“肯德基”的5倍。但这种鸡肉质好，下的蛋也是完全纯粹的“土鸡蛋”。

为什么农民愿意养林山鸡，因为该区领导有意识地向市场推广这种优质畜产品，他们给每只鸡都戴上政府统一制作的脚环（带有号码和年月日记号）。城里人看到带有脚环的鸡就踊跃地买，每只可以净赚15元以上，如果加上卖土鸡蛋，收益率更高。

农民工问题可能是核心

是中国火热的经济增长促使大量农民弃农弃乡加入农民工大军，还是由于长期被压制的农业劳动价值量极低，迫使大量农民背井离乡？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同时发生，相互作用的。

我们必须承认，随着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可以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引发农民向城市流动，这应该是历史趋势；同时，要提高农民收入，减轻农业劳动强度，就要提高农业劳动的生产力，它反过来也会减少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这种向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步伐是不是太快了，是否会出现回潮呢？

笔者在考察沿途对一些地区的农民工收入做了调查，发现几个值得重视的经济现象：

一是近年农民工收入提高幅度远远超出城镇普通劳动者，农民工工资连年上涨，每年幅度都在30％左右。尤其是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工资已经普遍高于城市工人，甚至高于白领。比如今年，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小工可以每天拿到120元，大工每天可以拿到180元－250元。

笔者对几个建筑工地做了调查，农民工占比一般都在85％以上，有的高达95％，大小工的比例一般是8∶2，在大工中还要分层次，最能干的每天收入可以超过300元 （而且从不缴税），赶上工期紧，有的人一个月可以收入1.5万－2万元。

服务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比很大，收入连年提高，目前大城市保姆月收入大约在2500元左右，小时工月收入可达5000元。必须指出，农民工绝大多数是不缴税的，因此实际拿到的工资收入不比城市白领少。

二是农民工收入的地区差异被迅速抹平，比如原来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农民工工资高，而现在这些大城市的农民工工资与河南、四川等劳务输出大省当地的农民工相比，已经相差不多了。以小工每天收入为例，北京120元，四川的中等城市也是120元，四川的乡镇也要100元（还要管吃）。当然，北京的农民工相对稳定，而四川的农民工多为打短工。

针对这个现象笔者也询问了一些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他们普遍认为，如果能在家乡附近找到工作，即使是打短工，或者工资低30％，也不愿意背井离乡。

这与以前盲目地追求城市繁华的生活已有很大变化，它起码说明，农村的文明程度（包括环境、卫生）已经得到了很大改善。

三是越是向西，农民工工资越高，新疆的农民工工资要高出内地25％左右。

这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热点地区近期在中西部，但也折射出另一种可能性：现在房地产调控已经导致建筑业用工人数锐减，很多工地停工，工资拖欠。如果未来基本建设项目再大幅度减少呢?这么多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能干什么。

四是农民工工资还可能上涨，因为农民工的供需关系短线还紧张。但农民工总体供给已经过剩，随着货币紧缩趋势的持续，很多农民工提前返乡，因此预计农民工2012年的收入水平难以保持大幅度增长，甚至会出现下跌。

五是农民工工资上涨幅度太快，用人成本让很多企业尤其是正规企业倍感压力，同时，中国劳务的低成本优势正在丧失，同时形成农业劳动力的断层。

六是青壮年农民都离开了家乡，他们的下一代在哪里？还有没有下一代农民?这些都值得思考。

目前大量农村劳动力弃农，自然推进了土地流转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进度，农村呼声迫切。笔者在几个乡镇统计，大约20％左右的土地被流转，山地更多。例如纳溪区大渡口镇民强村将整村土地集中转让给业主何生涛发展甜橙，现在园区内种植了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甜橙1526亩。而河北太行山深山里的乡村，整体卖给了城里人――旧房子卖掉，周边土地出租。这些现象很值得注意。

宏观调控，会使一些农民工选择返乡，政府应该鼓励，同时加以引导。现在从事养殖业、贩运业需要高级劳动力，如果政策对路，这些领域能够吸纳巨大的就业人口。

同时，也应该鼓励有知识有文化的城市人下乡，未来农村的土地资源很可能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再度快速增长的源泉。农村土地一定会升值的，上山下乡很可能成为新的潮流，当然这需要农村土地政策的改变――这是后话。

作者为中国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