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

摘要：在引入公司治理因素后，本文以非经常性损益为盈余管理变量，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2-2008年的季度数据，研究了货币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会计政策选择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在央行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时，上市公司通过增加非经常性损益来抵消从紧的货币政策带来的负面冲击；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不同治理结构的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央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时，相对于国有和非ST类上市公司，民营企业、ST类公司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交叉上市有效地降低了盈余管理水平；央行调整贷款利率时，不同治理结构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没有显著差别。另外，货币政策工具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作用不同：相对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利率的调整影响更大。

关键词：盈余管理；治理因素；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2；G32 文献标识码：B

一、引言

盈余管理是指上市公司为了特定目的对盈余进行操纵的行为（章永奎、刘峰，2002）。货币政策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货币政策宽松或偏紧直接影响企业能否融资、融资规模与成本。中国企业应对货币政策紧缩，进行盈余管理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融资渠道单一，二是存在“门槛效应”。Allen (2005)的研究表明中国银行业在经济中的作用远大于证券市场，银行信贷仍然是企业主要融资渠道。因此，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主要是银行贷款（盛松成、吴培新，2008），会计信息对银行贷款决策有显著影响（Leftwich，1993；孙铮、李增泉、王景斌，2006）。通货紧缩时期，一方面银行往往压缩贷款规模，提高贷款条件；另一方面，近年来直接融资在加快发展（2010年沪深股市共募集资金10068亿元，创全球第一），但货币政策由宽松转向从紧会带来股市的剧烈震荡，通过IPO或增发、配股来融资将更为困难。

在股票发行核准制下，监管部门也倾向将那些业绩更为优良公司批准上市融资(证监会对IPO、配股或融资始终有业绩方面的要求)。企业有动力通过盈余管理提升业绩迎合监管部门的偏好。因此，在银行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下，当央行应用货币政策调控实体经济时，特别是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下，中国上市公司是否会应用盈余管理粉饰业绩，为获得新增贷款或股市融资增加主动性①？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中国银行信贷资源及上市资源配置主要倾向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融资较困难，则国有、民营两类上市公司是否会做出不同会计行为选择？上市公司中一些企业由于连续亏损面临退市成为“ST”公司,这些企业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下是否有着更强烈的动机通过盈余管理提升业绩，从而获得信贷或股市资源支持？作为外在市场准入约束，交叉上市要求更透明的信息披露和更完善的公司治理，从而能够提高公司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交叉上市是否会降低上市公司在面临货币政策紧缩时盈余管理行为？而且央行货币政策工具多种多样，使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是否会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产生一致的影响？基于公司治理研究视角，本文对货币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会计行为选择的内在关系做一些探索性的研究。

对于从紧的货币政策，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显著正向增加，表明可能存在着盈余管理行为。央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民营上市公司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ST公司相对于非ST公司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而交叉上市则有效降低了盈余管理水平，公司治理因素对微观经济主体会计行为选择影响显著。但是，当央行调整贷款利率时，不同治理结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没有显著差别，表明公司治理因素未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产生作用。并且，相对于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企业对贷款利率更敏感。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可能主要通过营业外收支而非投资收益来进行盈余操纵。总之，货币政策及公司治理因素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影响。

本文基于沪深股市上市公司大样本数据，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研究了货币政策对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异质性影响，为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影响提供了全新的微观证据；基于新兴证券市场的特殊国情，引入上市公司所有权特征、财务压力及外部监管这些内外部治理因素，为研究货币政策对公司会计行为选择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 研究假设

一般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利用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来实现自身利益的会计行为（Scott,1997；Romen&Yaari,2008；刘峰，2000）。但是，在实践中很难将盈余管理与会计造假严格区分开来。盈余管理破坏证券市场会计信息的有效性，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治理因素对盈余管理有着重要影响。按照现代企业理论的观点,企业本质上是各利益相关者(股东、债权人、管理者、员工、客户、供应商和政府等)缔结的一组契约。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和经济人的自利性,处于内部控制人地位的控股股东和管理层有可能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公司治理的目的是解决委托关系中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问题,保证公司管理层能够最大限度地从维护投资者利益的角度出发经营公司。有效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通常是以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受此治理框架约束的管理者唯有真实提高公司业绩才能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因此，公司治理有效性对企业盈余管理有重要影响，研究证明公司所有权性质、股权结构、外部监管等因素对盈余管理都有影响（Johnson，1999；leuz,2003；黄少安、张岗，2001；杜兴强、温日光，2007；孙铮等，2006）。

这些研究主要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外部治理环境来解释公司治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没有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的异质性影响。就货币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国外学者主要研究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如Kashyhap et aL(1993)利用美国季度数据证明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改变企业内外部融资结构，总体导致外部贷款融资总量下降；Oliner&Rudebusch(1996)利用三十四年的美国制造业数据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显著影响小公司的内部融资；Ghosh & sensarma(2004)利用印度数据，表明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行为选择有影响。而目前国内学者对于货币政策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经济行为异质性影响研究尚不多见，主要有陆正飞、祝继高（2008）研究了货币政策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陈鹄飞（2010）研究了货币政策对企业最优融资的影响等。但是，这些研究也没有涉及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的会计行为选择的影响。在我国，政府通过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进行调控，主要体现在增加或减少企业的经营成本。不同治理特征下的上市公司必然会做出不同的会计行为选择，减少货币政策对自身的冲击。

例如银行对于新增贷款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对盈利能力等会计信息比较重视（饶艳超、胡奕明，2005）；债权人和债务人通过债务契约确定债权债务关系，债权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通常会在契约中加入一些限制性条款，比如要求债务人维持一定标准的资产负债率、利息保障倍数等，以此作为在贷后管理确定债务人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依据。而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下，银行对客户贷款申请的审查及贷后管理更为严格，因此企业在申请贷款及贷后经营中均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

再比如发行上市（IPO）及上市后再融资也是公司解决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从紧的货币政策会导致股市进行调整，此时在股票市场进行融资会受到严格限制。在上市资源实行审批制的大背景下，只有那些财务业绩异常优异才会受到监管部门青睐优先发行上市。企业有动力通过盈余管理提升业绩迎合监管部门的偏好,因而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H1：央行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时，上市公司可能进行正向盈余管理以增加利润。

根据以往的研究，本文引入控制权性质、财务压力、外部监管等，考察公司治理因素对上市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首先将上市公司控股权性质分为国有、民营。在中国，国有控股公司由于所有制的优势享受着超市场待遇，表现在信贷资源分配上存在贷款软约束的情况（林毅夫、李志斌，2004），政府实际上为国有企业贷款提供了一种隐性担保（孙铮、李增泉、王景斌，2007）。在法制不完善、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市场环境中，银行更愿意向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放贷，而不愿意向缺乏有效担保的民营企业倾斜。监管部门也愿意优先安排国有企业上市或再融资。这从降低风险角度是一个理性选择。因而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H2：央行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时，相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而言，民营上市公司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

我国自1998年4月22日起对连续三年亏损上市公司实施特别处理，从而开始建立上市公司的退出机制。那些被“ST”的上市公司面临着较大的财务业绩压力，因此本文将是否被ST作为财务压力大小的划分标准，即按照是否被ST将所有样本公司分为两类：ST类公司表示财务压力大，非ST类公司表示财务压力小。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H3：对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ST公司相对于非ST公司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

更多、更规范信息披露能有效地保护投资者利益，交叉上市公司接受更严格的法规要求，其信息披露更透明、公司治理结构也较完善（Dojdge,2001；Leuz,2006）。在成熟市场有效监管下，交叉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将付出昂贵的成本。因此，本文用是否交叉上市作为面临外部监管严格与否的划分标准，提出第四个假设：

H4：对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交叉上市公司相对于单一上市公司能够有效降低盈余管理

央行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运行时，有多种政策工具可以使用，不同政策工具所给企业带来的预期是一致的，因此我们提出第五个假设：

H5:央行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进行调控，对不同治理特征的企业会产生相同的影响。

三、 研究设计与实证检验

（一）样本选择

本文以2002-2008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按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并按以下标准筛选：（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2）至少连续上市两年以上；（3）剔除样本期间所有权性质发生变化以及资产重组导致主营业务发生改变的公司；（4）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我们最后得到941家公司26348个公司/季度观测值。数据主要来自Wind金融数据库，部分来自CSMAR数据库。主要采用SAS进行数据整理，Eviews6.0软件进行模型计量。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盈余管理衡量指标多种多样,国内研究大多采用应计利润分离模型。国外成熟市场的应计利润分离模型在我国并不一定适应。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都相当倚重于非经常性损益。已有研究表明非经常性损益（利润表中表现为线下项目）确实对上市公司扭亏乃至后续年度是否继续亏损起到了重要作用,且其作用远大于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操控性应计利润（魏涛、陆正飞、单宏伟，2007；张昕，2008）。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盈余管理、调节会计利润的现象,且部分公司借助非经常性损益,迅速达到了改善经营业绩、扭亏为盈的目的。因此,本文采用季度非经常性损益与季度初总资产的比例作为盈余管理的衡量指标，即该指标越高，上市公司通过线下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大。

目前，中国上市公司线下项目主要包括投资收益（TZ）、营业外收支净额（YYW）、补贴收入（BT），投资收益是指企业从股票、债券或对其他企业的股权投资中所获得的收益（或损失）；营业外收支净额是营业外收入减去营业外支出的差额，主要包括企业发生的与其生产经营无关的非营业活动产生的收入与支出，如固定资产盘盈、盘亏，债务重组收益或损失、资产重组收益或损失等；补贴收入主要包括税费返还、政府补助收入等内容。在2006年新准则中，补贴收入纳入营业外收入进行核算。因此，在对非经常性损益性进行检验的同时，本文也对非经常性损益的这两个子项投资收益和营业外收支净额进行检验，目的在于考察上市公司主要通过线下项目哪个科目进行盈余管理，以便提请审计师关注。

2．解释变量。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信贷规模限制，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由直接向间接转变。央行通过控制贷款基准利率来影响贷款价格，通过法定存款准备将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和货币供给。本文以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RATE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CRR作为作为货币政策解释变量的变量。考虑到不同治理类型的上市公司的治理特征，根据研究目的，本文设定三个哑变量第一个为SEOi区分终极控制人类型，数值0代表国有，数值1代表民营；第二个为STi区分公司财务风险，数值1代表ST公司，数值0代表非ST公司；第三个为CROSSi用来区分是否交叉上市，内地单一上市公司赋值1，同时在香港或海外和内地上市公司取 0。

3．控制变量。为控制公司自身特征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提出如下控制变量：

（1）公司规模（Size）。这里选用季度期初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衡量公司规模的控制变量指标。

（2）盈利性(Roa)。由于上市公司可能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调控净利润，须用反映主营业务利润的营业利润来消除盈余管理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因此，用经过调整后的能够反映企业整体资产收益情况的季度总资产营业利润率，作为公司经营状况的控制变量，即Roa=季度营业利润/季度初总资产。预期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强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的动机较小；而盈利能力较差的公司，出于配股等动机操纵盈余的可能性则较高。

（3）资产负债率(Lev)。即季度初负债占季度初总资产的的比重。

（4）年度与行业控制。根据已有的文献与研究惯例，本文用行业哑变量控制不同行业公司之间的差异（按证监会行业划分，并对制造业做了细分，共形成20个行业），并控制了年度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模型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与货币政策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其中i=1,2,…,代表样本公司个数；t=1,2,…,28,代表观测季度数；Yit代表公司i在第t个季度的盈余管理行为；Levit、 Roait、Sizeit为控制变量，用来控制公司自身因素的影响；Seoit、Stit、Crossit代表公司治理类型，共3个哑变量；eit为残差项；β1计量货币政策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直接影响；β2-β4计量不同治理公司对货币政策变动的异质性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来研究货币政策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相对于横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面板数据具有很大的优点：（1）降低变量间的共线性（2）控制异方差（3）提高自由度（4）控制时间对横截面成员的影响等。Hausman检验表明，应进行随机效应回归。本文运用面板数据和广义最小二乘法检验货币政策、公司治理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

四、实证检验

（一）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1．样本总体的描述性统计，表1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中数据看上市公司总资产营业利润率均值为负，这说明主营业务经营状况并不理想，存在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调整利润的可能性。且中国上市公司平均负债率较高，出于债务契约的刚性约束，企业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以满足债务合同条款的要求。

2．非经常性损益的描述性统计。图1-图5更为直观地列示了非经常性损益与货币政策变量-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利率之间的变动关系（为便于比较，对相关数值单位进行了统一，以下图表数据均如此）。图1给出了各观测对象非经常性损益都取绝对值（即不考虑盈余操纵的方向）时，各期非经常性损益总和与均值的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到，货币政策较为稳定时（2002年1季度至2006年1季度），非经常性损益也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随着货币政策逐渐收紧（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利率处于上升水平，时间为2006年2季度至2008年3季度），非经常性损益有了显著上升。

在考虑了盈余操纵的方向后，本文发现上述情况依然存在。在货币政策稳定时，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较低而且稳定，特别是第四季度非经常性损益显著为负。在货币政策从紧时，非经常性损益正向增加，特别是第四季度非经常性损益显著为正，较货币政策稳健时非经常性损益变化对比明显。

图3-图5列示了加入治理因素后(不考虑盈余管理的方向)，非经常性损益对货币政策的相对变化。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和非ST类公司，民营和ST类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变化方向一致且更为显著。尽管交叉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变化在货币政策稳健时与单一上市公司变化方向一致，但在紧缩期变化方向相反。

（二）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表2为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表，从表中数据看货币政策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正的相关性，因此这这两个变量不能放在一个回归方程内，否则可能导致共线性问题。其他变量之间不存在相关性问题，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三）多元回归分析

1．本文以存款准备金率为货币政策变量进行回归，得到如下的回归结果（见表3），其中（1）为不包含哑变量的回归。

对所有模型中，CRR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因此，在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时，非经常性损益正向增加，上市公司有可能通过非营业活动来进行盈余管理。通过模型a可以看到CRR_SEO、CRR_ST、CRR_CROSS系数显著为正，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ST类上市公司相对于非ST类上市公司，单一上市公司相对于交叉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正向变化更大，民营企业、ST类及单一上市公司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

结合我国现有金融体制，本文认为这种现象是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结果。国有企业由于体制上的优势、政策上的倾斜、政府的隐形担保可以确保在融资上的优势，比如国家对四大商业银行花费巨资进行股份制改造、对亏损累累的国有几大航空公司注资，央行货币政策变动对他们影响有限。因此，通过盈余管理提高业绩以取得融资优势动力不足。但是，民营企业通过盈余管理来提高业绩破坏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会更加恶化在融资方面的位置，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在紧缩期间需要对民营企业进行特别的融资支持，改善民营企业在融资方面的地位，使民营企业获得公平待遇，减少它们的盈余管理行为。

ST类公司是那些连续亏损被交易所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由于面临摘牌的风险，这类公司对可能造成经营成本上升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动比非ST类公司更加敏感，因此会进行更大力度的盈余操纵以抵消从紧的货币政策引起的财务状况恶化带来的压力。

“绑定效应”理论认为交叉上市公司相对于单一上市公司，到监管更加严厉的市场上市将承诺承担更多、更严格的信息披露责任,接受更严格的监管。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投资者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同时国外市场完善的法律体系和高效的执法效率还能降低投资者的监督成本和诉讼成本,抑制控股股东以及内部人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追求,提高外部投资者的保护水平。因此，严格的外部监管将使交叉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显著低于单一上市公司。

模型b、c考察了公司可能通过线下项目哪个科目进行盈余管理。模型b给出了投资收益比例衡量的盈余管理与货币政策的相关关系。由于CRR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央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时，上市公司可能通过投资收益来提高净利润，模型有效。模型c则考察了以营业外收支净额比例作为衡量指标与货币政策的相关关系。CRR在1%水平上显著，上市公司也通过营业外收支来提高利润，而且系数远大于对投资收益的回归系数。因此，我们可以判断上市公司主要通过包含资产重组、债务重组、内部资产交易、政府补助等在内的营业外活动进行利润操纵，提示注册会计师判断企业盈余管理要关注“营业外收支”科目。

2．当央行运用不同的货币政策措施（例如利率）来调控实体经济时，上市公司是否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利用前面得到的上市公司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回归数据，计算出每季度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对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并将其剔除，那么余下的非经常性损益的变化就是其他因素带来的。我们就以这个扣除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影响后的非经常性损益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贷款利率为货币政策变量进行回归，表4则给出了回归结果。

在所有模型中，RATE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央行提高贷款利率时，非经常性损益正向增加，上市公司可能通过非营业活动来进行盈余管理以对冲货币政策带来的负面冲击。从模型a中发现RATE系数为0.54远大于CRR系数0.12；而RATE_SEO 、RATE_ST、 RATE_CROSS系数的t检验值均不显著，说明国有与民营、ST与非ST、交叉上市与非交叉上市公司应对贷款利率上升而进行盈余管理水平没有显著差别，公司治理因素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是抑制失效。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及模型回归结果，可以推测贷款利率对企业会计行为的选择有更大的影响力。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只会影响部分公司的融资需求，那些拥有充足现金流或本身就是银行优质客户的公司不会受到什么影响，而央行上调贷款利率则增加了所有公司的经营成本，因此就平均意义上而言，企业对贷款利率上升的反应程度必然要大于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由于贷款利率影响的所有企业，所以不同治理结构公司之间所作出的反应也是相同的。与假设4不同，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不同治理结构公司会产生异质性的影响。

模型b、c检验了贷款利率调整时上市公司可能通过线下项目哪个科目进行盈余管理。回归结果与对存款准备金率回归的结果一致，上市公司主要通过营业外收支进行盈余管理，在此不再赘述。

3．其他控制变量和盈余管理的相关关系。综合以上模型、共12个回归结果中各控制变量和盈余管理的关系，有如下发现：

（1）资产负债率。研究发现公司资产负债水平同盈余管理各衡量指标无显著关系，这同王新汉（2007）的发现是一致的。由于企业进行盈余管理主要是为了获得新增贷款或上市融资，表示以往负债水平的资产负债率同当期盈余管理行为之间并无关系，因此债务契约假设在中国可能并不成立。

（2）盈利性。本文用总资产营业利润率取代研究中常用的净资产收益率，作为代表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该指标代表了企业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研究发现企业盈利能力同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即企业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越强，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越低。

（3）公司规模。研究表明公司规模同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企业规模越大，一般而言管理水平越高，受关注程度越高，也是监管的重点，因此企业较少通过盈余管理来提高业绩；而小公司更有可能进行一些盈余管理活动。另外，公司规模越大，投资收益越高，表明大公司有能力对外进行投资，而且能够进行有效管理。如小公司获得巨额投资收益应当引起注册会计师的高度关注。

（四）稳健性检验

ST类公司较易操纵利润以避免退市（陆建桥，1999；蒋义宏、王丽琨，2003；徐文静，2009；翁黎炜、黄薇，2010）。为控制ST类公司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在剔除ST类公司之后，本文对模型重新进行回归，主要结果保持不变（见表5）。

五、研究结论及主要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了货币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会计行为选择的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货币政策会影响企业的会计行为。就整体而言，在央行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下，企业会提高非经常性损益来抵消货币政策负面冲击。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了控股权性质、财务压力和外部监管等公司治理因素，考察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证明公司治理因素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会产生影响：央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时，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ST类公司相对于非ST类公司会进行更有可能进行盈余操纵；交叉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显著低于单一上市公司，所有权性质、财务状况及交叉上市等内部治理因素企业盈余管理产生影响。

通过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央行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实体经济时，企业对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的反应程度不同，不同治理结构的企业对同一货币政策工具反应也不相同。当央行调整贷款利率时，不同治理结构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没有显著差异，公司治理因素对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失效。研究表明相对于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利率的上调对企业会计行为选择影响更大，因为贷款利率直接影响企业经营成本。因此从维护证券市场会计信息的角度，提高贷款利率对企业影响巨大，作为紧缩货币政策工具应当慎用，应当更多地使用非价格政策工具；同时还表明上市公司在应对从紧的货币政策时，主要采用营业外收支项目而非通过投资收益进行盈余操纵。

2008年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央行配合政府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确保了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2010年之后随着我国及世界经济逐步恢复，过剩的流动性导致的通胀开始抬头，央行货币政策目标也从“保增长”转向“抗通胀”，开始收紧流动性。在这一背景下，应提醒投资者和审计师关注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同时，也要从健全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完善外部治理环境等企业治理因素方面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

注释：

① 本文并不否认紧缩期上市公司出于其他目的进行盈余管理，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取贷款，但盈余管理最终结果都是降低了会计信息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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