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2 15:38:32

货币政策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因为中国财政政策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具有不亚于货币政策的影响,故而本文在构建VAR模型的时候,同时采用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和区域物价水平等四个变量进行分析;并将样本区间设定为1979-2010年。在变量选取上,可以从金融机构贷款额、M0、M1、M2、拆借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中选取适合中国的货币政策变量。基于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以及数据的可得性,选取M1为货币政策变量。由于M1数据从1990年才开始公布,故而1979年至1989年的相关数据由M0代替。财政政策变量用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率数据表示,并利用HP滤波处理之后得到的周期(Cycle)部分代替。由于货币、财政政策的目标为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所以用全国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以及各省市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作为货币、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变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1979-2010年的全国GDP、CPI、商品价格指数及M1、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人口数等全国年度数据;选取各省区的GDP商品价格指数、人口数等地区年度数据。GDP等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对相关变量进行如下处理:首先,利用1978年为基年的定基比商品价格指数作为物价指数,将M1、省区GDP、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变换为实际值。其中对区域GDP数据取自然对数并求一阶差分,以得到平稳序列。为了剔除因人口增长快慢而扭曲的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以各省区的人均GDP作为区域经济变量数据2。其次,与大部分研究直接得到各省区物价指数的平均值不同,我们以各个地区的实际生产总值占四大地区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比重为权重,计算得到加权平均后的各省市商品价格指数(以商品价格指数1978=100为基准来求实际值)。这一做法提高了物价指数的精确度。最后,对各变量的实际值进行平稳化处理。

二、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及格兰杰因果关系

(一)平稳性检验

利用VAR模型做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分析需满足序列平稳性条件,故利用ADF单位根分析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表明,财政政策变量(CZ)、货币政策变量、四大地区物价变量(SI_PR_DONG、SI_PR_DONGBEI、SI_PR_ZHONG、SI_PR_XI)、以及四大地区产出变量(SI_GR_DONG、SI_GR_DONGBEI、SI_GR_ZHONG、SI_GR_XI)取自然对数后的一阶差分值满足平稳性条件,且是一阶单整的

(二)协整检验

结合单位根检验和各个变量的图示,确定协整分析的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并利用AIC或SC最小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对各变量进行协整分析。说明,经过对数变换后的地区人均GDP(LNGDP)、物价水平、货币和财量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因此初步判断货币、财政政策与产出和物价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三、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一)VAR模型估计结果

对实证模型的选择,近似主题的文献较多采用VAR、SVAR、VECM等模型做实证分析。虽然这些计量模型均无法准确捕捉改革开放后30年中的区域经济结构与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变迁4,但考虑到研究的可行性以及参照同类文献的做法有利于比较,故本文仍采用VAR模型做实证分析5。利用VAR(k)模型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分别与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的人均GDP及价格指数进行分析。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的不同k值采用AIC或SC最小原则确定,分别为3、1、1、1。表4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四大区域产出及价格VAR模型估计结果注:估计结果下方的R-Squared值是单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部人均GDP(SI_GR_DONG)、价格指数(SI_PR_DONG)四个变量之间的VAR(3)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前二个方程拟合优度稍小为0.72,后两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8以上,表明模型能较好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主要考虑后两个方程的估计结果。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北部人均GDP(SI_GR_DONGBEI)、价格指数(SI_PR_DONGBE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7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5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为了分析完整性,对东北、中部以及西部区域也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中部人均GDP(SI_GR_ZHONG)、价格指数(SI_PR_ZHONG)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7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西部人均GDP(SI_GR_XI)、价格指数(SI_PR_X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5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3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不过,VAR模型相对不那么在意拟合度和系数的显著性问题。下面采用脉冲响应函数来描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冲击,对各区域人均GDP和加权平均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造成的动态影响

(二)脉冲响应函数及累计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

在各VAR模型中,分别考虑狭义货币供应量(M1)及中央财政支出(CZ)变动在未来10年内对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4大区域人均GDP实际值、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经济效应,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在经历货币政策冲击之后,在第一年达到最大响应值,分别为0.020272、0.014757、0.014913、0.001565。从大小来看,“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从区域经济效应累计值来看,货币政策冲击产生后,东部、东北部、中部区域在第二年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而西部则第一年已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分别为0.031895、0.018998、0.022865、0.001565。按累计响应值大小来排序,也得到了“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的类似排序。可见,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地区差异性并未随时间而有大的变化。另外,中国货币政策对西部区域几乎不产生影响。这点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是吻合的。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物价效应,之前的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在1%显著水平下,M1与中国各个区域的物价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而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来看,四大区域均在第二年达到响应峰值,分别为2.59148、2.136434、2.119478、1.789887。按响应大小来排序,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虽然货币政策区域价格效应也存在地区差异性效应,但是其区域价格效应差异远远小于区域经济效应。从上述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见,中国货币政策主要影响东部区域的经济和物价水平,其次为东北和中部区域,对西部区域的影响比较小。有意思的是,中国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大小排序恰好相反,为“西部>中部>东北>东部”。并且财政政策达到响应峰值时间也属西部是最快的。不仅如此,财政政策累计效应也得到了“西部>中部>东北>东部”的同样结果。可见与货币政策类似,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也未随时间而起大的变化。综合来看,上述关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结果,为我们构建合理的且相互补充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提供了许多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和格兰杰检验结果具有相互印证性6。关于货币政策的时差,在整个区域货币政策实施第一年达到效应峰值,除了西部区域之外,第二年累计效应达到峰值,第三年开始起效应变为负。财政政策效应在西部第一年、在中部第二年、在东北第三年、在东部第四年达到效应峰值。不难发现,虽然从财政政策效应的大小来看,西部区域效果最明显,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这可能与中西部区域支柱产业不足、区域竞争优势较低、区域产业单一等原因有关;财政政策实施初期主要投入在基础实施建设上,因而实行初期效果较明显,但因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其后续拉动经济的作用有限,导致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因此,截至目前,通过财政政策尚无法充分弥补因货币政策实施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差距。有效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的效力,可能需要更为有力的产业政策的配合。

四、结论

本文利用Granger检验、VAR和脉冲响应分析等方法,对中国1979-2010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区域经济效应”、“区域物价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中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虽然对中国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区域经济效应上具有地区差异性的发现,与既有研究具有一致性。但本文的分析更强调单一政策和组合性政策效力的不同,尤其强调组合性政策对相关的产业配套政策的可能的依赖性。具体而言,货币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大小排序为“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排序恰好相反。货币政策主要影响东部区域的发展,导致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这可能由货币政策实行之后,资金及生产要素主要流入到区域竞争优势强、投资环境良好、产业收益率高的东部发达区域所致。与此不同,财政政策对中西部落后区域的影响较大,缓解区域经济结构的恶化。但是财政政策对中西部区域的效果大却短暂,无法提供该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性解决方法;故而需要产业政策等相关措施的配套实施。另外,货币政策(M1)与各区域价格指数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其对区域物价效应的排序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但是其区域价格效应差异远远小于区域经济效应。从Granger检验看,财政政策(CZ)与区域物价指数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但脉冲分析则表明,财政政策的实行会带来整个区域的物价下降。这可能是因为财政政策主要投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上,会通过促进生产而导致总供给移动,最终导致了物价下降7。总之,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组合可能要比单一的财政或货币政策更为有效。应综合考虑两个政策在区域经济效应与区域物价效应上的地区差异性,从而构建合理的且相互补充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由于财政政策尚无法完全弥补因货币政策实施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差距,故可能需要更为有力的产业政策的配合,以有效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的调控效力。

货币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为引入预期冲击的因素参考吴化斌等[15]和Fujiwara等[16]设置,本文把可预期的冲击设为4期,即n=4。引入预期冲击的模型更加符合经济主体前向预期的决策行为。

(一)货币政策我国从1996年以来采用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为了模拟真实的经济环境,本文选用货币供应量规则表征货币政策,参考李成等[17]、马文涛和魏福成[18]的建模思想,把货币政策规则设定为。表示货币供应量增长率,ξ和π分别表示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的稳态值。在理性预期行为下,公众在接受央行公布未来货币政策的信息后,相应地调整决策和行为,也即公众做出了货币政策前瞻性指引所希望引导的预期,用,jmtjε−来表示这种对货币政策预期的冲击。

(二)家庭代表性家庭对消费、劳动供给、实际货币余额持有量、投资、资本存量和债券持有量做出选择来最大化效用的期望现值。家庭提供差异化的劳动,是劳动市场上的垄断供给者,不同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为θw。本文采用Calvo[21]的方式引入工资黏性:每期家庭以1-γw的概率调整工资。

(三)厂商厂商包括完全竞争的最终产品厂商和垄断竞争的中间品生产厂商。最终产品厂商以价格Pi(i)购买中间品Yi(i)生产最终商品Yt,生产函数采用CES函数形式。

二、模型参数校准和贝叶斯估计

(一)数据选取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相适应,选取1996年第1季度至2013年第4季度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以国内生产总值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货币供应量M2作为模型中产出Y、消费C、投资I和货币供应量M的观测变量。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以1996年第一季度为基期进行定基处理。各观测变量值除以定基CPI得到实际值,然后进行季节调整并取对数,运用HP滤波做去除趋势处理,得到本文所需要的波动序列。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国家统计局网站。

(二)参数校准及贝叶斯估计对部分参数根据现有文献及实际数据进行了校准。取贴现因子β为0.99,折旧率δ为0.025,消费习惯参数h为0.65,消费占比cy和投资占比iy校准为0.359和0.3916,其余参数选择贝叶斯估计。近年来贝叶斯估计方法被大量用来估计DSGE模型。其基本原理是结合了设定的参数先验分布p(),与利用卡尔曼滤波从状态空间方程中计算得到的基于样本数据的似然值。基于MATLAB的工具包DYNARE,采用蒙特卡洛马尔科夫链(MCMC)抽样的方法完成参数估计。预先设定的先验分布与贝叶斯估计的结果见表1,其中第2、3列为先验分布类型和均值,参考了国内有关文献,标准差的先验分布本文设为逆伽玛分布(InvGamma),其先验均值的设定与庄子罐等[23]一致。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1。从表1可得,效用函数的参数σ、φ和v的估计值分为0.3947、0.4319和0.4185与杨雪等[19]的估计结果接近;投资调整成本参数φ的估计值为0.2670,稍大于庄子罐等[23]的取值;ρz估计值为0.7544,与陈师和赵磊[24]的估计结果0.717接近;α的估计值为0.4508,接近杨雪等[19]的估计结果0.42;货币政策参数φm、φπ和φy分别为0.8332、1.0962和1.1981,接近于马文涛和魏福成[18]的估计结果0.8628、1.2952和1.4348。较大的货币政策平滑因子φm的估计值表明了央行较强的政策平滑倾向,保持政策的延续性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政策环境。产出增速反应系数φy的估计值大于通胀预期反映系数φπ,说明比较而言产出的平稳增长受到了更多关注。

(三)模型的适用性分析通过反事实仿真衡量模型的拟合值与实际观测值得吻合程度。如图1所示。从图1可看出,反事实仿真得到的主要经济变量产出、通胀、消费、投资、劳动和M2的拟合值与实际值几乎一致,说明我们构建的DSGE模型对我国的经济现实拟合的非常好,模型可以用来分析我国的经济问题。

三、动态分析

(一)脉冲响应分析通过脉冲响应分析,考察货币政策预期冲击的动态特征。我们仅报告了提前1期和提前4期正向的货币政策预期冲击下的脉冲响应图,如图2和图3所示。可以看出在正向货币政策预期冲击下产出y、消费c、投资i、就业n和资本k呈同方向波动,单个变量在预期冲击下都呈驼峰式变动。提前2期和3期货币政策预期冲击的脉冲响应图也类似。并且提前1期的脉冲响应波动幅度相比更大,说明我国短期的货币政策预期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更大,原因可能是我国经济发展变化较快,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较为频繁,这对公众的预期行为造成了短视化影响。

(二)方差分解分析通过方差分解来考察预期冲击解释经济波动的重要性。表2给出了模型四种预期冲击解释主要经济总量及解释通胀的无条件方差的贡献比例。从表2可看出,预期冲击可以解释54.2%的产出波动,可解释56.91%的消费波动、55.38%的投资波动、57.69%的资本存量波动和42.25%的就业波动。从数量上说明了预期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加总的预期冲击可以解释超过43%的通胀波动,其中货币政策预期冲击就可解释约33%。货币政策预期冲击可解释约16%的劳动波动,可解释小于8%的产出、消费、投资和资本存量的波动。可以看出货币政策预期冲击对通胀波动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对劳动的波动影响,对产出、消费、投资和资本存量的波动影响较小。

四、结论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把基于心理因素的行为纳入经济研究的视野,体现了经济活动中人的主观感受的作用。现实中,人们常常根据对未来经济的判断形成预期并做出决策,进而对经济造成影响。在预期的视角下,对货币政策前瞻性指引的研究,可为实践操作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体现了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价值。本文构建了包含工资黏性、价格黏性和引入包括货币政策预期冲击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运用贝叶斯方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了估计。反事实仿真表明我们构建的模型很好地模拟了我国经济。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在货币政策预期冲击下我国经济总量呈同方向波动,并且短期的货币政策预期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更大,因而对短期的货币政策预期管理应更加重视,在实施货币政策前瞻性指引时应主要针对短期目标。方差分析表明货币政策预期冲击对通货膨胀波动的影响比较显著,可解释约33%的通胀波动,对劳动波动的影响也较为重要,可解释约16%的劳动波动,而对产出、消费、投资和资本存量波动的影响较弱,解释力不足8%。在实施货币政策前瞻性指引时应主要针对通胀和就业的经济目标。这与其他已实施货币政策前瞻性指引国家的操作目标相符,他国的有关实践经验可以借鉴。货币政策预期冲击引起我国经济总量同方向波动,针对通胀和就业目标的前瞻性指引操作可维护我国经济的总体稳定。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重要时期,面临经济增速下滑和通货膨胀上行的压力,我国提出了控制消费物价指数不涨超上限、经济增速不滑出下限的调控策略,避免经济大幅起落。我国可以尝试实施货币政策前瞻性指引,加强货币政策预期管理,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的实施效果,维护经济的稳定,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转型,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

货币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也纷纷降息,一时间,降息路上,成群结队,热闹非凡。再把目光转向日本。持续低迷暮气沉沉的日本经济、昔日在全球风光无限的日本企业巨头,现已不断收缩在海外的业务战线,甚至其生存都频频告急,极大地挫伤了日本的民族自尊。虽然日本商人孙正义放出豪言,要让机器人把日本经济在2050年带回全球第一的宝座,但远水解不了近渴。虽然地缘政治紧张驱使的民族主义情绪把安倍推上了连任,但安倍政府对付经济不振,仍是其绕不过去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推动以日元贬值为特征、量化宽松为核心的安倍经济学,成了把日本经济拉出衰退的稻草。与欧洲央行和美联储量化宽松不同,日本央行不仅确定其资产购买计划的规模,而且也以日本商业银行准备金余额为操作目标,购买的合格资产不仅包括国债,甚至一度包括股票,无所不用其极。2014年11月底,日本央行已把资产购买量扩张至了80万亿日元的历史最高水平。日本不仅是全球率先推出量化宽松的国家,也是迄今为止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经济凋敝、工业衰败,但印钞厂却格外繁忙。日本量化宽松,似乎成功地阻止了日本物价陷入长期负增长的通缩局面,CPI在2014年12月上升至2.4%,失业率降至3.4%,但消费者支出却下降3.4%,直接拖累了日本经济增长。

降息、宽松货币政策、阻止物价进一步下跌和刺激经济,成了全球各大经济体央行的主要政策选择和任务。但也有逆全球降息大潮而动的,如俄罗斯和巴西。在瑞郎和丹麦克朗遭遇升值压力的时候,俄罗斯和巴西代表的一些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却出现了贬值压力,并导致其国内通胀率持续上升,这使得它们的货币政策在全球降息潮中显得非常另类。地缘政治关系紧张、油价的持续暴跌,给严重依赖于石油出口的俄罗斯经济造成的沉重打击,俄罗斯有切肤之痛。俄罗斯卢布汇价因油价崩盘而大幅下挫。2014年初,美元与卢布之间的汇率为32卢布/美元,而到2015年2月6日,就改写为68.6卢布/美元了,期间,一度贬值到80卢布上下。卢布的汇率贬值直接导致俄罗斯国内货币攀升,俄罗斯2015年1月的通胀率达到了15%的高水平,比2014年1月的6.1%上升了8.9个百分点。卢布的对内对外双双贬值,迫使俄罗斯央行大幅提升利率,不惜牺牲经济增长来换取市场对卢布的信心。俄罗斯央行网站显示,至2月6日,它提供的隔夜贷款利率达到了16%,常备存款便利的隔夜利率达到了14%的水平,两种利率与俄罗斯元月通胀率相当。大幅升息,对俄罗斯而言,无疑是极其痛苦的选择,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在地球的另一端,巴西的通胀率虽没有俄罗斯那么严重,但实际的通胀率已经超过了该国央行4.5%的目标值,2015年1月实际的通胀率达到了7.14%,不仅大幅超过其目标值,而且也超过了其6.5%的容忍上限。其货币的对外价值方面,其贬值的幅度虽不像卢布那样让其持有者损失惨烈,但损失也不小。2014年初,里亚尔对美元的汇率为2.3975,到2015年2月6日已贬至了2.7641。

2014年10月末,罗塞夫获选连任仅数日后,巴西央行就出乎市场意外而加息;2014年12月和2015年1月又接连两次加息,使该国的基准利率提升至了12.25%的高水平。2月2日,巴西央行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金融市场预期2015年巴西经济增长率仅为0.03%,通胀率则会突破7%,似乎有滞胀的危险。就在大部分国家降息刺激经济或应对本币升值,抑或升息以应对本币贬值之际,美联储又是另一个特立独行者,稳坐钓鱼台。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的量化宽松帮助美国较快地摆脱了经济衰退,尤其是在2011年的扭转操作(美联储以短期国债置换中长期国债,引导中长期国债利率下行)后,美国失业率在三年里就从原来的9.5%下降到了目前的5.6%;美国的股票市场也正从流动型驱动转向增长型驱动。经济企稳、失业率大幅下降,让美联储在2014年第三季度就结束了量化宽松,只不过保留了到期资产的续做,以维持既有的流动性供给。市场普遍预计,2015年美联储将进入加息周期,促使非传统货币政策向传统货币政策的回归。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全球新一轮降息潮,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美联储原已计划的货币政策调整的节奏。在最新的美联储决策会议上,美联储表示,对加息要保持耐心。这导致一些机构修正了此前对美联储加息时间节点的预期,甚至有机构预测,美联储加息可能要推迟到2016年第一季度了。

总之,在中国辞旧迎新之际,全球货币政策因国内(地区)经济环境、形势的巨大差异而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尽管如此,降息或更大规模的刺激依然是占主导性的一面,反应了危机的后遗症仍在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经济发展。这其中,既有主动应对国内(地区)经济不振的选择,也有如瑞士和丹麦这样被欧洲央行推着走的被动选择。只希望,在这个大潮中,不管是主动地往前走,还是被推着往前走,不要发生踩踏事故。

货币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国内研究方面,不少学者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关系。姚大鹏(2005)基于IS-LM模型分析认为,从微观和中观层面上改革我国的经济结构,可以使我国的IS曲线和LM曲线更加平缓,从而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节效果加强,增强两者之间的协调性。李颖(2007)认为仅依靠货币政策并不能够有效治理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只有配合相应的财政政策,建立起消费主导的良性经济发展模式和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才能有效抑制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通货膨胀。苗艳芳(2008)认为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方面存在三大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缺位”和“越位”并存、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合作不默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缺乏高水平和深层次配合。李颖(2010)提出应该从四个层面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效果:共同目标、相对作用、实施主体以及搭配方式。曾倩(2011)总结了从1998年到2010年间我国每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文件内容,发现我国的财政政策措施和货币政策措施之间缺乏配合,而且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配合时往往出现“一边倒”的调整模式,这为宏观经济带来了过强的刺激,很容易导致经济“过冷”或“过热”,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张志栋和靳玉英(2011)利用1980年~2009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建立MS-OLS模型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价格决定方面的政策效果,实证结果证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物价稳定方面能够有效互补。

从上文文献综述中我们发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并不一定是相互加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否相互配合取决于经济结构、宏观调控体系、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时间等多种因素,分析影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性的重要因素,对于增强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国内学者大都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性问题,忽视了对两者之间配合效果的实证研究。张志栋和靳玉英(2011)仅分析了价格层面的配合效果,研究角度比较有限,而且利用29年的年度数据时间序列较短,建立的模型并不具有很好的稳健型。为了弥补目前学术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1999年1月至2014年1月的月度数据建立了VAR回归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间的互动效果进行了分析检验,希望就政策组合的效应和政策制定的效果得到清晰的结论,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性的有益建议。

二、计量模型

1.计量方法。VAR模型可以用下式表示:其中Yt为时间序列构成的向量,p为自回归滞后阶数,ut~IID(0,Ω)是随机误差列向量,其中每个元素都是非自相关的,但不同方程对应的随机误差项之间可能存在相关。

2.样本与统计数据说明。本文利用财政预算收入完成额、财政预算支出完成额、货币供给M2三变量构成的VAR模型研究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影响关系,为消除变量之间的异方差,将统计数据取对数后进行分析。样本取自期间为1999年1月~2014年1月的月度数据。本文以lnczsr和lnczzc作为代表财政政策效果的统计量,以lnm2作为代表货币政策效果的统计量。Lnczsr表示取对数的财政预算收入完成额,lnczzc表示取对数的财政预算支出完成额,lnm2表示取对数的广义货币供给量M2。所有数据均来自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模型利用软件EViews7拟合。

3.VAR模型的设定和估计。(1)以(lnczsr,lnczzc,lnm2)变量构成一个三变量的VAR模型。在得到正确的模型估计结果前我们需要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根据SC准则和HQ准则确定最优滞后期为4期。并对VAR(4)模型中的残差是否服从独立同分布进行了检验,通过诊断检验。(2)从水平的VAR(4)模型可以得到估计表达式。

三个方程的可决系数(R2)分别是0.9258,0.8696,0.9998,拟合优度较高。从第一个方程来看,度量货币供应水平的lnm2的滞后二阶的系数为负(-1.790),但是所有lnm2变量的系数之和为正(1.0052),可见总体上增加货币供给速度将增加财政收入增加速度。从第二个方程来看,所有lnm2变量的系数之和为正(1.2655),可见总体上增加货币供给速度将增加财政支出增加速度。从第三个方程来看,度量财政政策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总系数为负(-0.023),说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增加将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速度,而度量财政政策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的总系数为正(0.0189),说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增加将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速度。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当货币政策扩张时,由于税收制度的稳定机制导致财政收入也相应增加,这将削弱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效果;但是扩张货币供给是同时配合增加财政支出,可以抵消掉财政收入增加的负面效果。(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检验结果发现lnczsr,lnczzc,lnm2三个变量互为格兰杰因,说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性较强。(4)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是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的反应,也即在扰动项上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新息(innovation)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未来值的影响。图1是对VAR(4)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表示滞后阶数,纵轴表示内生变量对冲击的响应程度。从图1中可以看出,对对数的财政支出施加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6个月内引起对数财政收入的小幅波动,在10个月之后冲击的作用消失,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逐渐一致,但引起对数货币供给量的大幅度波动,前5个月波动幅度在-6至4个标准差之间,10个月后波动以一个正的标准差为均值上下波动,且波动幅度逐渐减少,30个月后对数的货币供给大致稳定在1.0个标准差处。对对数的财政收入施加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在6个月内引起对数的财政支出的小幅波动,在10个月之后冲击的作用消失,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逐渐一致,但引起对数的货币供给量的大幅度波动,前5个月波动幅度在-2至4个标准差之间,10个月后波动以一个正的标准差为均值上下波动,且波动幅度逐渐减少,30个月后对数的货币供给大致稳定在1.0个标准差处。对对数的货币供给施加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对数货币供应量的正向冲击虽然会随着时间的延长有所减弱但是其影响却会长期存在,在15个月之后稳定在0.7个标准差的位置,而且该冲击在5个月之后将导致对数的财政支出的小幅增加和对数的财政收入的小幅减少。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第一,财政政策的冲击将对货币政策产生长期影响,具体而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增强货币政策的效果,而且增加财政支出和增加财政收入对于货币政策的增强效果是一致的。第二,货币政策的正向冲击对财政政策的影响作用非常小,而且还会引起财政赤字。(5)预测方差分解。VAR方差分解能够分析影响内生变量的结构冲击的贡献度,图2是对VAR(4)模型的方差分解曲线,横轴表示滞后阶数,纵轴表示内生变量之间的对结构冲击的相对作用。从图2中可以看出,对数财政收入变动中,自身波动的解释部分大概占到75%~100%,自身波动的影响逐渐减弱,稳定在75%左右;0%~20%由对数的财政支出的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20%左右;0%~5%由对数的货币供给量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5%左右。对数的财政支出变动中,自身波动的解释部分大概占到74%~82%,自身波动的影响逐渐减弱,稳定在74%左右;18%~18%由对数的财政支出的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18%左右;0%~8%由对数的货币供给量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8%左右。对数的财政支出变动中,自身波动的解释部分大概占到65%~100%,自身波动的影响逐渐减弱,稳定在65%左右;0%~25%由对数的财政支出的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25%左右;0%~10%由对数的货币供给量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10%左右。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效果要大于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效果。

三、结论和建议

上文通过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的方法研究了我国1999年~2014年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间的协调性,可以得到如下的主要结论:1.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存在同向变动效应,这是因为当货币政策扩张时,由于税收制度的传导机构使政府财政收入也相应增加,这会削弱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效果;但是扩张货币供给是同时配合扩张的财政政策,即财政支出增加,可以抵消掉财政收入增加带来的对扩张的货币政策的负面冲击,从而两政策显示出存在较强的协调性。2.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间的同向变动效应是不对称的,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强化作用要大于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强化作用,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增强货币政策的效果,并且增加财政支出和增加财政收入对于货币政策的增强效果是一致的;货币政策的正向冲击对财政政策的影响作用非常小,而且还可能引起财政赤字。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间存在同向变动效应,表明两者协调配合的同时会损害各自的独立性,互为对方的政策成本,当经济处于滞涨状态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成本还会进一步增加。因此我们的建议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应该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领域。目前我国进入改革深水期,在进一步强化市场资源配置作用的进程中,打破二元经济体制,调节市场经济结构,财政收支可以成为发挥重要作用的工具,通过区别对待不同产业的方式,调整财政政策的支持方向与力度,达到结构优化的目的;而货币政策则可以用来控制经济总量,避免局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慎用财政化的货币政策,控制基础货币投入,防止其对财政政策的削弱作用。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要统一目标、协调作用、各展所长,更重要的是不断解决固有的传导机制不通畅、体制设计不合理等问题,在重视与尊重经济规律和微观传导机构的基础上探索两者协调配合的长效运行框架和制度安排。

货币政策论文范文第5篇

内容提要:随着资本市场对实际经济生活影响的增强,适时调整货币政策使之适应资本市场的发展成为必然,但货币政策的四个最终目标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同时实现,如再顾及资本市场金融资产的价格,会令货币政策顾此失彼。对此国内学者意见不一,有别于两种将金融资产的价格纳入和不纳入货币政策框架的意见,本文认为应该走一条折衷的道路—央行不将金融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目标,而将其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参考目标。

一、资本市场的发展对货币政策的冲击

11以物价指数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受到资本市场的挑战。

在传统的意义上,货币所对应的是商品与劳务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流通四个环节,商品与劳务的价格水平便成为判断货币供求状况的标尺。我国一直把商品和劳务一般价格水平的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然而,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现实经济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生利金融资产,这些金融资产同商品和劳务一样需要用货币来标价,来媒介。因此,仅仅使用商品与劳务的价格水平来衡量货币供应量的多少,是不准确的。

最近几年,无论M0、M1还是M2的增长速度均不低,但原本应该出现的商品和劳务市场价格回升的局面没有出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存在巨大利差,大量进入商品和劳务市场的资金都转而进入资本市场了。资本市场容量的不断扩大使得货币供应量增长与物价间的稳定联系被打破,中央银行不再能依据传统的标准判断经济形势。例如过去的经验,当现金增长速度达到20%以上就会发生通货膨胀。当居民大量现金流人资本市场时,会出现现金的投放量大幅度增加,如果中央银行因为担心通货膨胀而收紧银根,就会对经济产生收缩效应,因为这种现金的增加并没有形成推升物价的力量,只是推升了资本市场价格。

又如,广义货币M2与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通常被作为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一个指标。

现在中央银行对广义货币M2的统计口径进行了调整,将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纳入统计范围。因此M2中有一部分是对应于资本市场的投资活动的,M2大幅度增长并不一定会引起通货膨胀,因此货币增长的调控目标也要随之调整,以往经验和数据已不适合。

21货币政策以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受到干扰。长久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是以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但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将越来越不具有可控性和可测性。这种趋势原因之一就是资本市场发展引起的货币供需总量和结构发生了变化。

从影响货币需求方面,资本市场及衍生品市场对货币需求量大大增加。股票市场通过财富效应、交易效应、替代效应影响货币需求。财富效应和交易效应增大货币需求,替代效应则减少货币需求。

从货币的供给量看,资本市场发展的影响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影响了间接融资。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直接融资的比例不断上升、间接融资比重不断下降。间接融资数量的下降使商业银行的客户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贷款意愿下降,贷款增长幅度趋缓,导致货币供给量减少。

二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使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可控性下降。在资本市场出现之前,整个商品世界只有货币商品、实物商品与服务两部分。资本市场出现后,整个商品世界变为三部分:货币商品、实物商品与服务和金融商品。

原来构成对一般商品需求的货币,现已有很大一部分转入证券投资领域形成证券投资需求。这部分货币量随着证券行情的起伏不断变化,处于经常性的调整之中,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导致了货币需求结构的不稳定,而且使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被削弱,使得货币供应量与一般商品量之间的对应关系弱化并变得复杂。

31对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

(1)存款准备金比率、再贴现率、再贷款政策作用力受到削弱。再贴现、准备金制度和公开市场操作是三大传统货币政策工具。

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深度和广度的扩大,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社会公众在资本市场的运作增加,证券公司与商业银行的资金往来增加,影响到商业银行准备金的稳定性,使中央银行通过调节存款准备金比率来改变货币乘数、收缩或扩张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调节货币供应能力减弱,同时也使金融机构对再贴现与再贷款的依赖程度降低,削弱了存款准备金比率、再贴现率、再贷款政策作用力。

(2)公开市场业务的政策效应将得到增强。

在市场经济国家公开市场上,国债的风险低、流动性强、规模大,又是其他货币市场资产定价和中央银行确定名义利率的重要基准,较之其他工具在操作上更富弹性、更具自主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资本市场得到极大发展后,公开市场操作更成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理想的货币政策工具。

而在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更多地依重于信贷指导性计划、利率手段和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一直不发达。随着我国国债期限结构调整,品种增加,流动性增强,公开市场业务将增加新的载体。

货币市场的发展将为中央银行提供通过公开市场业务灵活调控基础货币的操作平台,而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分割、封闭状态的打破,使公开市场政策工具的影响面扩大,公开市场操作的规模与力度逐渐增强。中央银行通过在公开市场上适时买卖有价证券和外汇,吞吐基础货币,调节商业银行的头寸,进而影响货币供应量和市场利率水平,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创造条件。

41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取决于央行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控制程度,以及各传导主体的行为选择。过去银行信贷一直是我国货币政策唯一的传导渠道。

但随着资本市场的兴起和发展,资本市场成为重要的融资渠道。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逐渐成为一条重要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一国货币政策通常是由利率机制、非货币金融资产价格机制、汇率机制和信贷配给机制

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现实中各种传导机制的相对重要性会随着金融市场和金融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非货币金融资产价格传导机制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关于这种传导机制较著名的观点有托宾的Q值效应和莫迪格利亚尼的财富效应。

1.Q值效应。托宾的Q理论是一种股票价格和投资之间相互关联的理论,Q是指企业市场价值与资产的重置成本之比,当Q>1时,企业就会选择投资。企业的市场价值主要受股价影响,而资产的重置成本由技术因素决定,在一定时期内被认为是稳定的。

所以,资本市场的发展是影响Q值变动的主要因素,当股价Ps上升时,Q值就增大,从而有效带动企业投资支出。当货币供应量Ms增加时,公众实际持有的货币量多于意愿持有货币量,货币的边际效用降低,持币的机会成本增加,这时公众将通过资产选择将部分货币转换成非货币金融资产。

资本市场发展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可简单表示为:Ms+Ps+Q+I+Y+

实践也表明,在中国,股票价格明显受到货币资金供应的影响,当货币供应量增加,股市的资金面就变得充足,投资到股市的资金就增加,股市就上涨。货币政策对中国股票价格有较大的影响,是因为中国企业的融资渠道过于单一,银行贷款占了很大比例,央行收缩信贷规模就会对企业的生产和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投资者理性预期下,势必会使股价下挫。

2.财富效应。

莫迪格利亚尼从消费途径的角度,分析了货币供给量变化通过影响金融资产价格而对私人消费产生影响。其基本原理是:货币供给量增加,利率下降,企业的资本成本就下降,金融资产如股票的价格就会上升,所以人们的金融财富(FR)就增加。基于储蓄生命周期理论,金融资产增值带来的财富增加就增加了人一生的财富量(LR),所以人们就增加当前的消费,从而推动产出增加。用流程式表示为:

Ms+r,Ps+FR+LR+C+Y+股价上升带来名义财富的增加会对随后的几个月的消费产生轻微的财富效应,之后随着股票的被套迫使广大投资者减少消费,其幅度要大于前期的财富效应的作用。

二、货币政策兼顾资本市场发展是否必要

资本市场的发展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也使得传统货币政策的操作受到了挑战。

面对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资产价格的频繁波动,我国经济学界对货币政策是否应该把金融资产价格的调控纳入货币政策框架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

11央行应该调控金融资产价格。

持该观点的人认为,货币政策应当关注以股票价格为代表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动,银行信贷资金与股票的相互结合、相互转化,会带来银行资金安全性的问题,股市虚拟资本的膨胀及泡沫的破灭也会给经济带来重大影响。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1992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所导致的长期经济衰退,就是由于中央银行未能关注股票等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

资本市场持续的泡沫时间愈长,它爆破后对实体经济的损害就越严重。金融资产价格高度的波动性将在更大范围内引起金融与经济的不稳定。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剧跌意味着个人和企业财富的急剧减少,严重动摇人们的消费信心。由于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急剧下跌所引起的通货紧缩是真正的通货紧缩。资产价格暴跌还会使银行抵押品价值缩水而使银行陷入财务危机之中,这会引起整个社会的恐慌。

21央行应将长期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而无需关注股价等金融资产价格的短期变动。持该观点的人认为,货币政策过多地顾及证券市场不仅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且会影响正常市场秩序的建立。

随着资本市场对经济影响的增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越来越受股票市场的影响,尤其是在低通货膨胀时期。但无论如何,中央银行绝不能以股票价格指数作为决策的参照指标,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作用应该是中性的。

如果货币政策意在刺激股票市场,投资者普遍认为货币当局会托市,就会对上市公司的业绩和经营漠不关心,无法对上市公司形成有力的约束,促使其改善经营;上市公司不关心广大股民的利益,唯一关心的就是通过增资扩股“圈”钱。

这种行为会使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都受到损害。

货币政策干预资产价格的波动,引导资金流向,最终是为了拉动投资、增加需求、刺激消费、实现经济增长。从实际情况看,货币当局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使得货币流入资本市场,但并未真正启动股市的“财富效应”。也就是说,全社会大量资金流向资本市场后,很大部分资金会在资本市场沉淀而难以进入商品市场,即使在股市存在较大风险的情形下,资金也不会完全撤出股市,只要资金不进入消费市场,最终就不能形成真正的有效需求。因此货币政策干预资本市场并不一定就能达到最终目标。

31正确的做法:央行在货币政策操作时,对股价等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应关注但不盯住。

近年来,资本市场的股价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越来越重要,由于股票市场是资本市场的核心,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制定和决策的金融当局,应密切关注股市变动,在进行货币政策执行和操作时要考虑股票市场这一重要因素。

目前,突出地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应关注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但不能把它作为货币政策决策的决定因素之一,也就是说,对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应关注而不盯住。

应该看到,股票市场的发展使参与股票交易的货币需求量增加有客观必然性,但若因其价格虚高,引起社会资金流入过多,则会影响到对实体经济的投入。而若扩大货币供应量来满足股票交易所需,则会引发社会信用过度膨胀,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从我国现实情况看,由于股票价格波动经常

脱离宏观经济基本面,没有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晴雨表”,因此,目前金融资产价格还不宜成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的目标。

目前,应该将以股票价格为代表的金融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的视野,作为辅助的监测指标,建立相关的指标体系,并根据市场走向和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判断,进而实施必要的调控,但却不能因此认为股价变化应成为影响货币政策的决定因素之一。

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而言,着眼点仍应是对实体经济运行状况和货币需求量分析、判断,应致力于稳定价格水平和维持经济最大持续增长。中央银行对资产价格保持关注,是因为资产价格波动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这意味着只有当资本资产价格的波动影响产出和预期通货膨胀率时,货币政策才应关注资产价格的波动,出手进行干预。

参考文献:

1.汪红驹1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05-231

2.于洪波1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货币政策抉择1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5-11

3.朱道益1我国股票市场对货币需求影响的实证研究1《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2061

货币政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资本市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影响正进入到一个历史性的发展阶段。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挑战,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与发展过程中货币政策调控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对于中央银行来说,在推进货币政策调控机制间接化改革的进程中,尽快建立起与资本市场发展相适应的新货币政策框架,已经成为提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有效性、促进经济与金融持续稳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资本市场发展已成为影响货币政策效应的重要因素

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相比还是一个新兴市场,发展历史较短,但发展速度很快。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相继于1990年12月和1991年7月成立,沪、深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开始形成。1991年,我国深沪股市只有14家上市公司。到2003年12月底,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开户数达到7025.41万户,境内上市公司为1287家,境外上市公司93家。境内上市公司股票总市值为42457.71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GDP的36.38%。全年境内股票融资1357.76亿元人民币,占全部金融市场融资的4.67%(2003年银行新增贷款27702.3亿元)。可以说,股票市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股票价格已经成为影响货币政策的重要因素。

衡量一国股票市场发展程度的指标,通常有股票市场总值与GDP的比率、市价总值与银行存款余额之比、股票筹资额与银行贷款增加额之比等,其中前一个指标用以反映股票市场的发达程度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后两个指标反映一国的金融结构及其发展趋势。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我国股票市价总值与GDP的比率大幅上升,由1992年的3.93%,经过世纪之交的五年牛市上升到2000年的53.79%,再缓步下降至2003年的36.38%,总体增长幅度超过两倍。同时,股票融资额占银行贷款增加额、筹资总额与固定资产投资额之比两项指标也有所增加,当然,其份额仍然显得偏小(见图1)。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资料显示,2004年我国资本市场的股票总市值为37055.57亿元,较2003年减少5402.14亿元,下降幅度为12.73%,股票市价总值与GDP的比率也降到了27.15%,比2003年降低了9.23个百分点。

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的现状,表明股票市场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水平,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但又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资本市场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障碍性因素和制度性缺陷

一般货币理论认为,有效的货币政策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健全,微观经济主体能够对货币政策信号做出灵敏的反应;二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畅通,货币政策信号在传递过程中不会出现扭曲和梗阻。就资本市场而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评价企业价值的股票市场;消费者手中的金融财富是否主要是股票(而不是存款或债券);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各个环节是否畅通无阻。

但是,我国现实经济的运行不同于上述理论性的分析。我国资本市场近年来的运行轨迹,出现了多重性的背离:一是股市低迷与宏观经济持续走好相背离。2001年以来,我国GDP一直保持8%左右的速度增长,但沪深股指却已持续50多个月下跌,其中上证综指由2200点跌至1200点左右徘徊,股市成了失灵的“晴雨表”。二是政策性利好风频吹与市场走势相背离。尤其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股票市场对若干政策性利好的反应十分平淡。这一背离显示,我国股市正在摆脱对传统政策路径的过度依赖,市场对非价格信号的反应力度比过去明显减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政策导向和市场导向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三是场外资金“囤积”与场内资金匮乏相背离。2001年下半年以来,市场持续调整,数次政策性利好仅仅引发昙花一现的行情,被困在场内的资金急于寻找机会破“墙”而出,而新增资金在屡遭挫折后入市意愿日渐削弱,此消彼长之间,资金面自然每况愈下。显然,资本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渠道并不畅通,通常所说的“财富效应”、“流动性效应”、托宾“Q效应”及“物价预期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等均没有得到充分显现,股价变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非常微弱。

由此看来,资本市场虽然拓宽了货币政策的调控对象,但货币政策的资本市场传导渠道不畅,存在着一些障碍性因素和制度性的缺陷:

股票市场规模偏小,缺乏充分发挥“财富效应”和“流动性效应”的市场基础。2003年底的沪深两市的股票总市值为42457.71亿元,占当年GDP的36.38%,而1998年的美国、英国分别为135%和154%。数据相差如此之大,只能说明我国资本市场相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来说规模过小,资本市场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较来看,2003年我国企业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仅为1﹕20,而1999年美国为1.14﹕1、韩国为1.17﹕1。1992至2003年,我国股票直接融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平均为3.2%,最高时(2001年)也不超过6.16%。市场规模偏小,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结构不合理,使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减弱,资本市场的风险配置功能失效。

股票市场结构性缺陷。首先,股票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不尽合理,股票投资者占社会居民总人数的比例较低。统计资料表明,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开户数目前已达7100万户,剔除机构投资者和家庭重复开户数,投资于股市的居民住户约4000万个,以3口之家计算,股市价格变动影响的人口约为1.2亿人左右,约为总人口的9%左右。因此,在股市规模较小的情况下,股市变动所产生的新增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很小,货币政策的操作很难在资本市场产生财富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其次,股票市场的主体结构不合理。股票市场的投资者以散户为主,机构投资者不仅数目较少,而且所持有的股票市值也很低。据深交所数据分析,近两年散户投资者掌握的市场流通股本及市值占到总数的70%,机构投资者掌握的流通股本及市值仅占总数的30%;而在美国股票市场上个人直接持有的股票仅占股票市值的27%,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股票却占到55%左右。股票市场对个人投资者而言基本上是一个投资挤压消费的地方,无所谓“财富效应”,甚至遭遇到负“财富效应”。股票市场机构投资者过少,势必造成股市对信息处理能力降低。如果信息不能被市场充分、有效的吸收,势必导致市场缺乏信息传递功能的缺陷。再次,股权结构存在缺陷。由于我国传统经济以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地位,而上市公司大多是通过对国有企业进行改制而组建起来的,现有上市公司的股份结构中不仅设置有社会公众股、法人股,还设置有国有股(含国家股、国有法人股)。据调查,在现有存量总股本中,国有股和企业法人股约占70%左右。由于股权过度集中于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通常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政府委派,普通股东无法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也很难有效地制约经营者的行为,导致社会公众股东的投资行为短期化。当70%的国有股和企业法人股是不能在市场流通时,股市行情只能单纯反映社会公众所持股份供求关系的变化。股市价格严重扭曲势必制约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效应。

信息披露不规范,市场信息严重失真。一些上市公司不能依法及时、准确披露法律规定必须披露的信息,有的公司甚至隐瞒巨大事实或散布虚假信息,以达到上市、重组或操纵股市的目的。市场信息失真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市场基础信息失真严重。现在的股票市场缺乏透明度,做假帐、虚假陈述屡见不鲜,一些中介机构还为上市公司提供虚假的审计报表、资产评估报告和资信证明。二是市场信息不真实。资本市场中的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三大违法行为较为突出。虚假陈述直接损害了信息公开性原则,操纵市场直接损害了市场公平原则,内幕交易直接损害了市场公正原则。三大违法行为不仅使市场信息严重失真,而且直接损害了资本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三是股票市场的股权结构分裂所引起的股市价格失真。当前国内证券市场2/3股份不流通、1/3股份流通,这种股权流动性分裂是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最突出问题(吴晓求,2004)。股权分裂导致股市内幕交易盛行,引发市场信息的全部失真。如果股市价格不能反映上市公司的真实业绩和经营状况,必然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利润预期,当投资不能有效追逐利润时,所导致的只能是投资萎缩进而使经济景气状况更加恶化,使托宾的q值效应传导渠道受阻。

如何完善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2)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一体化程度不高,资金渠道“明渠不通,暗流涌动”。我国股票市场的投机性很强,如果资金流动没有障碍,一旦资本市场有利好,将有大量的资金进入资本市场,进一步哄抬股价,形成泡沫。因此,管理当局采取了很多措施,阻止资金自由进出股市。我国目前能同时进入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交易主体只有少数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和财务公司。另一方面,我国货币市场资金流入资本市场的“暗通”渠道是畅通的,在利益的驱动下,资本市场参与者将从货币市场或银行体系获得的资金投资入股市。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FSI)的一项研究表明,2000年我国股市具有典型的资金推动型牛市特征,其中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是推动股价上扬的重要因素。

市场监管和调控“单一行政化”。中国的资本市场建立13年来,始终跌宕起伏,最近几年始终处于持续低迷的状态。政府在对资本市场的监控中,习惯于单一的行政化干预,股票市场中比较明显的显露出政府调控股价指数的痕迹,呈现出典型的“行政干预市”现象。如果我们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和调控不明确今后的发展思路,不采取符合市场规律和我国国情的政策手段,而一味热衷于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和调控,终将会使资本市场失去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投资效率、促进结构调整的功能。我国资本市场中股价的骤涨骤跌会使投资者对股市预期产生负面影响,从而降低股票资产在个人金融资产中的比重,股票价格的财富效应亦将失去作用,中央银行以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市场基础也将受到沉重打击。

改革和完善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建议

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社会经济长远发展来看,实体经济的真实资本投资应由间接融资为主转变为以直接融资为主。为此,资本市场的发展将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如果我们不否认我国资本市场将作为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的话,那么,改革和完善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就成为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

健全和完善资本市场的四大主体结构要素

四大主体结构要素包括: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减少资本市场的政府行为;规范中介机构操作,提高造假成本、严厉惩罚股价恶意操纵行为;提高投资者群体素质,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我国资本市场的四大主体结构要素中很难找出一个健全的参与者:上市公司质量不高,虚假成分太多;作为管理者的政府行为扭曲,视上市发行股票作为甩包袱的手段;中介机构操作不规范,甚至联手造假,骗取投资者;入市主体中的投资者,大户用国家的钱炒国家的股票,小户是跟风的短线投机者,承担风险的基础十分脆弱。如此情况之下,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产生的影响就是一种负面干扰。要提高货币政策的运作效率,就必须对资本市场进行规范和改造,使上述四大基本要素成为健康的主体。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进一步改革公司上市和股票发行制度,真正让市场选择上市公司和决定股票的发行规模和价格。要改变目前上市公司以传统产业和国有企业为主且不能被市场淘汰的状况,坚持“三公开原则”,制定相同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标准,保证不同形式的市场主体能享有同等的待遇,鼓励民营企业对上市公司进行收购和重组,使有限的资金配置到更富有效率的产业中去。要加强上市公司管理,不断提高市场透明度,关键是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并建立信息披露的事后跟踪制度,对上市公司及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提供虚假信息应予以追究和惩处。

减少资本市场的政府行政干预行为要进一步弱化资本市场的政策,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要取消政府对上市公司的隐性担保,使上市公司真正优胜劣汰。要改善对证券业的监管,重点转向监督上市公司、券商和中介机构遵守证券法规制度,特别要严格限制上市公司与母公司的关联交易和券商操纵股市。

规范中介机构操作目前,对许多中介机构在监管方面同上市公司存在同样的问题:控股的股东与持股人及投资人之间的利益纠缠,以及欠缺有效的内部控制,使违规事件层出不穷,甚至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加快法制建设,强化监督管理,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这是资本市场稳定的坚强基石,也是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的根本保证。要逐步制定相关的监管方案以保障中介机构适宜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定和颁布中介机构的操作规范和行为准则;形成中介机构严格分离前、后台职能,分离客户账户和公司账户的管理系统;提高从业人员,如会计师、律师、金融顾问以及机构投资人的素质和法律意识等,将会提高中介机构和资本市场的风险管理和系统控制。

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我国现在的资本市场投资者数量少、结构单一,使股价的财务效应、Q效应无法起作用。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需要进一步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加大散户投资者比重,逐渐将个人投资者吸引到投资基金中来,改变个人散户投资者的不利格局,发挥财富效应。

提高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一体化程度

当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提高时,资金能在不同的市场中迅速流动,对货币政策的响应也就越及时。要完成市场资金结构的转型,就要疏通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联系。不能简单地指望居民拿出储蓄去买股票,这样的资金管道不可能使资本市场持续成长,必须形成多元的市场资金管道。要有战略安排和政策导向,使银行体系中庞大的储蓄合法分流进入市场,分步推行多种市场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的制定安排。我国资本市场已经QFII制度,这将缓解困扰资本市场发展的资金瓶颈。为了增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的关联性,使中央银行的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能够协调运作,从而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要建立规范的证券化融资渠道,有条件地使银行业与证券业、资本市场与信贷市场资金互相融通,进一步扩大券商进入同业拆借市场的数量,完善股票质押贷款办法,允许券商进入银行间的国债回购市场,更进一步放宽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将传统的存贷业务扩展到投资银行业务,在参与企业的兼并重组和银行不良资产的剥离重组方面发挥优势。

扩大资本市场的规模

当资本市场获得重大发展后,股权资本在投资者的资产组合中的比例将会提高,投资者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亦会增强,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将得以提高。要扩大上市公司规模,在严把质量关的基础上放宽上市公司数量限制,让有条件且愿意上市的企业都能上市;积极扩大机构入市规模,以支撑巨额市值;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居民向资本市场投资。要进行资本市场的结构性调整,加强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建设,为企业提供一个成本更低的融资渠道。积极发展和规范产权中心、证券交易中心等形态的场外交易市场,继续发展国债市场,对国债发行、规模、结构等方面建立相应调控标准,增强国债在市场上的流通性。适应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不断进行金融创新,创造各种新的金融产品。通过积极发展金融期货市场、规范发展金融期权市场、推动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发展的战略,不断完善资本市场结构。

我国资本市场如果要成为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础,仅靠居民存款和居民收入中的一小部分进入市场是不够的。如果要建立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就必须推动资本市场资金渠道的多元化。进入资本市场的资金渠道从类型上看,至少有以下几类:集合理财型的资金渠道、资产委托管理式的资金渠道、股票质押贷款、各种社会保障资金、私募资金。在近期内,扩大资本市场合理的资金渠道可以考虑以下做法:进一步扩大券商进入同业拆借市场的规模,进一步发展股票抵押贷款市场,使更多券商进入银行间的国债回购市场,成立资本市场短期融资公司,探索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有效运作,有条件地发展一些金融控股公司。当所有资金管道建立起来而且越来越大的时候,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资金循环就会发生变化。原来很多进入银行体系的资金会通过这些管道有节奏地进入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规模也就会强大起来。

参考文献:

1.陆蓉.资本市场的发展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财经研究,2002.12

货币政策论文范文第7篇

1.1最小化产出偏差算法描述下面用一个简单的货币流通模型来说明货币需求。假设汽车制造公司A想要生产一定量的汽车,要先向银行贷款来购买机床公司B生产的机床;那么机床公司B为了能够生产机床,则先要通过银行贷款,来购买钢铁公司C的钢材。钢铁公司C为流动资金向银行贷款,提前生产了钢材。三个公司的支付是有先后顺序的,是一环扣一环的,所以展现为,银行将会首先将客户的存款借给A、B公司,钢铁公司C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从银行的流转货币中贷出。此时银行手中已没有货币,在第一时点,机床公司B运用贷款所得的钱购买了C公司的钢材所以钢铁公司卖出了钢材,将钢材转化为了货币,获得增值的ma量货币。在第二时点,银行已经获得了钢铁厂C所偿还的货币C,贷款给汽车公司A,汽车公司A用贷款所得的钱购买了公司B的机床,则机床公司B实现了所生产的商品到货币的循环,获得增值的mb量货币。在第三时点,公司B将贷款还上,当有客户来银行取款支付购买汽车时,银行会将还款用来支付给消费者,从而,汽车制造公司A实现了所生产的商品到货币的循环,获得增值的mc量货币。因此,可以从这个整体的模型中看出:生产过程中的每个公司产值都是通过出售商品后的增值货币的累加ma+mb+mc+……来完成的。当年的mt是最低的货币需求满足条件,将研究限制在短期内,这样就把物价水平进行了标准化。那么,当无冲击时,产出缺口的经济均衡水平为y=0,央行度量损失函数的是一个围绕着真实值的二次项。货币政策的操作也是有序可循的:央行首先设定i或m为期初值;设定m是政策工具,所指为y和i的取值;则若假定i为政策工具,则指y和m的取值而后出现了随机冲击u和v,其他外生变量就随之确定下来了。若将政策工具更换为货币量,将(1)式与(2)式联立,求解可得出均衡产出。这里用到了关于u和v不相关的前提和假设。将政策工具假设为利率i,根据(1)式就可以直接获得产出值。尽管为了确保货币市场的均衡,仍然需要确定必要的m水平,在这里则无须考虑倾向市场的均衡状况。由于央行确立了货币操作政策,在变量确定的情况下,如固定利率和收入水平,央行可以调整将货币供应量这个内生变量到等于货币需求的水平。

1.2最小化产出偏差模型构建分析全球大循环是产业帝国的必然选择,自工业革命以来,一国经济的好坏,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够在多大地理范围内获得生产资料和销售市场。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从全球获得资源、该国产品能够在全球销售,这个国家就是全球性的强国;全球配置资源和占领全球市场的能力,就是一个国家强弱的分水岭。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强大的工业竞争力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两者相辅相成。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所谓的海外利益,主要是殖民地利益,而殖民地利益主要就是对殖民地财富的掠夺,未来中国要走的是产业道路,我们的海外利益,不是殖民地利益、不是掠夺所在国家的财富,而是我们在全球发展中国的产业,中国在海外的产业规模有多大,中国的海外利益就有多少。这是产业国家与殖民地帝国的本质区别。中国是产业国家,不仅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更是因为中国的强大,已然在产业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让中国从农业大国转为了工业大国。中国的产业强国之路要建立在强大的工业基础之上,而由此产生了各种金钱融通的货币问题,所以货币政策其实是在为实体工业服务的,这就是“产业决定论”的强国形式。进入工业时代后,现代货币体系经历了由第一代货币的英镑(金本位)、第二代货币美元(金汇兑制),到当下的第三代货币一篮子货币特别提款权,在前二代货币中,货币的发行受黄金储备约束,金本位可以自动进行量与价的调节,而不发生通胀。而当下所处的第三代货币时代下,货币政策所产生的主要表现为两方面:(1)如果处置不当一方面会造成过剩资金流入资产市场导致资产泡沫,这是美欧那样建立在金融业上的金融帝国所喜好的。(2)另一方面会造成投资增加产能过剩价格下跌通货收缩企业利润下降。所以货币政策的目的主要就是针对这两方面,制定目标的是最小化产出偏差来开“药方”。

2最小化产出偏差算例分析

2.1问题提出中国要走的是产业道路,那么实体产业就要占主要经济成分,所以生产的目的是商品,而不是货币,货币只是生产的媒介,货币服务于商品,假设货币在社会总生产的传导中商品的产出按每单位计,现投资为500亿个单位总量,社会总需求为212亿个单位总量,消费为330亿个单位总量,而各产业的需求量为表1中的最后一行,社会生产的总过程可以通过投资、需求、消费向各产业节点输出商品来计量各产业的货币容量要求,因此这很像在一个网络中对货与币的运输问题。用运输问题求解得到运输方案后,各局点之间的运输路线可用最小支撑树方法求出具体的运输路线。

2.2计算输出算例求解及最优方案,采用VisualBasic程序开发工具,将上述理论开发成运行软件,计算输出的结果如图1所示。

2.3数据来源及分析上述数据来源于根据国家统计网的统计结果,根据上述案例,合理运用最小化产出偏差的方差,可以计算出最小货币需求量。可以用来调控货币资金的投放注入,避免资金过剩或者产能过剩。

2.4结论单击“求解”按钮,求得最优货币与商品供需分配方案,即对工业产业需要投入180亿单位商品、运输和邮电投资2亿单位商品、社会消费品零售业投资80亿单位商品、教育投资56亿单位商品、科技投资56亿单位商品、文化投资56亿单位商品、旅游业投资56亿单位商品、体育投资42单位商品;在需求方面,对外经济贸易产业需求80亿单位商品、运输和邮电产业需求48亿单位商品、农业需求56亿单位商品、卫生需求28亿单位商品;在消费方面,能源产业需要消费110亿单位商品、建筑业产业需要消费110亿单位商品、金融业需要消费80亿单位商品;运输和邮电需要消费30亿单位商品;社会总生产中最小货币需求量为11905732亿元。可以通过有效并且长期的控制货币需求,并以市场化的手段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方式,来改善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

货币政策论文范文第8篇

摘要:票据市场在货币市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与实体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市场,它的发展对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改善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以及加强货币政策的传导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我国的票据市场发展至今还存在很多问题,这也对货币政策的实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本文基于票据市场存在的问题,对其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进行探讨,并在最后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票据市场货币政策信用

一、票据市场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理论基础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合。货币政策的实施需要在一个有效的市场环境内,而货币市场因其能够灵活反映短期资金供给与需求的变化,比较准确的反映出市场信息,成为货币政策的理想实施场所。如前所述,票据市场在货币市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通过票据市场对货币政策的传导进行研究,有利于加深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认识,同时也可由此找出货币政策传导不利的原因。

在货币政策工具中,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都可以在票据市场中得以实施。再贴现政策是中央银行通过制定和调整再贴现利率来干预和影响市场利率以及货币市场的供应和需求,从而调节市场货币供应量的一种政策措施。公开市场业务则是指中央银行通过买进或卖出有价证券,吞吐基础货币,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活动。目前,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都设有功能齐全的票据专营机构,各国中央银行也将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重要手段,把货币政策直接传导到基层商业银行和企业,并通过票据市场来吸收反馈、调控或修改货币政策。首先,中央银行通过调节再贴现利率和额度,影响人们运用票据进行融资的成本,由此发挥金融宏观调控的作用,调节货币供应量。其次,通过再贴现对象和再贴现票据的选择,直接引导信贷资金的流向,促进信贷结构的调整,从而增强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的灵活性。最后,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在票据市场买卖各种票据,进行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促进商业票据流通,减少资金占用,加速资金周转。因此,票据市场是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实行宏观调控的理想场所。

二、我国票据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1.票据市场信用制度不健全,影响货币政策的预期目标

我国的票据市场建立之初,市场经济制度才开始建立,信用机制也刚刚起步,在这样的环境下,票据市场的信用状况至今为止仍不容乐观,违约行为时常发生,而且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假票据和克隆票据,为贴现资金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隐患。目前我国的票据信用形式主要是由银行承兑汇票,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市场信用制度的不健全,导致票据的买卖双方不得不选择信誉度高的银行作为中介来进行承兑,虽然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但同时也得到了较好的安全保障。所以,在我国银行承兑汇票在票据市场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但与此同时,在贴现与承兑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信用风险转由银行承担。如前所述,当市场上存在假票据或克隆票据时,银行的信用风险将大大增加,进而影响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央行有可能会行使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将资金注入有风险的金融机构,从而维持金融的稳定。但同时这也是一种投放基础货币的行为,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最终可能会对货币政策的目标产生影响。

另外,在一个具有完善的信用机制的票据市场中,票据的高安全性相对会具有高流动性,而商业银行也倾向于持有这种票据,其持有票据的货币则是从超额准备金中提取的,这样就会降低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乘数增大,进而货币供应量增加。然而由于我国票据市场信用机制的不健全,票据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都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商业银行对票据的持有意愿并未达到发达票据市场的水平,所以我国票据市场对货币乘数的影响较弱。

2.票据市场交易结构存在问题,影响货币政策的操作力度

我国票据市场交易主体缺乏,票据种类单一,贴现和再贴现规模小,是票据市场发展以来一直都面临的问题。一个完善的票据市场,可以将供求双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形成相互制约的整体,中央银行通过这样的体系传导政策会得到显著的效果。由于我国票据市场交易主体贫乏,只有企业,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银行要“身兼数职”,且各银行间利益趋同,相互很难制约。而且银行出于其本身对存贷规模的追求,以及不良资产率降低的需要,作为票据交易的一方,很难公正、客观地承担起有效传导货币政策的任务。

票据市场种类单一,市场规模小,直接影响了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实施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进行公开市场业务要以丰富的票据种类和一定的票据规模为基础,以我国目前的票据市场情况来看,除了支票和银行汇票较为普及以外,本票和商业汇票较少,而且商业汇票中一大部分都是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承兑仍占有绝对的地位。并且,尽管我国近几年票据市场的发展速度加快,但同发达国家比还存在很大差距,票据市场远未达到央行宏观调控所需要的票据规模,不利于公开市场业务的灵活操作。

3.票据市场定位不明确,阻碍货币政策功能的发挥

关于我国票据市场定位的问题,主要争论在于贴现票据是否要严格区分为贸易性票据和融资性票据。在国际上,贴现票据并无贸易性和融资性的区分,各商业银行审查的重点是风险程度。但从我国国情出发,为防范风险,将票据市场限定为发展以真实贸易背景的票据为前提的市场,不支持融资性票据的贴现和再贴现。然而,在实际的操作中,很难区分贸易性和融资性的票据,中央银行也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和规范的制度,商业银行很难操作,许多融资性票据经过技术操作后进入市场。当然,这也反应了在市场经济下,供需是由市场决定的,融资性票据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说明企业的融资需求可以通过票据市场满足。

正是由于我国政策管制和市场客观需要的矛盾,使得我国票据融资波动较大。融资性票据的出现是市场发展的必然,如果我国不明确解决这个问题,势必使商业银行在业务拓展中遇到经营和政策的风险,导致运作不畅,最终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的功能发挥也会收到阻碍。

三、关于我国票据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

1.完善票据市场的信用机制

票据市场是一个古老的融资市场,其建立的基础就是商业信用,因此一个完善的信用环境是票据市场发展的基础,同时也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实行提供了必备的条件。但是信用制度的完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有赖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法律、道德等因素的改善。而当前票据市场本身应该注意的是信息披露的加强,或者考虑建立票据风险基金,用于参与发行者的违约支付。另外,社会约束措施可以通过建立信用评级机构来执行,负责审核票据市场主体的信用等级,完善信用评级制度,一方面确保票据的安全性、流动性,另一方面可以促进企业重视自身信用的建设。

2.扩大票据交易品种,培育多元化参与主体,健全市场运行机制

票据市场基础是票据业务,因此扩大票据交易的种类和规模,并进行品种创新,是票据市场发展的必要出路。所以,中央银行应该对符合条件中小企业的票据承兑、贴现申请大力予以支持,稳步推进商业银行的汇票业务,扩大票据承兑、贴现量,努力拓宽票据承兑贴现面。另外,鼓励推进融资性票据的使用也是近几年我国票据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我国目前还处在探索使用的过程中,接下来应注重培育和拓展规范、高效的融资性票据市场。

此外,积极发展票据市场的中介机构,培育多元化的市场参与主体,也是我国票据市场应着重解决的问题。

3.积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

再贴现是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再贴现率应该体现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如果中央银行希望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则应将再贴现利率定得高于货币市场利率,以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上行,反之,则应低于当期的货币市场利率,以便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下行。但我国由2001年开始,再贴现率一再提高,2001年由2.16%提高到2.97%,2004年3月25日,中央银行又将再贴现率由2.97%提高到3.24%,致使再贴现业务量迅速减少,2007年,再贴现率一度上调为4.32%,过高的再贴现率大大限制了票据市场的贴现规模,阻碍票据市场的拓展,实施再贴现政策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再贴现率过高的问题已成为各界共识,因此,2008年11月27日央行将再贴现率下调到2.97%,以期由此活跃企业间商业票据市场,增强企业间的商业信用,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支持。而票据市场的活跃,则更利于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

另外,在完善法律制度和监管机制的同时,放松政府的过度管制。从法律上规范票据市场的秩序,为金融机构的创新提供法律的保障,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以及完备的市场准入和推出机制,对于我国的票据市场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时也应该放开对票据市场的过度管制。因为虽然我国票据市场的制度是政府强制推行的,但在现阶段票据市场各方面逐步趋于市场化,政府应为票据市场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建立完善的机制,而不是过度的管制和过多的参与,既由一个创建者转变为一个监管者。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票据市场的活跃,提高主体参与的积极性,从而使票据市场自我完善。

参考文献:

[1]张立云.我国票据市场现状分析及相关建议[J].时代金融,2007.1.

[2]张金霞.票据市场发展与中央银行宏观金融调控[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3.3.

货币政策论文范文第9篇

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结构失衡、储蓄率过低、不恰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金融根源是违背信贷原则发放住房按揭贷款,衍生产品多次衍生风险揭示不够,监管失职没有限制金融杠杆率。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了通胀,利率上升刺破了房地产泡沫,也刺破了金融泡沫。金融机构资产恶化、资本缩水,引致信贷紧缩。房地产泡沫破裂、信贷紧缩引致经济下滑和大宗商品市场泡沫破裂。在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国家发行货币,研究制定和具体执行货币政策,在省级分行和地市中心支行的配合下监管各级各类商业银行执行有效的货币政策。从法律法规层面上,根据1997年国务院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中国人民银行咨询议事机构进行统一的货币政策研究和规范。全国人大制定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在国家货币调整和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作用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相关部委的配合下发挥出来。具体的货币政策工具有很多,主要涵盖了使用公开市场业务进行货币的买卖、提高或降低存款准备金的手段、使用中央银行货币贷款的发放、调整利率的上下限政策、干预人民币对美元或其他货币的汇率政策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日臻完善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以2002年加入WTO为标志,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进程,与世界经济的互补推动了经济增长。亚洲金融危机后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改善了中国的基础设施,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物质基础。2002以来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GDP连续5年保持10%以上增长率,2007年更是达到13%;2007年年中以前,高增长伴随低通胀,外贸连续6年保持20%以上增长率,且出口快于进口,使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大幅增长,从2002年的2800多亿猛增到2008年的1.95万亿美元;企业利润大幅增长,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增速达30%以上。2007年年中物价开始上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经济过热征兆显现。2007年年底“两防”(防通胀、防过热)的紧缩性调控措施出台。2008年经济趋势开始由升转降,当宏观调控措施开始奏效时,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传递到中国,使正在下行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在内需与外需双双下滑背景下,中国经济进入明显下行轨道:前期(2008年年底前)受国内紧缩性政策影响较大,后期(2008年年底之后)受全球危机影响越来越大。

二、货币政策及效果分析

2008年,在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发生转折性变化,经济由持续升温转为开始步入下行通道,物价涨幅由逐步升高转为持续下降。随着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急剧变化,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由“双防”转向“一保一控”,再转向“保增长”,货币政策则经历了由“从紧”到“灵活审慎”再到“适度宽松”的转变过程。总体而言,人民银行根据年内不同阶段经济金融情况的特点,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实施反周期调节,较好地维护了经济金融的稳定运行。2008年年初,“从紧”的货币政策对于抑制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我国更好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奠定了基础;2008年7月份以后逐渐放松的货币政策对于保持经济较快增长和金融体系平稳运行产生了积极效果;一系列差别性货币信贷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支持了“三农”、中小企业、灾后重建和经济结构调整。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优化信贷结构,发挥好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效防范和及时化解潜在金融风险。中央提出了“稳增长、调结构、保民生、促稳定”要求,2012年宏观政策的重心将是“稳增长”优先,除非国内外的经济基本面出乎预料地恶化,否则货币政策将平稳推进,稳健的货币政策在2012年回归“中性”。中国银行业有强烈的贷款冲动,偏离了适度宽松的政策。相对于8%的经济增长和预计的4%的物价上涨,17%的M2增长率、16.7%~20%的贷款增长率(5~6万亿元)是适度宽松的货币环境。给市场一个平稳的货币环境和信心是货币政策的任务,经济的复苏要靠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内在发展动力的启动,不能靠信贷的巨额投放,中国要有经历经济转型痛苦的心理准备。理顺价格信号,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革国民收入分配机制,解决中国经济二元结构问题;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制定好有利于节能降耗、保护环境的产业政策和财政税收政策;用改革促进企业优胜劣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竞争力。

三、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

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效应有很多,主要是使用扩张的货币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时刺激或抑制宏观经济的运行,这一效果体现了非对称性。换句话说,扩张的货币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直接影响着政策的有效程度。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时期,货币政策比较温和,国家作为货币的发行者,积极维护宏观经济调整,居民和企业可以维护政府的货币政策,因此这一切都是符合规则的。但是,当遇到货币贬值、经济崩溃及危害到实体经济时,货币政策就必须发挥作用了。例如,建国初期,发行人民币就是统一货币市场,改变日伪法币、军用票货币混乱的情况。又如,联邦德国发行的土地马克也是为了维护宏观经济的发展。还可以使用货币政策的产出和物价效应进行非对称性分析,修正物价水平和货币量水平提高或者降低存款准备金的手段,使用中央银行货币贷款的发放、调整利率的上下限政策,干预人民币对美元或其他货币的汇率。危机时期不一定要用过度严谨的货币政策,也可以使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经过危机前和危机后的货币渠道对比,可以对金融危机和货币渠道进行适当的控制。当前应该在某些方面适当刺激经济发展,在不同经济周期分别采取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

四、结论

除保增长外,还应抓住机遇,推进改革与结构调整。总结以往经验教训,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实处;利用物价下行机遇,改革价格机制与调整价格;利用需求下降机遇,淘汰落后企业与落后技术;在发达国家进口需求下降时,鼓励企业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实施促进就业措施,推进就业再就业体系完善;利用扩大投资机遇经济结构调整;抓住机遇扩大境外投资、储备资源等;利用扩大消费需求机遇,解决民生问题,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应对此次金融危机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较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率先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总体回升,对我国快速平稳地渡过此次金融危机起到了积极作用。我国也为世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所以,中国连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符合中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保证了中国免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强劲冲击。

货币政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扩张紧缩

西方经济学的中国悖论

从1993年开始,我国经济出现高增长—高通胀并行,针对这种情况,政府采用了被称之为“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并且成功地于1996年实现了“软着陆”:即不必以经济的大幅度下滑来纠正经济连年超高速增长的结构失衡和通货膨胀。紧缩的货币政策实现了中国经济的适度增长,同时还降低了通货膨胀率,被称为“中国的奇迹”。而在西方经济学中,无论是IS-LM模型,还是AD-AS模型,缺少了扩张的货币政策,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增长的。我国1993年至1998年间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具有浓郁的紧缩意味,有学者得出西方经济学不适合中国的结论。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待商榷。

我国货币政策的深层次分析

表1列出了从1992年至2002年我国各层次的货币供应量,从中不难看出,我国从来没有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紧缩政策。所谓“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从来都是“适度从松”,即使从年增长率上来讲,也有1/4的年份中,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是较上年递增的。

为什么我国政府会把所实施的货币政策称之为紧缩的呢?笔者认为:这是人们把政策的方向与力度混淆在一起造成的结果。绝大多数国家在绝大多数时期的货币政策在方向上都是扩张性的,所不同的只是扩张的力度问题。正由于这样,我国已经在其货币政策中默认了扩张这个大前提,在此前提下,才有扩张力度的“适度从紧”。具体说来,1992年以后,全国经济出现过热,因此,中央政府有意适当降低经济的增长率,但与此同时,我国的现实经济增长率还低于潜在增长率(对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有学者估算大致在8%~10%之间),因此我国事实上没有必要实施严格的紧缩政策。因此,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样的概念,但实际上实施的却是“适度从松”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供应量的适度增长。简言之,单纯紧缩的货币政策是决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增长。

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扩张与紧缩有两种划分方式。一种是绝对量意义上的扩张与紧缩,是方向性的。另一种划分方式则是相对量意义上的扩张与紧缩,也就是比较各年增长率的变化,如果当年的增长率较去年的增长率低,就称之为紧缩,反之则称为扩张,这也是我国所采用的说法。但就习惯上,西方经济学所说的紧缩与扩张都是指绝对量意义上的,而且这种提法也很符合近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和货币总量上都呈现一个增长的走势。还有,我们在提到GDP或是其它经济指标的时候,通常都是将当年的数值与上年度的数值进行比较,而不是将增长率的变化值当作是增长或是下降的标准。由此,我国的货币政策给人的印象是:始终缺乏方向感,明明一直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却被冠以“适度从紧”,而近些年更是改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何谓积极,其含义很不明朗。笔者认为,可以模仿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划分模式,将货币政策首先划分为扩张性的和紧缩性的,然后再按照一定的区间,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划分为温和的(一位数的年增长率)、高速的(二位数的年增长率)和超级的(三位数的年增长率)。

结合我国国情的模型说明

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其经济在基本达到或接近达到充分就业的基础上运行,因此,经济增长率较低。而对我国而言,经济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当中,这一转轨过程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是相当巨大的,此外,我国还存在着相当多的失业人口,现实经济增长率还明显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

下面结合图1进行分析,使用AD-AS模型,针对我国“软着陆”期间的发展实际情况,以M1的增长率变化为例,对适度从松的货币政策效果做一说明。

假设最初我国经济在A点处于均衡,总产出为Y0,低于潜在总产出Y*,价格水平为p0。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实施适度从松的货币政策,M1的增长率从1994年26.84%下降到1995年的22%,减少了约5个百分点,而同期经济增长率从1994年的12.7%下降到1995年的10.5%,零售物价上涨率也从21.7%下降到14.8%,在图1中则表现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使AD和AS曲线发生移动,由AS0和AD0分别移动到AS1和AD1位置,从而总产出从Y0增加到Y1,价格水平从P0上升到P1,在B点取得新的均衡。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继续推行适度从松的货币政策,M1的增长率进一步降低到18.9%,而同期中国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从1995年的10.5%下降到1996年的9.6%,零售价上涨率从14.8%下降到6.1%。在图中表现为AS和AD曲线虽然继续向右移动,但明显移动距离减少,仅移动到AS2和AD2位置,从而在C点达到新的均衡。此时,总产出由Y1增加到Y2,价格水平从P1上升P2。总体而言,我国经济走出了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轨迹(在图中用Lt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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