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株香樟树的进城启示

树

10株香樟从农家运到城市小区

花木经纪人吴田伟走进农户李光勇的院子，吼了一声：“李大爷，选树咯！”

1月16日上午8点，成都温江区寿安镇雄鹰村空气清冽。李光勇家的房前院后，密植着桂花、香樟、天竺葵等苗木，吴田伟手拿一支喷笔，在院里转了几圈，仰头打量一会，随后在10棵香樟树的树干上喷上了“O”。

9点，6名撬树人如约而至。卸下摩托上的铁锨、绑绳等工具，“撬撬队”两人一组，走到大树下埋头干活。

撬树人个个都是熟手，谈笑间，已经把香樟树的根部挖成了直径两米的纺锤形。挖到底部，动作愈加小心，两支对称的树根被刻意留下来，支撑着10米高的香樟不倒，随即用草绳绑好树干和根部。

晌午时分，小型装载机改装的吊树车，“轰隆隆”开进院子。五六个人撑住大树，将树干拴上吊钩，合力推倒，一株香樟便上了装载车。

李大爷说，这10株米径20公分的香樟，已经在他自家的院子里生长了10年。花木经纪人从李大爷手中以每株700元的价格购得，加上撬树、包装、装载、运输等费用，花木经纪人再出售给园艺公司。寿安的黑土也十分奇特，一棵花木在其它地方需要3年才能长成，而在寿安，只需要两年或两年半。

而围绕一棵棵苗木，“养活”了花木养护队、盆景盘扎队、花木经纪人、“撬撬队”等数千人的服务大军。10年来，花木产业在整个温江蔚成气候。

下午5点，10株笔直俊秀的香樟包装、绑扎完毕，载着树子的装载车从雄鹰村出发，本刊记者跟随这株香樟前往它的新安身地――成都市龙泉驿区。

傍晚时分，在龙泉驿一座楼盘的工地上，李光勇家的10棵香樟被小心移栽进了绿化区。小区的绿化带，已经被大大小小的香樟、摇钱树装点完毕。温江景上景花木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卢伟已在这里忙活了一天，这是他春节前手上的最后一个活。

路

纠偏下的花乡转型

从温江城区出发，沿着成青快速通道一路向西，难以计数的园艺场、园林公司的深棕色招牌沿路排开，绵延数公里。“树园”里矗立着银杏、香樟、楠木、朴树、桂花、大小叶榕、棕榈、香港紫荆等来自省内外品种的大树，或绑着树干、或身披薄膜，正静待买主。

温江区花卉协会会长朱拥军介绍说，温江2005年成功举办花博会，成为当地花卉苗木产业大发展的契机。现在这条树道上，除了温江本地的园艺企业，不乏来自浙江、广东的“外来客”。在景上景花木有限公司，老板卢学军娓娓道来：“温江的花木产业发展，主要从上世纪80年代‘川西花王’陈开钦带着村民搞盆景开始，从单家独户的庭院式、粗放型演变到今天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逐步把苗木卖到了全国。”

“花重锦官城”。成都人自古好种花木。在成都，苗木花卉产区的实际总面积已超过40万亩。其中，温江更是全国著名的花木重镇――15万亩花木种植规模，占全市花木种植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万春、和盛、寿安3镇98%以上的土地，几乎家家户户都栽花种树。

上一个10年，随着城市化基础建设的扩展，特别是周边“园林城市”、“森林城市”的创建，成都造花木迎来“井喷”，开始走出四川。花木产业的不断发展，使这个都江堰灌区的“首泽之地”，与城市自然发生了更多联系。

然而，价无常好，花无常红。自2012年开始的一波行情下探，让卢学军深深忧心。他说，往年在成青快速通道上，密密麻麻排着拉树的货车，如今少了许多。

“寒流”袭来，作为花木之乡的温江区自然感受深刻。朱拥军认为，国家的宏观调控、房地产市场和基础设施建设用苗市场的下滑，是造成市场波动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大城市绿化理念的纠偏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一名万春镇园艺场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前一波各地大搞城市绿化和景观打造，的确造成了苗木行情的走高，自己的花木企业也从中受益，“但现在开始推行节约型绿化，提倡种植本土树种，企业如果不跟着转变思路，就很难再做下去。”他继而透露，在今年苗市整体情况不理想的情况下，公司的苗木销量非但没减少，反而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0%，“没什么妙招，就是调整产品结构，转型做本地小乔木。”

城

大树进城的“绿色泡沫”

一棵树的进城，在为城市添绿增荫的同时，也折射出城市化中的短视和急进。

创建园林城市、宜居城市――在中国，许多城市已将其作为城市发展的目标之一。市政园林绿化投资的高速增长，也催生了城市对苗木的渴求。在北方的山西、陕西，南方的云南、海南，乡野、森林中的许多大树消失了。对于它们最终的去向，一位城市园林专家调侃道：“死在城里的绿化带里，或者活在城里的楼房中间。”城市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对城市绿化的要求，却也同时促成了“伪生态”观念。

一棵大树，到底价值几何？

国外权威专家曾做过精确评估：一棵胸径25厘米的树木，按生长50年算，加上生产氧气、防止空气污染、保持水土、增加土壤肥力等所有价值，共为19.6万美元。然而，在城市生态化建设的疾行中，大树的价值却在进城路上被严重低估甚至漠视。

前述城市园林专家从事城市园林工作已经30多年。前两年，他所在的城市打算申请“绿化城市”，树不够，只好向周边的农村寻求捐赠大树。然而，移栽的大树30%都没能养活。“其实，一棵大树从山里转到城里毫无意义，因为城里增加一棵大树山里就减少一棵――经济学称之为‘零和游戏’。”

以重庆“森林工程”为例。之前重庆市民最喜欢、也最多见的树是黄桷树，这种树生命力旺盛，枝叶茂密，酷暑时节能有效降低地表温度。但在重庆的大树“升级”中，开始遍种银杏、香樟、桂花。如今，很多大树仍然处于种了死、死了种的状态。即便是勉强存活的，生命力也非常弱，很少枝叶，在盛夏几乎没有遮荫的效果。

2011年，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下发通知，以“拆东墙补西墙”的严厉措辞，批评了“大树进城”现象，并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明令叫停“大树进城”。“等待一株小苗长成参天大树，太漫长了。”学者告诫，大树移栽，暴露了中国过去50年来城市绿化的不足，各地跟风“大树进城”，俨然是一种“绿色泡沫”。

所幸的是，各地正在不遗余力地进行纠偏。

北京首倡种“杂草土树”，把近50种杂草和10多种乡土树木栽种在街道两侧，并出台意见，要充分利用野生植被，对待野草不能简单粗暴地“斩草除根”。陕西省咸宁市则提出“适地适树”，不搞“拆东墙补西墙”，还给每棵大树建立了移栽档案，该市移栽的9000多株大树，都基本成活。

2011年，成都则为城镇绿化专门制定了“种树指南”，首次将城镇绿化使用的树种分为基调树种、骨干树种和一般树种，基调树种和骨干树种中，大都为本地树。成都市花卉协会会长朱廷朴说，这可能是国内第一本由省会级园林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指南”。它让苗木生产者清楚，成都地区今后将重点应用哪些品种，这些苗木将用于哪些场合，什么样的规格最受市场欢迎。这样就能给苗木生产者以启示，让他们在制定生产计划时找到方向。

大树应该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朱拥军说，大树移栽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必须有章可循，建设生态城市应该首先建立本地的苗圃基地，培育出合格的大规格苗木，以此来推动城市的生态化建设。“要控制苗木规格，胸径在5～15厘米左右的苗木处于生长发育旺盛期，也是移栽的最佳时期。”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