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特困生”

如果有一天我能在都市的一隅邂逅他，我一定对他说：“对不起，特困生！”

十几年前我还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因为我的各科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老师和家长对我赞赏有加。我就是在这样的优越环境下，给我们班里的一位特困生，留下了一块无法揭去的伤疤。

期中考试结束了，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我从老师公布的成绩里再一次骄傲起来，这次我又是全班第一名。分数下来后，有人欢喜有人忧，但最难过的还是巴图。他的成绩又可以倒数第一了。那时已然是以分数为纲，学校里学习成绩几乎可以代表一个孩子的全部。在这样的标准下，巴图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特困生”，虽然他一再努力，成绩还是在原地踏步。

几天后班里举办了颁奖仪式。在老师的赞扬和同学们的掌声中，我接受了老师给我的奖品：一支红色钢笔。这支钢笔我曾在旗里的百货商店见过，由于价钱不菲――3元，我不得不黯然离去。这一次，它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成了我的囊中之物。

下课后，我得意忘形，路过巴图的座位时，不小心竟然把他的钢笔弄掉了。那支钢笔的笔尖已经开叉，失去了它的写字功能。

“给我赔！”一个粗大、充满力量的胳膊从后面抱住了我。是巴图。虽也曾几次挣扎，但我不是他的对手。那时的我不知道应当用什么样的恰当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便匆忙地答应把我那支获奖的钢笔赔给巴图。

尽管我损坏了巴图的钢笔，但我实在不想把这支刚获奖的新钢笔赔给巴图。于是，中午放学后，我趁别的同学不注意，悄悄从我的文具盒里拿出了那支红钢笔，我匆忙跑回家，跑进自己的卧室，把它藏在抽屉的最下面，然后匆匆吃了几口饭，上学去了。

我的获奖的红钢笔“不翼而飞”了！

下午上课之前，班里一阵轩然大波。同学们都知道了这个事实：我的获奖的红钢笔不翼而飞了。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件事，最后大家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聚焦在“特困生”巴图身上。大家一件一件数落着巴图曾经干过的坏事，有的女生还在那里叽叽喳喳地抱怨他的学习成绩如何如何糟糕。大家都说，一定是巴图偷走了我那支钢笔。

我如坐针毡，却不流露一丝一毫表情，也始终没有说任何话。

放学以前班主任特意给我们开了一次班会。在班会上，她告诉我们偷人东西是不道德的，是可耻的。最后老师还说，如果谁因一时的喜爱拿了那支钢笔，希望亲自送到老师那里，老师不会计较同学一时的过错。但是，几天过去了，那支红钢笔依然下落不明。那几天，平时活泼好动的巴图整日萎靡不振，上课时也木讷地呆在那里，不举手，也不朗读。

事情并没有就这样结束。那时我父母都在教育局工作。有一天，妈妈亲自来找班主任，并与她聊了好长时间。我不知道当时她们具体聊了些什么，但是我知道，那次谈话一定和红钢笔有关。事情就这样被闹大了。因为第二天早操结束后，学校广播里点名批评了巴图。这个消息我和我的同学们都听得清清楚楚。

下早操课回来后，我看见巴图哭了。哭得很伤心，他的座位与我的座位只隔几步之遥。但是事情真的闹大了，那时的我出于害怕，竟不知道怎样给这样的事件画一个句号。几天后，巴图的座位空了。一天，两天，三天……他再也没有来。后来才有同学告诉我，巴图的父母来学校办理了转学手续。

那支红钢笔成了我内心的羁绊，我曾几次试图把它丢进垃圾桶，但每每那时我没有勇气，甚至我的内心会微微绞痛，我知道那是一个人的良心在作怪。

我在学生时代做了一件不道德的事情，我嫁祸于同学，害得巴图代为受过，并因此离开了学校……我无法原谅自己！

（选摘于《南方周末》2007年07月26日

文化版“记事”栏目――“说吧，我的内疚”征文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