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摄影三十年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很多当今的中国人来说，1978年经济改革的曙光仿佛就在昨天，然而，在美籍华裔摄影师刘香成，这位普利策奖获得者的摄影图片中，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中国距离今日已如此遥远。三十年间，现代化进程已经渗浸到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和瞬间。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刘香成创作了他的第一部关于中国的影集。照片捕捉到的大江南北的一幕幕日常景像，对那一代中国人来说，是无比珍贵和熟悉的生活写照。1983年，摄影集以《之后的中国》为名出版，书中的摄影图片显得既熟悉又新鲜：对那些在中国国门之外的人，这些照片立即作为“中国”的具象蓝本化身，在被60年代欧洲知识份子狂热理想化了的，全国上下进行如火如荼革命的“中国”里，尚有一个不曾被好好读解和探讨过的在艰难与胜利中前行的“中国”。而今天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如此不同的“中国”，青年一代，俨然已长成了如他们父辈在刘香成当年镜头记录下的那些同样年纪的青年，镜头中记录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正在变革中的年代和国度，他们看到这些照片的疏离陌生感好比1970年代的美国青少年发现他们的父母在1950年代拍摄的照片般惊叹异样，那时的美国正在走向现代和富足。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大规模的变革是必经之路，而自1978年到现在中国所经历的，是千载一见的巨大社会变革，领导人的更替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性时代。当今中国正处在风口浪尖，而刘香成的摄影则揭示了中国人从时代跨越到当代这段非同寻常的历程，走过了三十五载，伴随着改革和开放，在集体主义到个体生产的社会新旧制度交替中，那些杰出的、以自己的方式对当今中国社会和多元文化做出贡献的人物，大多收录在了刘香成的镜头里。这是一个以当下现实为基石建造起来的世界。这里正在建造的，是中国梦的未来。

像刘香成这样的人，天天都站在突发新闻事件的最前沿，亲眼目睹历史事件的发生，泰然面对命悬一线的生死危机。他们还能坚守“人性本善”的信念吗？似乎不容易—即使他们回到了被战地记者们称之为“家”的、更安全的、“正常”的城市里。那作为观者的我们是否也坚守这种信念呢？每天躲在安乐窝里，能够读到、看到和听到的现实，无非是那些早已被新闻编辑们删改得面目全非的、避重就轻的新闻报道；同时，这些新闻报道也因受低俗的娱乐节目的干扰，变得更加不真实。即便置战争和叛乱于不顾，日常的现实生活就足以让我们对人类的社会缺乏信心了。刘香成却觉得并非如此。长达16年、不分日夜的美联社摄影工作，以及90年代中后期他再次爆发出来的个人才能和热情，足以说明一切。从1978至1983年间他在中国拍摄的新闻照片，到最近拍摄的反映中国当代艺术家风采的系列作品，我们不难看出始终贯穿他职业生涯的追求：从70年代末期开始在中国工作起，他的作品表现出来的都是真实的生命、真实的人；他的作品充满张力，会说话，以最自然的方式讲述新闻。

为说明中国在逝世后正走向一个新的未来，他引用了1980年拍摄的一张照片：一个修鞋匠在他破烂不堪的街边小店里大口吃午饭，头上正好悬着一幅像。“他无法告诉你为什么那店里有像，”刘解释说，“但这个景象说明，在那个时代，政治对中国人的影响—影响到他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1992年，刘香成和他的团队因为一张照片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普利策奖：这张照片的历史背景是前苏联食物配给的匮乏、国家建设的迟缓、地区冲突的延续，以及分裂分子不断制造的暴乱，整个国家变得疲惫不堪。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刘香成总是在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间获得各种成功。获得普利策奖则是他这些年来最大的成功。

“我非常喜欢《生活》杂志创办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说过的一句话，他在描述《生活》的目标时这样说：‘为看清生命......你得去看穷人的脸和骄傲的人的手势......为看清一个男人的工作—比如他的绘画、城堡或是新发现，去看......这个男人所爱的女人......仔细观察，在观察中得到乐趣；在观察中得到享受；在观察中得到提高。’这些其实都是为了发掘一个人的个性特征，”刘香成总结说，“让你的对象能够对你作出反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摄影记者必须学会让拍摄对象处于自由放松的状态。”怎样做才能让陈凯歌服服帖帖地在自家庭院里爬地而行，或者说服模特兼演员瞿颖像《花花公子》中间插页上的模特那样，在床头尽摆性感诱人的姿势或者让故去的陈逸飞躺在自己的画前思考？这些照片充分体现了刘香成一直追求的让拍摄对像感到自由放松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完全忘记镜头的存在。无论是电影、舞台大腕明星们，比如张艺谋、姜文和巩俐等，还是政治领导邓小平、尼克松、戈尔巴乔夫他们都能够将周围环境统统忘却，调动自己的情绪，进入一个虚幻的世界以便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