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文化视角谈“好干部”的标准

【摘 要】在201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好干部的“五条标准”：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实际上这“五条标准”在我们丰厚的传统文化中都得以体现，领导干部如能领会和掌握其中蕴藏的丰富的为官之道思想，对于提高自身素质和推进社会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传统文化好干部标准

在201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为政之要首在得人，从组织工作的角度来讲，这个“人”就是干部，而且必须是“好干部”。好干部的类型不一样，群众对好干部的评价角度也不一样。但是，好干部都有一些共同特征，可将其归纳为五个方面，也就是“五条标准”：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在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好干部不会自然而然产生。成长为一个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这既明确了组织部门在培养干部方面的职能作用，也进一步突出了干部的主体地位。从一定程度上讲，前者是内因，更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每名干部都要有这样一种意识，按照好干部的“五条标准”，自觉约束自己，努力提升自己。

实际上这“五条标准”在我们丰厚的传统文化中都得以体现，领导干部如能领会和掌握其中蕴藏的丰富的为官之道思想，对于提高自身素质和推进社会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要将坚定信念作为首要前提。人生如屋，信念如柱。一个人没有理想信念，就不会去坚持和奋斗；党的干部没有理想信念，只能走向虚伪甚至堕落，可能连普通人都不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崇尚气节与信念的民族。历代有识有为之士，都自觉地从先辈的高尚气节中汲取精神营养，用以坚定自己的信仰和追求，砥砺自己的情操和品格。越是沧海横流，越是如此。司马迁身陷囹圄撰写《报任安书》，文天祥面对死亡吟咏《正气歌》，深情缅怀和虔诚礼赞“时穷节乃见”的前贤，便是明证。翻开史册，“典型在夙昔”，“古道照颜色”的民族精英比比皆是。从特定意义上说，一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就是一部气节与信念写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节义列传。它不断地激励着人们效法先贤养天地之正气，成人类之高节。气节的源泉：“朝闻道，夕死可矣”。

2.要将为民服务作为根本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每一名党员干部的根本使命。要有一种使命意识，摆正自己的位置，真正把群众当主人，把自己当公仆。这种民本思想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传统，它贯穿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它主张将人民群众视为治国安邦之根本，关注并重视底层民众的利益，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所在。孔子对民本思想有一个系统地发展。“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而“仁”的主要内容就是“爱人”。在坚持“仁”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富民、畏民、教民、御民的思想。孟子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集西周以来民本思想之大成，超越了孔子。他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确立了人民、国家和君主的轻重次序，认为人民是立国的基础。此外，孟子关于仁政、王道的语录还很多，可以说，《孟子》全书的主要观点之一就是“民本思想”。荀子又把前人的民本思想加以发扬，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表明了国家的存在取决于民。同时又提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

3.要将勤政务实作为一贯作风。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勤勉务实是传统美德。党的干部不能给人以“假大空”、“庸懒散”的印象。要知道弄虚作假可能一时得利，但最终会身败名裂；偷懒耍滑可能身体安逸，但必然导致精神空虚。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提出了许多为官箴言，公认的第一为官箴言即是“清”、“慎”、“勤”三字。何谓“勤”？清朝人刚毅在《居官镜》中说：“黾勉从公，夙夜匪懈，谓之勤。”也就是说，努力办理公务，从早到晚毫不懈怠，叫做“勤政”。“勤”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为官箴言，而要做到勤政需树立居官就是要为民兴利除害的思想，要早起问政、使事无积滞，要屏除杂务、专心政事，身心都要勤奋，最重要的是要制定一套完整的、可操作的制度。

4.要将敢于担当作为可贵品质。世界上的事就怕“认真”二字，但共产党人最讲认真。认真的精神，其实质就是一种担当的精神。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敢于担当的优良传统。从《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到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直接表白，无不阐述了中华民族担当精神的内涵。

5.要将清正廉洁作为基本要求。不管任何地方、任何文化背景，清正廉洁都是对所有公职人员的基本要求。党的干部要更加先进、更加纯洁，就必须在清正廉洁上展现更高水准。中国古代廉政思想作为一种思想成果，从纵向上讲源远流长，从横向上讲，博大精深。它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更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集中反映。中国历代清官廉吏无不将清廉视为从政的最宝贵的品质和最基本的要求。他们十分重视个人名节、道德品行和自我修养，始终保持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政治本色。早在《周礼》一书中就首创性地提出“六廉”，这几乎包括为官者自身修养和执政行为的各个方面。春秋战国时期《晏子春秋》一书就将清廉视为从政的根本，指出：“廉者，政之本也”；孔子将“欲而不贪”作为从政的美德之一；孟子提出“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的清廉思想。法家代表管仲进一步提出为官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即“礼义廉耻”，并将为官廉洁视为“国之大维”“人生大纲”“仕者之德”；韩非子更是阐述了廉吏的特征，指出“所谓廉者，必生死命也，轻恬资财也。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心不偏党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都非常重视道德上的清廉，并将伦理范畴的“清廉”提高到政治的高度，提倡廉洁从政、清廉为官。

党的事业需要好干部，人民群众期待好干部，干部自身也希望成为好干部。好干部“五条标准”，既是为好干部画像，也是对全体干部提要求。每个干部都要认真对照这五条，自觉做到这五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