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结合“考古”音乐

学术交流

多层次的教学思考，点面结合的律学研究，“新旧结合”的史料解读，音乐考古的深入发展，是本届研讨会特点。

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在苏州举行。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各音乐研究所等相关研究单位的百余名师生参加了会议。本届年会还举行了第五届全国高校学生论文评选大赛的颁奖仪式，共产生36名获奖人员，其士组8名，硕士组21名，本科组7名。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古代史的研讨情况。

多角度、多层面的教学思考

创新是教学版块探讨的重点。江南大学太湖学院的王誉声着重从寻找选题、论证选题、论文写作等多个方面谈及如何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力求创新，并呼吁青年学子要不断挖掘新课题，探讨新方法，要敢于挑战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杭州师范大学的郑祖襄从教学模式上给予评述，提倡研究生教学采用以研讨式、引导式为主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的动力，逐步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华中师范大学的李方元则从“传统与现代”的层面对中国古代音乐史教学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应该将音乐史教学纳入现代学术发展的新环境中，在传承与创新的不断磨合中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新路。

武汉音乐学院的王洪军以实例阐述关于音乐文献的理解问题，提倡将文献史料的学习与情感相结合，使书面文献转化为相应的情感体验，加深对文献的理解。华中师大的康瑞军从时空观的角度谈及教学中的新思考，提倡在教学中可适当的将历史事件与当时的地貌、地形、人文环境等因素相结合，力图使音乐史知识更为直观化，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点、面结合的律学研究

本次会议中不仅有关于律学方面的个案研究，还涉及学科建设的远景展望。

武汉音乐学院的郑荣达对康熙《律吕正义》中十四律的记载进行了深入分析，对本领域相关“全音音列”与“十四平均律”的研究结果提出不同看法，例如提出“文献记载的律名可能是当时乐工们的说法，并不能等同于固定的音高绝对值，不可将其视为阶名来分析”等观点。中国音乐学院的修海林运用二重论证法对三分损益律生律法中“损”、“益”先后顺序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先秦时期“先损后益”与“先益后损”两种生律方向可能同时存在。

在学科建设方面，天津音乐学院的郭树群在整合近年来律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后，发出了建立应用律学研究方向的呼声，并对其研究范畴给予界定。

日益成熟的音乐考古学研究

作为音乐史学的分支学科，音乐考古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正逐步走向成熟阶段，成为一大亮点。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王清雷通过对大量编铙、大铙与甬钟实物的形制、纹饰等细部对比，认为西周甬钟是以大铙为基础、吸收编铙某些因素发展而成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博士生王友华从青铜甬钟组合关系的角度谈编列的转制，他认为从西周早期到春秋早期的几百年间，甬钟编列共发生过四次转制，其中第四次转制在音列、编列等方面均出现较大突破，成为“礼崩乐坏”文化现象的具体表现。武汉音乐学院的研究生李虎，就多年来学者们研究曾侯乙编钟时所用量词给予关注，认为诸多学者对这些量词的使用情况并不一致，建议今后在相关研究中应尽量统一量词。

“新旧结合”的史料解读

史料研究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对曾受到广泛关注的“旧”史料的一再解读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对未曾受到较多关注的“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也是学科前进的重要力量。

本次会议中，武汉音乐学院的丁承运通过对现存民间音乐以及琴乐实例的分析，证明“引商刻羽”律学理论的存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博士生曾美月从实例出发，论证《周密笔记》中音乐文献的史料价值，其中涉及到《武林旧事》中关于宫廷乐人名单的记载，《齐东野语》中关于唐代《霓裳羽衣曲》在宋代演出情况的记载等。

正值发展的谱字研究

乐谱、谱字研究是史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曾有不少学者倾力钻研。本次会议上，相关研究仍有涉及。

河南大学杨善武对宋代唱赚《愿成双》谱中“乃”字形谱字的含义进行研究，经过文献与乐谱的仔细分析，得出“乃”字为俗字谱“上”的结论。贵州艺术学院的王德埙长期致力于对传统琴谱、文献记载以及琴家新创谱字的归类整理与考证，旨在为古琴的保护与传承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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