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一句顶一万句》的叙事技巧

摘 要：《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的一场喷空。作者成熟运用了诸多叙事技巧，使得这部小说具有了独特的个性特征，包含了丰富的可读性。本文重在对小说的叙事分析。

关键词：一句顶一万句；叙事；刘震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3-0016-01

小说以杨百顺和牛爱国为主角，通过对人物、情节的调配，以近似而又不同于离乡-返乡的模式写出了人的心灵孤独。

小说是全知模式的，但又以限制式叙述开展。作者以“讲述”控制了历史背景和故事发展。不同于宏大叙事，小说尽力去除历史背景，使中国式孤独具有了普遍性；同时，小说也没有完全去历史，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的间隔是人所共知的断层，作者留白，将传统中国与具有现代性的人物对比，展现了心灵的孤独。尽管淡化了背景，凸显了具有永恒性的乡土氛围，但老詹、省长、总理衙门等词，造成了陌生化效果，使读者得以定位时间，这是作者对历史间隔的掌控。

刘震云没有滥用全知叙事，只在必要的情节前释放信息，张弛有度，加上在人物心理间的自由穿梭，使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性格也得以凸显。叙事角度不断转换，不同人物的声音共存，但都掌控在叙事主体下，各有差异，却和谐一致。老詹便是一例，他本是一个启蒙者，然而与老贾和吴摩西的对话解构了这一身份，将其转变为孤独者形象，成为了中国式孤独的典型。张力就在于，他带着崇高的使命感来传教，如果他的孤独一说出口，便解构了自己的身份。欲建教堂而不得的执念混合着他想以发展信徒证明自己的渴望，慢慢成为心魔，成为了“恶魔的私语”。对“信仰”的执念，使他过分关注“语言”，至于连经都讲不明白。上帝告诉他是谁从哪来到哪去，却没有告诉他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反倒是老贾更具有形而上的意义：

“这曲儿里说的苦，就是主要救的呀。”

又拍着桌子正色说：

“这就是主存在的理由！”

接着感叹瞎老贾弹出了主的心。又摇头感叹，一个能懂主的心的人，为啥还不信主呢？便想让瞎老贾信主。没想到瞎老贾说：

“既然我都知道他的心了，为啥还信他呢？”

老贾直面问题，取消了形式来直面本质。老詹临死前“恶魔的私语”，代表老詹对自身境遇的反思和领悟，与杨百顺“不杀人就放火”观照、对话，但道路仍是老贾式的。小说没有为孤独找到出路，老贾就是作者能诠释的最高意义。

小说人物众多，却有统一性，这得益于一个个不同于日常经验的小故事。得益于作者对时间刻度的把握，这些小故事串在一起，促进了情节发展，烘托了中心人物的情感。

作者大量运用预叙和重复。预叙便是对信息的释放。去除支线来看主线，其实是一个普通的故事。看似不相干的支线使情节变化有了内在缘由。支线故事是小说的血肉，一个个扁平的形象，使杨百顺得以丰满。在主人公做出每一步转变时，作者都说出一个不相干的原因，吊起读者胃口，使支线的插入不显突兀。作者在高潮时笔锋一转，道出事件与主线的关系，又回到主线。支线主线的反差越大，在收回时就越跌宕起伏。重复不是相似事件的重复，而是不同故事指涉同一主题，每个支线因特殊性却“陌生化”，加深了主题，这得益于作者对乡土题材的搜奇罗怪。内容要素的丰富性被统一在叙事下，成功揭示了更为隐蔽、深刻的主题。尤其是主线结构的重复，即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可视作同一种“离乡”或同一种“归乡”，“乡”是故乡，也是心灵之乡。

出延津记以杨摩西更名罗长礼结束，回延津记则直接从几十年后开始，以“间隔”的手法调配叙事时间，中间的空缺只在最后透露出来，省去了诸多笔墨，读者对吴摩西的理解也产生了多样性。但间隔和重复也造成了一些问题，出延津记以一种扩散的姿态将杨百顺的故事扩展开来，当读者的期待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百流归一，故事终止。回延津记也一样，新人物出场，重新扩散，到最后才找到一些联系呼应前文。过大的间隔是一种冒险，处理不当会使小说变成独立的两篇：当读者充满对杨摩西命运的期待往下看，却只能看到一个讲述者油嘴滑舌故伎重演时，难免脱离语境，产生厌倦，使得后面的新故事不再鲜活。

小说的语言特点与主题相近：“绕”，但这种拉家常式贴近生活直白露骨的语言却逻辑严谨有因有果。“是……也不是……也不是”之类的叙述语链构成的语段及语篇，与情节和主题有统一性。每一层所指和能指都有个较大差异，但是每一层所指都印证了下一层的能指，而每一层的能指又与上一层的所指联系在一起，层层递进，推进了主题。不光是绕，对“虚”的喜好，与杨百顺的改名也都有逻辑关系，表达了乡土中国人的精神困境：人们不愁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这都是已发生和必然发生的，重要的是不知道心灵的去处。这种迷失也更多显现在社会层面。吴摩西找巧玲，牛爱国找章楚红，本不必要，也是一种对社会偏见的超越，但又亡羊补牢。吴摩西改名罗长礼也一样――改名前，他一直有着对虚的追求，并不执着于“名”，却在社会中处于失名状态。当他选择了一个务虚者的名字找到了社会地位坐标时，他又进入了彻底的失语状态。“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以前。”罗长礼从此过起了以后。而全书的结尾，似乎又留给了读者另一种丰富性：

宋解放：“还没找到庞丽娜和老尚吗？”

牛爱国：“不，得找。”

和吴摩西一样，牛爱国洞悉了社会与人的语言关系，踏上了寻找章楚红，寻找以后的道路。这可能是又一次无力的反抗，但这又何尝不包含了一种更好的可能呢？

总体看来，作者对叙事模式的运用已非常成熟，小说既饶舌又逻辑清晰，既指涉心灵又大气磅礴，既有跌宕起伏又具有现实普遍意义，产生了丰富的多义性和可重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