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红军号手

《西行漫记》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力作，书中发表了大批珍贵的照片。读过此书的人一定还记得《西行漫记》的封面是一位英姿勃发的红军号手，他迎着朝阳，吹响着前进的号角！红军号手的威武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中国建立后，不少曾被斯诺摄入镜头的老红军先后著文讲述被拍摄的经过。但唯独红军号手的照片仍然静静地保持着沉默……

“抗战之声”一图的诞生

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深深打动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是他怀着一探究竟的心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1936年春，斯诺专程到上海拜会了宋庆龄女士，表达了希望访问陕北苏区的愿望。在宋庆龄和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斯诺从北京到郑州与美国青年医生海德姆会合，再由西安的红军联络员刘鼎和董健吾安排，乘一辆持有特别通行证的大道奇卡车到达了延安。随后，斯诺和海德姆从安塞县境进入苏区，到达了百家坪红军东线前沿指挥所。迎接斯诺和海德姆的是一位长相清瘦、留着一脸黑色大胡子的中年军官，他走到斯诺面前，用不太熟练的英语说：“哈罗，你想找什么人吗？我是这里的指挥员，我叫。”这让斯诺大吃一惊，这位红军指挥员就是被悬赏八万块银元缉捕的！斯诺后来回忆说：“他那憨厚、坦诚的微笑很动人，一笑就露出洁白的牙齿。”

斯诺和海德姆到达苏区的第二天，就在百家坪红军指挥部的窑洞里正式会见了斯诺与海德姆。他们三人长谈了两天，还亲自为他们拟定了一个92天的苏区旅行计划，并将预备抵达之处标注在手工绘制的地图上，同时注明去访问的地点和会见者姓名。在的安排下，斯诺于1936年7月下旬前往宁夏、甘肃访问西征的红军，9月底回到保安。在保安，斯诺同多次会面。向斯诺详细介绍了红军的成长历程及西征战役……他还亲口向斯诺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

1936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研究部署了“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组成了由任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野战军”进行西征，到宁夏、甘肃，以扩大根据地，扩充红军，促进东北军、西北军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促进中华民族的抗战。经过半年的征战，西北野战军解放了陕甘宁地区近400平方公里的大片土地，基本完成既定目标。

就在红军西征时，斯诺来到了红军西征总部驻地——宁夏的豫旺堡采访红军指战员。斯诺在采访中对红军号手特别的关注，在记录的文字中，他对红军的号手有过多次的描述。如：“在豫旺堡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号，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落飘着一面猩红的大旗，上面的黄色锤子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好像后面有一只手在抚弄一样。”在《西行漫记》“红小鬼”一节他又这样写道：“一天早上，我登上豫旺堡又宽又厚的黄色城墙从上面往下看，在开了枪眼的雉堞上刚兜了一半，我就遇见一队号手——这时总算要休息了，这叫我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响亮的号声已连续不断地响了好多天了，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不过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来与其中一个号手谈话时就采取了一种多少是父辈的态度。他穿着网鞋，灰色短裤，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有一颗模模糊糊的红星。但是帽子下面那个号手可一点也不是褪色的，红彤彤的脸，闪闪发光的明亮眼睛，这样的一个孩子你一看到心就软了下来，就像遇到一个需要友情和安慰的流浪儿一样。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的吧！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估计错了。他可不是妈妈的小宝贝，而已经是一位老红军了。他告诉我，他今年15岁了，4年前已在南方参加了红军”。

1936年10月底，斯诺带着十几本笔记和30卷胶卷回到北平。随后，斯诺埋首写作，将他在苏区的所见所闻用文字记录下来，并整理成文。他还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篇有关中国革命的新闻报道。斯诺的这些报道相继被汇编成书，就是后来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出版，由于深受欢迎，又在美国翻印。该书问世不久，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相继被译成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出版。

1938年2月，《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在上海问世。鉴于当时的形势，书名改为《西行漫记》。中译本与原著的不同之处是增加了原著出版时不便发表的大量照片。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版的《西行漫记》中，一幅名为《抗战之声》的照片被选作中译本的封面和书中的首幅照片。照片中有一位头戴八角帽、腰挎手枪、手持军号，举止间透着英武、坚毅、果敢、勇往直前的红军号手。可惜的是，从红军号手出现到为人们所关注，几十年间，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和身世。就连作者斯诺也没有给出答案。

吹响“抗战之声”的红军号手

1972年2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病逝。为了表达中国人民的深切悼念之情，《人民画报》第五期用了4个整版的篇幅登载了的唁电，同时刊发了斯诺在1936年拍摄的部分照片，名为“抗战之声”的图片亦在其中。

当时，在北京出席海军常委扩大会议的谢立全将军看到了《人民画报》后，提笔给妻子苏凝（时任南京体育学院副院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在京西宾馆买了5月份《人民画报》，那个吹‘抗战之声’（的人）是我，这可以肯定，不会张冠李戴的。当时我不是号兵，我是红一军团教导营的总支书记。斯诺看我健壮，衣冠比较整齐，又是背了手枪的干部，便把我拉过去照了相。”由此，谢立全第一次道出了斯诺镜头中“红军号手”的身份。当年，《西行漫记》一书出版后，谢立全并没有看到。建国后，他不时从一些战友的口中得知这幅早已在国内外广为流传的照片。但他从没有刻意地去寻找，更没有对别人提起过。一直到1996年，中央电视事部摄制组在重走长征路时，在江西兴国发现了谢立全写给妻子这封信的影印件。摄制组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谢立全将军的儿子——时任海军指挥学院副院长的谢小林大校。谢小林拿出了父亲在1972年5月写给母亲的那封信，平静而深情地向摄制组讲述了那段尘封整整60年的往事，从而揭开了“抗战之声”照片中红军号手的故事。

那么，《西行漫记》封面照片的那位红军号手到底是谁呢？谢立全之子谢小林大校在介绍这张照片原委的时候说：“其实，我父亲当时并不是号手，而是红一军团教导营的党总支书记。仔细看，我父亲并不在吹号，只是摆了一个姿势。”谢小林介绍说，当时红一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到达陕北后，虽然有了根据地，但是条件仍然非常艰苦。各种物资匮乏严重，红军指战员破旧的着装也不能及时得到更换。1936年8月下旬的一天，兵突然袭击了红军后勤部门，红军官兵奋起反击，时任红一军团教导营总支书记的谢立全率领一、三两个连，军团侦察科长唐子安和营长何德全率领另外两个连，分两路包抄，不仅夺回全部被掠物资，还缴获军队400多匹马和部分武器弹药。为此，上级奖励谢立全一套合身的新军装。那天，谢立全穿着新军装和战友们一起谈论战斗情景时，被正在采访的斯诺看见了。他马上让翻译黄华和成仿吾把谢立全叫过来，拉到了豫旺堡的城墙上去照相。于是就有了“抗战之声”那幅照片，中国“红军号手”的英姿也被定格在了那一瞬间。

斯诺镜头中的这个红军号手，显然不是他在《西行漫记》书中提到的那个15岁的“红彤彤的脸，闪闪发光的明亮眼睛的小号手”，而是时年19岁的谢立全。这个秘密被谢立全悉心珍藏了36年，又被他的家人收藏了整整24年……谢立全吹号的英姿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基于各种情结，斯诺在《西行漫记》的彩色封面上，使用了谢立全吹军号的照片，并把这幅完整的照片取名为《抗战之声》。

低调“号手”自称是“小兵”

谢立全（1917-1973），江西兴国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谢立全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海军第五舰队司令员兼政委、军事学院海军系主任、海军军事学院第一副院长、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谢立全将军戎马一生，战功无数，但他始终保持着谦逊的品格，为人低调。在给妻子苏凝的信的末尾他说道：“这事是偶然来的。这张相片登载是历史的产物，你我知道就行了。总之，‘人怕出名猪怕肥’，如果不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就要跌跤子的。”苏凝尊重了丈夫的愿望，把这秘密埋在心底。谢小林回忆说：“父亲为人一直很低调，我们小时候读军事院校子弟小学，不少同学相互比较父母军衔，比领章上有几颗豆。因为父亲只有一颗星，同学们告诉我那是小兵，我回家问父亲，他笑笑说‘我本来就是个小兵嘛’。”

谢小林还记得，过去曾偶然听到有人问父亲相片的事，父亲只是隐而不语，避开这个话题，从不声张，将军的子女们对此也是一无所知。谢立全对子女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从不让他们有丝毫的特殊感和优越感，他常给孩子们讲长征的故事，但对这张照片的事却守口如瓶，所以尽管《西行漫记》一再重印，这段史实仍因将军的谦逊和低调而鲜为人知。

1973年，谢立全将军不幸患了癌症。病中的他觉得是时候让孩子们知道这件事了。于是，他请有关同志与存放底片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联系，洗了几张照片，分别赠给5个子女作为永久的纪念。同年10月，谢立全在北京逝世，骨灰存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六室。家人将这张照片嵌于其骨灰盒上，永远陪伴着将军的英灵。

1996年，刊登有《西行漫记》封面人物故事的散文《无价的财富》，先后在《报》、《生活》、《人民海军报》等报刊发表，在军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也从此知道谢立全将军的故事和他高风亮节的品格。每每拿起《西行漫记》一书，人们不再猜想那位意气风发的红军号手究竟是谁，因为他有个响亮的名字“谢立全”。他那坚毅勇敢、昂扬挺拔的身姿显得更加闪亮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