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沉默与走出沉默

农民肉体和精神的困苦、农民的“沉默”与知识分子的审视贯穿了百年来中国乡土小说的叙事。而作家如何审视农民的沉默、为其发声以助其走出沉默，也成为当前城市化进程亟需面临的问题。

作家晓苏以其深处农村的内视眼光与作为城市知识分子的外视眼光创作了大量以油菜坡为主要背景的农村题材小说，这些小说以敏锐而兼容的视角，反映了几个历史时期以来农村变革和城市变革之下底层农民不断变化的身体精神境遇与对历史、现实、土地、身份、身体、伦理、权力等问题的情感态度，以及作家对底层农民生活的深切体验和深刻认识。

油菜坡作为晓苏的文学版图，包纳了一群生动、复杂、真实又朴素的农民众生相，这些鲜活的生命有着不同的性格形貌与人生遭际，共同的身份则是农民。农民身份意味着他们与外部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语言方式相比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他们对于自身的认识和控制能力的局限性以及历史和时代所赋予的牺牲和苦痛，而随着沉默成为必然选择，农村生活的暗角也随之产生。作家晓苏则进入这些看似普通而实非本然的暗角之中，去理解底层农民何以走向沉默、又对抗并构建着暗角。

一者，农村政治权力的暗角。《桠杈打兔》《酒疯子》反映的是底层农民由于一再被剥夺话语权乃至生存权而最终只得走向沉默和疯狂、分裂、变态的苦境；《等冯欠欠离婚》《住在坡上的表哥》反映的是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底层农民被权力绑架最终只能屈服、失望于权力；《剪彩》则反映的是他们为了更好的生存而由对权力的依赖、失望甚至憎恨最终走向解构权力。这些小说里的农民对农村政治权力的态度大多是沉默，沉默里是对权力的依赖、屈服、失望、解构，而这也客观上使权力更加远离他们。

二者，社会经济变革的暗角。《陪周立根寻妻》《姑嫂树》反映了底层农民女性的身心处境在金钱、暴力面前是极为虚弱的；《侄儿请客》《农家饭》反映了底层农民已急遽变化为利欲熏心、金钱至上而无视亲情的价值荒漠；《给李风叔叔帮忙》反映了市场经济汹汹浪潮里，他们对内心和行为无法自控的混乱、焦灼以至癫狂；《陪读》反映了两代年轻女性以身体作为投资来获益的社会暗流；《海碗》以与金钱、价格来衡量一切的时代环境格格不入的情感和行为追念了朴素爱情的弥足珍贵；《卖卤菜的李学乖》《村口商店》反映了在金钱面前寡廉鲜耻甚至阴险狡诈到不惜诈骗的社会风气；《三层楼》反映了男人在金钱面前可以抛家弃母、女人不惜以身求利。这类作品，共同反映的是金钱欲望面前人们都在默默放弃道德的、伦理的、温情的、身体的底线，而这种集体的沉默，既是加速了对自我和他人的毁弃，也是加固了沉默的壁垒，使打破沉默走出暗角变得更加艰难。

三者，人性道德的暗角。《油渣飘香》反映了金钱和温情之间的较量，金钱既可以建构、反照出人间的温情，也可以使亲情节节败退在贫穷和仇恨里；而《侯己的汇款单》《村里那口井最深》则将良心的泯灭和道德的崩溃对自身和他人的毁弃推向了极致，反映了人一旦被欲望所占领，其疯狂的攫取则无异于驱逐和杀戮，这种驱逐和杀戮的对象不仅是更弱者，还有最起码的人性之善。这些小说共同表达了在金钱面前人们对善的驱逐与围剿，而围观者的沉默则不能不说是起到了纵容放任甚至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者，家庭伦理的暗角。《余爱竹》《我们的隐私》反映了城乡之间的游走者又只能被城乡之间巨大的沟壑逐渐吞噬掉常态的生活和家庭的幸福；《花被窝》反映了农村的留守者不断被抽离解散的家庭结构和被牺牲的夫妻欢爱，以及为了填补家庭和情爱的缺失而不得不进而牺牲家庭伦理和夫妻忠诚的实况；《回忆一双绣花鞋》则以质朴而温厚的大爱和解了情爱与家庭伦理之间的冲突。此一类作品人物对生活的残缺是默认的，对他人的填补也是默认的，这种沉默中的快乐和安慰，蕴藏的既有这些孤弱者对自身和他人共同承受的牺牲达成的同情与谅解，也有家庭伦理对生存需要不得不做出让步的现实格局。

五者，身体本能的暗角。农村底层中的底层――光棍，对身体、心理和精神的苦闷是极难以启齿的，对于这一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人们的尊重和同情却是极为稀微的。《松油灯》和《矿难者》反映了对身体本能的尊重也是对生命本身最大的尊重，这种尊重的情怀对伦理、金钱、情感的超越也使弱者之间相互的同情格外伟大。《光棍们的太阳》《送一个光棍上天堂》《为光棍说话》《坦白书》《光棍村》《钟点房》《花嫂抗旱》等小说便是以女人对男人极深切的理解和博大的关爱来尝试缓解这些在身体本能需要的暗角里苟活者的苦闷，而底层农民中这些散逸的弱势者因为贫穷从身体、心理、精神甚至人格上所感受的卑微、困苦，也是当下社会关注的盲点所在。作家不惜花费大量篇章来书写这些散逸在家庭结构以外的无望者，也可见其迫切希望人们关注、理解、尊重这些最底层最弱势的群体的生存境遇，打破对他们的无视、轻视和漠视。

此外，《麦芽糖》《金米》《桠杈打兔》等作品也都共同反映了现代文明追求进程里农民生活、农民身份以及土地本身的认同问题，以及在传统农耕文明和现代物质文明的暗角里默默坚守的那片土地情怀的问题。

对底层农民的话语、、金钱、身体、身份、民俗、游走、死亡等重要问题的书写，揭开了多重暗角，共同指向了对沉默何以成为他们必然选择的深广考量以及如何为农民走出沉默寻找契机的重要使命。

面对当下城市化进程里薄弱的农村题材写作，有学者呼吁重新期待“人民性”的农民文学，也有学者提出作家不能“一味地沉湎于对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顶礼膜拜和诗意化的浪漫描写，而忘却了将现代文明乃至带着‘恶’的特征的新文明形态作为参照系”，作家晓苏的大量作品反映的正是对当下的历史进程的省思与对城市所象征的新文明形态的审视。

当走出暗角、走出沉默成为农民被迫或自觉的出路时，农村所能通往的外部也便成为了重要的考量对象，也因之，城市对于农村的意义变得格外重要，城市的文化形态与生活方式也成为了农村极可能模仿、靠近的对象，但城市空间的逐步扩张以及农村空间的逐步压缩，也带来了农民与城市发展关系的新的可能性。这类题材里，农村背景与城市背景叠加在一起，农民既是农村生活的出走者、牺牲者、改变者，也是城市生活的向往者、出没者、构成者，而在城市背景里，他们的农村背景又促成了他们城市文明的观察者、批判者、对抗者，以及被压迫者、被驱逐者、被隐藏者的多重身份。

首先，农民对城市的观察、批判和对抗，主要取象在底层农民与知识分子之间。二者的关系，之所以被反复强化，且能形成强烈的冲击力，主要是因为城市知识分子象征的是一种城市生活状态和城市文化形态，这种生存状态与文化形态也正是底层农民从农村寻求向外的通道所指，而这些知识分子对底层农民的态度，也最直接地反映出了城市文化对底层农民的身份认同程度，以及底层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见容程度。

“大学系列”小说便敏锐地捕捉到了城乡文化关系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城乡人群之间的关系结构，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代大学教师大多是城市化进程的先声里通过大学教育而最早实现城市化的一批农民子弟，他们所代表的是一个历史时期中农村对城市的贡献，也是农村与城市可能发生关系的重要纽带。小说集《大学故事》《吊带衫》中反映的知识分子对农村生活和底层农民的态度是既傲慢又同情的。通往城市化的大学生，他们既是农村的出走者，也是城市的构成者，而他们联接起农民和知识分子梯度地反映出了城市化进程、城乡文化以及城乡人群之间紧密又游离的内在关联以及底层农民通往城市的艰辛与迷茫。

《吊带衫》《保卫老师》《师娘》《打捞记》等作品暴露了象征着城市文化的知识分子身心的饥渴和堕落，大学生沦为萎靡的知识分子的，从农村到城市的重要通道正在被毁蚀，城市文化能否良好地指引、充实、改善底层农民的精神生活是极可疑的；《卖豆腐的女人》也折射出城市里身体和精神双重的羸弱和空虚，反倒是农村尚能给荒芜的城市带来一线对健康而强大的生命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想象。这一系列小说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整个城市文化的堕落和荒芜，而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正能量与弱能量进行的精神剿杀和肉体侵犯，也对底层农民及其子女向外的步履提出了深度质疑。

其次，底层农民作为城市文明中的隐身者、孤独者、沉默者，则主要取象于农民进城务工。《镇长的弟弟》反映了城乡对权力的崇媚是共通的，底层农民在城市中对权力的依附和屈服更甚于在农村，在城市权力的无形压迫之下，他们的生存更加艰难、孤弱；《我们的隐私》反映了他们在城市的边缘和暗角里默默悖反了农村家园，他们是城市中正在丢失基本权力的隐身者、孤独者和沉默者，也是农村和城市中双重的被压迫者、被驱逐者和被替代者。这类务工题材小说直击农民在农村通往城市的进程里更加空无的话语权力和更为糟糕的存在境遇，而农民能否走出农村、走出暗角、走出沉默，是否走向城市便走向光明、走向自主，这也是作家所质疑和忧虑的。因此，小说中，他们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反复的往返，也揭示出了他们对农村和城市的逃遁是双重的，对农村的回归和对城市的向往也是并存的。

总的来说，不同的历史时期，农村题材小说总会有其特定的写作主题和写作视角。当下不断加剧的城市化进程中紧密复杂的城乡关系，以及农民在进城、返乡中面临的新问题，成为了农村题材写作中重大的主题。正如作家晓苏所说，“当下的乡村再不是先前那种封闭的角落……（城乡）两类人群的对流、城乡文化的互动，使得传统意义上的乡村逐渐变得开放和多元，这为我们的乡村书写带来了新的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契机”，而作家对底层农民能否真正在走向城市的过程里也走出暗角、走出沉默的紧密关注和深入探讨，也仍将是我们拭目以待的。

底层农民如何走向沉默、深处暗角，是作家在农村题材小说中不独是书写对象的问题，也是如何去处理写作技巧和持以怎样的写作态度的问题。对写作技巧与写作题材的关系处理上，很多作家由于受到西方文艺的深刻影响，热衷于颠覆传统的写作而求新求异，甚至刻意地与传统的写作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大量的模仿或照搬中不惜以形式掩盖内容，这种创作走向也就使小说应有的发展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小说应有的职能以及小说接受的群体之间出现偏差。可见，理论接受和技术处理对当前本土的小说创作土壤与阅读接受实情亦需足够尊重，以使小说职能更充分发挥、小说艺术更长足发展。而对于写作主体与写作对象之间的关系，在当前文艺界对“十七年”文学全面深刻的反思里，作家深入到写作对象内部的审视功能和发声功能也逐步突显出来。

作为写作课程教学与研究的大学教授，作家晓苏虽然对西方现作技巧和先锋写作元素也都有所接受和运用，但他还是认为“技术在小说中应该隐藏起来，退到生活的后面去，不能显得太张扬，更不能让读者只见技术不见生活”，这便与玩弄技巧或隔靴搔痒的写作保持了相当距离，相比而言，他更钟情于写一些“好的传统的小说”，因为它们虽然也讲究好的技术，但是“这些形式范畴的因素都很低调，它们默默地为内容服务，心甘情愿地当着配角”。而促成他对“好的传统的小说”的坚持，一方面是来自于他对不曾离开的那片乡土诚挚的热爱，使他不忍以技巧凌驾生活，另一方面则来自他对世界和人物较为传统的情怀，这也使他难以彻底脱离现实而进行较为形而上的、削减责任的技巧写作。

在农村题材写作里，作家晓苏的写作视角既有内部视角，也有外部视角。一方面，作为出生农村、成长于农村且至今仍深处农村的他，既是农村生活的见证者，更是农村生活的活动者，这也就促成了农村题材写作中信实、贴切的内部身份、内部视角写作，避免了外部身份、外部视角写作的隔膜与误区，而使农村题材写作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使作品发声于底层农民内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作为城市知识分子的他，对社会文化与时代弊病有着高度敏感和深刻认识，历史与现实、城市与农村、经济与文化等宏观的思考又使其对底层农民的动态生活有了更深刻理性的认识，因之也能更入木三分地以微观、个体的生命来呈现宏观、群体的存在。

这两种视角的运用既有对峙，又有交汇。从农民内部的审视视角来看，底层农民彼此之间的审视是相互独立且自有差异的，这与作家尊重他们自身的处境以及因之而产生的思维、情感、行为等方式差异是相关的，而同时，他们对自身而言是内部的观察者，而对他人来说却是外部的审视者，在作家晓苏的大量作品里，这两种视角彼此对峙又交错互补地并行于底层农民之间。而对有差异的审视的充分尊重和宏观呈现，也使底层农民走出沉默、走出暗角有了内部突破的基础。从农村生活的外部人物的审视来看，他们与农村生活或底层农民的交汇，又使外部世界的社会潮流、时代元素、价值判断等成为底层农民实现突破的契机，同时，底层农民作为城市生活的外部人物，其保守、滞后又在客观上形成对过度开放和盲目求快的城市改革所产生问题一定程度的质疑和拒斥，而城市生活作为农村的突破方向，也成为了一个亟需考量的庞大对象。而这也客观呈现了作家晓苏对城乡共生关系的理解，尤其对寻求突破的农村和亟需走出沉默的农民，城市应当认识到当下急遽的城市化进程中已有的巨大牺牲和尚需承担的责任。

内视视角与外视视角的兼容，从写作技巧来看，不独符合当前写作对象和观察主体自身身份兼容的特性，也是农村题材写作能够突破内部局限和外部不足的重要渠道；从写作题材而言，它将写作对象所赖以生存的动态背景客观呈现出来，使生存背景的特殊形态得以成为微观的个体命运之后更深刻、宏大的主题；从写作态度来讲，这种依托写作对象与现实世界的视角处理艺术，使形式退隐于现实之后，也反映了诚恳的写作态度是褪下技巧功利而承担社会责任，揭开时代暗角而寻求出路的积极情怀。

由此而观，积极而朴素的生活情怀与写作情怀，不仅仅只是使作家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和接受都充满情味生趣又不失深沉思索，也在客观上促其对写作技巧与内容持有独特的立场，这就使作家不仅将农村题材小说写得“有意思”还能“有意味”；而其居处写作对象内部大爱深悲的处世情怀与敏锐坚韧的写作主张，也催生了其农村题材小说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意义生成。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