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思维促进社会治理

《意见》将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落实，明确了辽宁省法治建设的总体要求，为辽宁省法治社会建设绘就了新蓝图。

首先，《意见》强调，要大力弘扬法治精神，有效推动全民守法。法律的重要性与核心性在于全社会存在对法律的敬畏，因此要实现法治社会建设，必须从全民的观念抓起。全民普法和守法是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需要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通过教育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使法律成为人们心目中行为的准绳和价值判断标准。当前，我国公民总体法律素质不高、法治意识淡薄、守法自觉性不强是大量消耗社会管理资源的主要原因之一。加强普法，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对于创新社会管理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为此，《意见》强调，要完善普法宣传教育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普法工作的领导，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发挥表率作用，宣传、文化、教育部门和人民团体要在普法教育中发挥职能作用。把法治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健全媒体公益普法制度，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运用，提高普法实效。

其次，《意见》指出，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改革开放后，辽宁省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社会逐渐从以乡村为主、同质性强的礼俗社会向以城市为主、异质性的法理型社会转型，整体性特征开始削弱，多样化特征日益突出。一方面，由于“单位制”的瓦解，隶属单位的“单位人”纷纷走上社会，成为分散的社会公众，政府的整合明显下降，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另一方面，公众价值观念的变化也使公众诉求日益多元化。面对矛盾，《意见》指出，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以科学立法为先导，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的制度支撑。以严格执法为保障，进一步强化政府执行者在社会治理中的权力与义务。一方面明确政府的责任边界，哪些是政府职能范畴，哪些是社会职能范畴，哪些是市场职能范畴。在明晰边界的基础上，有效控制政府执行人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使权力的运行在法制和规范的轨道上进行。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功能。因此，《意见》明确要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支持行业协会商会发挥行业自律他律和专业服务功能，减少行政干预，推进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商会脱钩。加强在辽宁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引导和监督其依法开展活动。

第三，《意见》指出，要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强化法律在维护群众权益、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权威地位，引导和支持人们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益，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因此要构建顺畅的诉求表达机制。将公众原来以体制外抗争的诉求规范到体制内表达，让事关社会能否实现持久和谐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顺利地进入公共政策程序。首先，要拓宽诉求表达渠道，单一狭窄的诉求渠道必然超负荷运行，上传信息必然拥堵，就会造成大量诉求不能传达到位。其次，要建立循环闭合的表达渠道，将公众的信息反馈上去之后还需要对合理的诉求予以有效地处理，能够解决问题，然后让公众感受到处理效果。

《意见》指出，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博弈机制。首先，合理的利益博弈机制应是重复博弈。20多年的转型过程使中国社会迅速从一个“熟人社会”转变成“陌生人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已经不再是重复博弈，而越来越像一次博弈，从事越轨行为的机会增多，而越轨之后受到惩罚的可能性减少。这种一次性博弈非常不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更无助于社会发展，因为重复博弈带来的是合作与诚信，只有重复博弈才能实现冲突与合作的共存。其次，合理的博弈机制应是对称的。如果博弈一方的话语权很孱弱，博弈能力也不够成熟，各方就不能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对话与谈判协商，无法实现对利益矛盾的自我解决。只有博弈各方的实力大致均等对称，才能就矛盾在公平的起点上进行协商谈判，有效解决利益纠纷。因此，当博弈方力量失衡时，政府需要对弱势群体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给予支持。

《意见》要求建立有效的社会整合机制。首先需要重建利益共享机制，共享发展成果，共享和谐利益。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传统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被打破，而同时成熟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并没有迅速建立起来，导致改革与发展的成本由社会的弱势群体来承担，而大部分收益都由社会强势群体垄断，因此需要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模式，调整过高收入，壮大中等收入，倾斜困难群体;建立健全的利益协调模式，通过经济协调、法律协调、政治协调、道德协调等方式，调整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并将利益补偿真正纳入制度的轨道，成为利益协调的有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