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家文化思考我们是否需要宗教

西方人总喜欢运用信仰来抨击我们，他们说我们没有信仰，他们觉得不存在的中国人是可怕的，没有底线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确，我们的宗教传统跟西方确实大有不同，西方宗教观念的演变，表现为一个从多神崇拜向一神信仰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古希腊罗马的多神图谱归向犹太教、基督教的一神境界。基督教塑造的上帝，是宇宙一切秩序、美和生命的本原。虽把上帝的权能推向了无限的领域，但对于上帝，人类还是相对独立的，具有有限的。上帝为善和爱的化身，可谓其伦理总纲，要造福于人类便是其最终目的。

在中国上古社会的思想领域中，神的超验世界的有关理念没有得到顺畅的发展，周礼展示的主要是人伦社会秩序。其“天人合一”宇宙观以为：天人同体、天人同序、天人同质。在这一宇宙观统帅下出现的百家争鸣，虽然各流派不同程度地承认天命观，但极少讨论彼岸和来世，没有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明显对立观念。儒学是一种政治伦理学说体系，为帝王统治提供了较为合意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最终由一种民间的政治伦理学派逐渐转化为一种国家的准宗教。儒教要求人们服从世俗政权制定的秩序，没有对超验的神圣价值与美好天国的追求。道教世俗化趋向也从一开始就相当浓厚，其众神都是世俗社会的反映，它的终极理想并不是神圣的彼岸世界，而是追求永生成神的途径。所以，人的生死问题是其信仰的根本原因，往往把人生的永恒与世俗生活的满足放在优先的位置。佛教在中国的历史旅程，实为不断适应世俗统治要求进行自我改造的过程。佛教与儒家思想在伦理道德方面存在比较尖锐的矛盾，不时爆发争论，数百年间时有起伏。唐朝以后，佛教在儒家的挑战面前，节节败退，妥协退让的色彩愈来愈浓烈。同时，朝廷也屡屡诏令，根据礼制强制僧尼接受儒家伦理准则的约束。这样，佛教只得全面屈服，而向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援儒入佛，宣扬儒佛合一，忠孝仁义，把儒家的价值取向作为佛教的价值取向。

由此可见，确实，中国的宗教还停留在较为原始的阶段，充满了功利和专制的色彩而缺乏终极关怀。

我觉得并不是中国人不关心宗教，而是他们更关心哲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哲学占据着相当于宗教在西方世界的同等重要的地位。中世纪的西方，人们接受教育是在教会学校，学到的是宗教知识。在中国，有条件接受教育的孩子最开始接触的是《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些书籍讲授的其实就是儒家哲学的基本理念，所以所谓的启蒙教育就是哲学启蒙。不但如此，即使是在孩童刚刚开始识字时，他们会通过识记三字经来认字，而三字经实际上就是孟子哲学思想的体现。伏尔泰曾在他的文章里把儒教学说当做一种宗教。但实际上，儒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四书》在过去或许是中国人的《圣经》，但它其中并没有神，天堂或地狱。哲学和宗教在不同人眼里也许有着不同的定义，不妨就把儒家看作是儒教，它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起到了宗教的作用。伏尔泰曾谈起中国的无神论，他认为以往西方印象中华人是无神论者是错误的观点，比如在儒家学说中，人人都信奉着一个实实在在有形的天，它主宰着人们的命运，人们崇拜他，敬仰他，就像是供奉神明一般，儒家并不是无神论者，只是它所崇拜的不是偶像人，而是一种更为抽象的万物主宰者。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天在无时无刻注视着我们，所以我们应当小心谨慎，遵从道德。但是我们的哲学之所以不同于宗教就在于，它并不是永远的遵从这天，荀子有“制天命而用之”，孔子也承认我们可以“知天命”。这样，天就不再是那么难以捉摸的了，我们可以了解它，利用它，而不是把它当做纯粹高于我们智商的神去供奉他。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的修身养性去达到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而不是需要神灵去约束我们的行为才能达到。这是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区别，儒家所倡导的不是宗教，而是人的智慧。

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信教的人会问“你们中国人没有怎么可以活下去”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觉得你们怎么可以只为了自己而活，而不是为了得到神的保佑而活，你们为什么可以有独立的价值观，自己能够管得住自己的行为，而不是靠神来管你们。也就是说，没有神，你们的灵魂怎么可以不失守？我觉得这就是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因为中国无论是儒道佛，都强调的是个人的修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子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佛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日三省其身，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这些都说明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人是为了自己活着，人必须修养自己的品德来提升人生的境界和价值，人心中要有他人、以对别人对社会的作用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

但是，实际上，能够通过这种哲学修养做到约束自己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我们需要怀有开放的态度，不信仰宗教的人要对者保持尊重，能够理解他们从宗教中所获得的心灵宁静。信仰宗教的人也不要苛责没有信仰的人，他们并不是没有道德底线，只是也许他们用哲学的手段达到了更高的自我克制和修养。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