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梁宗岱“纯诗”理论的当代意义

摘要：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梁宗岱在借鉴西洋诗学，尤其是瓦雷里“纯诗”理论和反思中国新诗创作实践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纯诗”理论，对于中国当代新诗创作实践，对于发展新诗理论，对于探究新诗的出路，都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梁宗岱；纯诗；新诗；探究

中图分类号：I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5-0072-01

梁宗岱的时代距今已有80多年来（以他学术最佳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算起），象征主义和“纯诗”运动已成为历史的尘埃。梁先生已离我们远去，但先生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与我们此时颇为相似，新诗建设的革命性任务远未完成。新诗坛曾经争议的问题至今仍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诸如新诗自由体与格律体之争；新诗“纯诗化”与“大众化”之争等历史性任务至今还没有完成，虽然先生时代探究这些问题的背景与现时迥异。

梁宗岱先生执着于新诗理论建设和“纯诗”理论探究在当时虽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当然这与当时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日本侵华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风起云涌，使得“纯诗”理论根本就没有一个得以实践的机会。另一方面，我们肯定梁宗岱先生的“纯诗”理论，但他毕竟也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先生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对于“纯诗”理论的探究，虽然借鉴于古今中外的理论和实践，但他毕竟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近乎“闭门造车”般的理想式的探究，甚至作为象征主义和“纯诗”理论中坚的梁宗岱本人也没有写出一首堪称“纯诗”的诗歌。但是，“纯诗”理论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诗坛“作诗如作文”、“非诗”、“反诗”等流弊作为自己理论的着眼点，对于改造新诗语言泛滥、“散文化”倾向严重等问题具有很好的作用，甚至对我们今天新诗的语言建设仍然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下面分别从诗歌形式、语言、内容、诗人自身建设几个方面谈他的理论探究给我们的启示。

一、象征主义诗学对于诗歌形式有着一贯的重视，从波特莱尔到瓦雷里。梁宗岱也非常注重诗歌形式方面的建设，他在《新诗底纷岐路口》中有精辟的论述：“形式是一切文艺品永生的原理，只有形式能够保存精神底经营，因为形式能够抵抗时间底侵蚀。”

梁宗岱所处时代，诗歌散文化倾向严重，“作诗如作文”、“反诗”、“非诗”等因素冲击了诗歌的文体独立性。他从这个角度考虑，注重诗歌的形式建设，对“五四”以来过于强调“作诗如作文”，“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诗的自杀政策”是一种有力的反驳。他曾说：“我不相信在艺术上有一种离开任何工具而存在的抽象的表现。一个艺术家，无论他是诗人，画家，音乐家，雕刻家或建筑家，如果他要运思或构想，决不能赤手空拳胡思乱想，而必须凭借他底特殊的工具：文字，颜色，声音或木石，――不独凭借，还要尽量利用每种工具底特长和竭力迁就它底限制。”当今，新诗仍然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新诗“文体合法性”危机仍没有完全摆脱；对新诗“百年之骗”的怀疑仍旧存在，可以说，新诗仍没有彻底摆脱梁宗岱二三十年代所总结的“拥有最多数作者却最少读者的怪现象。”新诗严重散文化倾向和不注重诗的形式等问题当今仍然严峻，“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甚至“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等现象更是泛滥。梁宗岱在二三十年代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无疑对当今的新诗建设意义深远。

二、注重语言的锤炼。象征主义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浪漫主义的纠偏，它注重诗人的匠人意识，强调经过诗人千锤百炼而成就一首好的作品，浪漫主义注重诗人的“天赋“、“灵感”。梁宗岱从新诗的实际出发，把对语言的重视提高到重要的位置。实际上，“纯诗”有关诗歌音乐性、暗示性最终都是由语言表现出来的。他从语言使用的层面上否定了文言文，提倡使用新鲜、有活力的白话文，他说：“我们也承认旧诗底文字是极精炼纯熟的。可是经过了几千年循循相同的使用，已经由极端的精炼和纯熟流为腐烂和空洞，失掉新鲜和活力，同时也失掉达意尤其是抒情底作用了。”他从古文因循几千年，不能适应现代人抒情达意的需要而否定其存在的理由，这是中肯的。诗人需要使用便于自己抒情达意的语言从事诗歌创作，而古文陈词滥调，有碍于诗人感情的抒发，故而提倡使用新鲜又活力的白话文。语言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是一时代客观存在的反应，因而不断翻新是有根据的。梁氏承认文言文经过了几千年文学语言的发展，已经成熟而趋于腐朽了，而白话文，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处于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学语言，只有在明清才得以较大发展，所以，相比于文言文，白话是相当年轻而不成熟的，但它富有生命力、表现能力强，还是应该发展的，甚至与于今天，白话文的表现力还是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在作家和群众平常的改造中获得发展，可以说，白话文作为一种文学语言，是一种历史现象不可一蹴而就。所以，我们可以说，当白话文作为一种文学语言成熟的那一天就是新诗成熟的那一天。

三、内容。实际上，“纯诗”理论是把形式和内容放在同一层面上来关注的，它强调内容与形式的契合，在《谈诗》中，梁宗岱对内容和形式之间关系作出精辟的论述，“在创作最高度的火候里，内容和形式是像光和热般不能分辨的。正如文字之于诗，声音之于乐，颜色线条之于画，土和石之于雕刻，不独是表现情意的工具，并且也是作品底本质：同样，情绪和观念――题材和内容――底修养。锻炼，选择和结构也就是艺术或形式底一个重要原素。”{3}在梁宗岱看来，形式和内容在创作中是不可分离的，如“太阳的光和热般不能分辨”他对诗歌形式内容的论述至今仍可以看作是形式内容方面论述的精华。他在“纯诗”的定义中直截了当地说，“所谓纯诗，便是摈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然后他又补充说：“这并非说诗中没有情绪和观念；诗人在这方面的修养且得比平常深一层。因为它得化炼到与音韵不能分辨的程度。”

四、诗人自身的建设。诗歌创作是诗人的创作性工作，与其自身素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大体来说，诗歌创作需要诗人的“天赋”、“灵感”。但是，诗歌创作作为一项整体性的活动，与诗人平时生活的积累、诗人自身知识涵养的长期积淀之间也存在某种潜在的、根本性的关系。当代，诗歌创作“拥有最多的作品却最少数的读者”，与诗人素质的匮乏以及其作品的平庸不无关系。诗歌是诗人生活体现的反应和知识积累的飞跃，瓦雷里生活积淀二十年，才书写出文采飞扬的美文《年轻的命运女神》，而当今诗人，可以在一个月二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里出一本诗集；更有所谓的“神童诗人”，三四岁就出诗集，然后接着就是媒体的炒作；……这些现象从某种程度来说违背了诗歌创作的原理，也“棒杀”了一批所谓的“神童”诗人，结果就是低俗之作、庸作泛滥。梁宗岱在三十年代所提倡的“纯诗”运动，无疑对于当时新诗坛“非诗”、“反诗”的倾向是一种很好的纠正。梁宗岱说：“我以为中国今日的诗人，如要有重大的贡献，一方面要注重艺术底修养，一方面还要热热烈烈地生活，到民间去，到自然去，到爱人底怀里去，到你自己底灵魂里去，或者，如果你自己觉得有三头六臂，七手八脚，那么，就一齐去，随你底便；总要热热烈烈地活着。固然，我不敢说现代中国底青年完全没有热烈的生活，尤其是在爱人底怀里这一种；但活着是一层，活着而又感着是一层，感着而又写得出来是一层，写得出来又能令读者同感又是一层……于是中国今日底诗人真是万难交集了。”{4}此段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梁宗岱注重诗人自身的建设和生活体现的丰富，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借鉴意义。

注释：

{1}梁宗岱.梁宗岱文集・Ⅱ[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159

{2}梁宗岱.梁宗岱文集・Ⅱ[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323

{3}梁宗岱.梁宗岱文集・Ⅱ[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295

{4}梁宗岱.梁宗岱文集・Ⅱ[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