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讨薪人的胜算与风险

“没经历过讨薪的人，可能觉得这是一个理直气壮的事情。可实际操作过程里，我们却像是在灰色地带徘徊。”河北省一家“农民工讨薪服务中心”负责人周全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对自己的工作如此形容。

面对故意耍赖 走法律途径成本太高

周全先生今年只有36岁，但头上已经有了明显的几缕白发。他本身是学法律毕业，在28岁那年怀着服务社会、体现个人价值的理想，和另外两个同学一同成立了一个专门帮助农民工讨薪的服务公司。

最初的理想是，通过专业的法律服务，既维护了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同时也有一份让自己感到欣慰的收入。可真正进入这一领域后，一切都和他想的不一样。

周全说，起初他们确实是想依靠法律来解决问题，也曾几次尝试。有一次，有12位来自安徽省的农民工，在工程完工后，讨要拖欠的两个月工资，总金额13万元。周全了解情况之后，觉得农民工手中有白黑纸字的用工合同，而且用工单位有正规法人资质，财产不能轻易转移，可以直接和对方摊牌——不给工钱就走法律程序。

他满怀信心地代表农民工去和用工单位谈判。结果谈判只进行了30秒，对方只说了一句话：“爱上哪告上哪告。”

周全也来气了，决定正式，但没想到这官司一打就是一年半，成为被告的佣工单位在法庭上竟然全盘当初的佣工合同，称原告是通过第三方签订的用工合同，甚至对农民工手中持有的“拖欠工资凭证”上的公章也矢口抵赖。

周全不得不重新收集证据，但漫长的时间里，十几位农民工却拖不起，只留下一个人，陪着周全四处寻找当初的第三方等证据。几次开庭，用工单位不断提出新的理由耍赖。直到时间过了一年半，周全终于崩溃了，重新让所有的农民工坐在一起，商讨之下，接受庭外调节，用工单位按照应付金额的70%给付拖欠工资。

“只要回来9.1万元，可实际算下来，整个讨薪的过程，十几位农民工的路费、住宿、走法律程序的费用，合计花了2万多元。如果算上农民工的误工费，整个讨薪花费接近5万元，要回来的9.1万实在是太亏了。”周全说，那次讨薪结束后，这十几位农民工对他毫无感谢，甚至恶语相向，他也根本没好意思要什么劳务费。

周全向记者出示一份国内某大学撰写的《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其中提及，农民工讨薪维权过程平均每人至少要花费920元成本，周期要11天至21天。折合误工损失 550 至 1050 元。如果是走法律程序，这个人均成本将在 3420 至 5720 元之间。

“因此，经过多次尝试之后，我们如今的操作方式，基本上已经很少用申请劳动仲裁或的手段了。”周全说。

讨薪依靠出奇制胜 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在讨薪历程中，农民工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缴付不起高昂的维权成本，在城市体系中没有发言权，对相关法律法规不了解，不懂得保存对自己有利的依据。因此，虽然周全的“农民工讨薪服务中心”是一个需要收费的企业，虽然并不是每次都能讨薪成功，但仍不断有农民工群体慕名找到他们，希望他们能另辟蹊径。

周全说，如今他们公司在受理业务时，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讨薪，一种是通过行政手段维权，只要农民工手中有较为完整的合同、手续、工资欠条，且欠薪企业是较为正规的施工队或企业，“讨薪服务中心”会在充分了解情况后，和讨薪群体的领头人一起，到劳动监察部门去举报、申诉。“讨薪服务中心”在很多环节上更有经验，更知进退取舍，什么样的情况该去什么样的部门都心中有数，取得的效果也相对不错。

而另一种则相对复杂，且又是最常见的。很多时候，讨薪的农民工手中没有任何劳动合同，只知道上面有个包工头、包工头上面还是包工头，连开发商的人都没见过。工资拖欠之后，要么是包工头消失，要么是包工头也被拖欠一样是受害者。没有证据开发商拒不认账，站在偌大的城市里叫天不应，呼地不灵。

“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采用出奇制胜的手段了。”周全说，他经常看到网上有“开新闻会讨薪”、“拜河神讨薪”、“讨薪”之类的新闻，其实类似的方法经常被他们采用，只是他们相对低调。

说白了，这种方法就是用出奇制胜的招数，在不扰乱社会治安、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引起企业和整个社会的关注。

周全常用的办法是组织农民工在用人单位的庆典时“散步围观”、组织农民工在楼顶“开会”，带领农民工在相关部门门口发材料等等，并积极和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沟通，争取报道引发关注，给欠薪单位施加压力。

2012年8月，一家私企老板欠下70多名工人百余万的工资，周全四处打听，终于得知了这个老板的家庭住址，组织了30多名工人，在其住宅园区的大门外（物业不让进大门）“散步”。警察随后到场，了解情况后要求疏散。他们立刻撤离，但第二天又来聚集，这位老板知道自己家庭住址被农民工掌握之后，不得不同意支付所欠工资。

2013年1月，为追讨一家商业大厦拖欠19名农民工的工资，同时为一位在施工中受伤致残的工友讨要医药费，周全和19名农民工顶着寒风爬到商厦楼顶“合影”，在楼顶一待就是三个多小时，相关部门到场后，现场办公将问题解决。

2012年6月，在周全等人的帮助下，50多名民工在一家刚刚开盘的楼盘售楼处内排队，排在所有真正买房人前面，并要求售楼员带其看房——该楼盘开发商拖欠这50多名农民工的工资已经一年多，讨薪群体只好以这种方式施加影响，经过反复六天的交涉和“看房”，50多名农民工拿到了拖欠的工资。

“但这种方法具有很大的风险，我们每次做都非常紧张，尽力保证局面不失控，唯恐农民工一时冲动，跨越了法律的界限。”周全说，往往在号召农民工去“散步”时，要反复强调不能和人吵架，即便对方保安有推搡动作也决不能还手，否则就变成了恶性事件。

周全掰着手指说：“不能损坏或偷盗对方财物，不能和对方起争执动手，不能在对方的室内赖着不走，不能围堵当事人。总之，我们要尽量控制住农民工群体，让他们不做超越法律之外的事情。但这很难，农民工素质参差不齐，有时农民工在现场情绪非常激动，没法控制，因此说到底，这种非常规的讨薪方式具有一定风险，一旦出了事，我们又是策划者，责任非常大。很多时候，我这个学法律的人都很担心自己的球有些过分了，我们也不想这样。”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周全为化名）

讨薪不能仅靠法律和相关部门

作为职业讨薪人，周全认为，想解决农民工的讨薪难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法律手段或相关部门的行政手段。

“我学法律出身，知道任何法律都是技术性的手段，再完善的法条也会有漏洞可钻，因此即便法律进一步完善，其他领域不完善，农民工的讨薪仍会很难。”周全说，至于行政手段，现在很多城市也开通了“农民工讨薪绿色通道”、“讨薪快速仲裁”等，但从他从事职业讨薪这么长时间的经验来看，这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讨薪难的问题。

周全认为，从长远来看，首先应该提高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地位，让外来务工人员在用工合同、劳动保障方面有更严格的制度；第二是在农民工中普及维护自身权益的知识，让农民工能够主动索要用工合同、保留相关凭证，作为日后维权依据；最后一点，则是对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给予严厉处罚，让这些欠薪企业承受更大的损失。只有在整个社会形成一个良好的风气和环境，才能让农民工的权益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