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发挥新兴经济体作用

当前，各国经济发展的形势出现了分化。美国原本是金融危机的策源地，但它利用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通过连续几年的量化宽松转嫁了经济危机，目前呈现一花独秀的局面；欧洲尽管实现了货币统一，但是由于财政政策不统一，产生了新的矛盾，陷入债务危机的泥潭难以自拔；亚洲过去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但是由于内部出现了新的矛盾问题，经济发展的势头正在减弱。

从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看，增长乏力、需求疲弱、增长态势分化等问题仍十分突出。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尝试了很多政策，普遍的做法是大量实施QE。这些政策尽管带来了短期的效应，也导致了新的问题。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解决。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失衡的结果。目前世界经济仍面临失衡挑战，并且这一不平衡仍在持续：欧洲面临福利制度、社会投资过度和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等问题；美国经济尽管开始复苏，但金融业过度发达、制造业发展不足、消费过度、国民储蓄不足等问题仍十分突出，短期内很难改变；日本经济又下滑，安倍经济学未见真正成效。

目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只有3.1%，比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低1.8个百分点。按照以往经验，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年均增长速度一般高于GDP增长速度2～3个百分点。而根据IMF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为3.1%，WTO预测2015年全球贸易增长将达到2.8%，这已是连续3年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长。这表明，全球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仍面临增长缓慢的挑战。

当前，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和转折。次贷危机标志着“危险平衡”的破裂，世界经济进入了大调整期，而且可能比原来预计要长，更加艰难。过去经济危机调整期大概需要5年左右。从现实情况来看，这次危机虽然过去了7年，但恐怕还要再过5年，全球经济复苏艰难曲折。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

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可比价格计算，仍比2015年同期增长6.9%。其中，第一、第二季度增长了7%，第三季度为6.9%。中国经济整体平稳的基本面并没有变，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也没有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10万亿美元经济规模基础上取得的，是在高基数上实现的增长。目前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相当于5年前的1.5个百分点，相当于10年前的2.6个百分点。

郑永年认为，横向比较看，中国面临很大困难。但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比其他国家状况要好很多。尽管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会起到很好作用，仍会对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目前中国不仅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在新兴经济体中分量最重。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产业经济所所长杜传忠认为，正在孕育发生中的新工业革命将对包括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在内的全球竞争格局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互联网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已经或正在对新兴经济体经济转型的主要方面产生着重要影响。比如，对产业转型升级、经济运行与管理模式、企业组织结构、商业模式等等产生重要影响。这在印度、中国等表现尤为突出。他强调，新产业革命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应对的好，将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实现与发达国家的并行发展，甚至带领某些领域实现“弯道超车”。

新兴经济体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目前中国是美国第二大出口市场，如果美国不借助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很难实现繁荣。目前新兴经济体正在努力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对发达国家资金、技术有巨大的需求。同时，也具备了对欠发达国家投资的能力。

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出现新的变化。二战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开放加快发展，发展中经济体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过去五年发展，仅中印两国对世界经济的增量贡献接近45%。中国曾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过去五年贡献了1/3。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将给沿线发展中国家带来贸易投资增长的重要机遇。按照2012年的水平计算，这个地区贸易占GDP的比重达到35%，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这表明贸易的合作增长出现了新机遇，对稳定这个地区的增长和提振全球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他指出，周边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巨大，经过测算，2015～2020年投资需求将达到6.6万亿美元，2015～2025预计将达到14.3万亿美元。长期来看，需求潜力可能更大，蕴藏着巨大的贸易和投资机遇。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蕴含中欧贸易的巨大需求。预计到2020年，伴随着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发展格局的形成，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会在现有规模上翻一番，新增半个欧盟人口左右、并有一定购买能力的消费群体。这不仅将为中欧合作拓展巨大空间，也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面临挑战

新兴经济体想要发挥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需要有效应对目前的一系列挑战。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朗哈默尔认为，目前新兴经济体国家主要面临两大类问题：一是结构性问题，二是周期性挑战。结构性问题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增长效率低下，需要更多资源才能保持同样的增长。第二，增长瓶颈问题，比如环境、制度、资本形成等。第三，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推动型转向消费推动型增长和服务型增长。第四，下一代的利益，经济增长需要考虑后代的利益。

周期性问题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央行的货币政策导致的问题，长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给新兴市场带来了风险，导致了短期资本大量流出流入；二是汇率问题。1997年金融危机根源是汇率出现了问题；目前汇率已经出现了更大的问题。三是资产泡沫问题，投资项目缺乏商业可持续性。

从现实情况看，拉丁美洲国家、原材料出口国家如巴西、俄罗斯等面临着周期性问题的挑战；而中国则面临着结构性问题的挑战，推进经济转型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尽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的比重不断上升，但是这种格局的演变，恰恰是在全球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并不是理想的演变格局，南北失衡的状态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新兴经济体面临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利影响

多边合作进程是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最大的增长来源。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开放的环境促进经济增长。现在多边进程受阻，局部性自贸区协议成为主流。尽管自贸区是推动开放的，但是这会加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美国试图通过打造高标准的伙伴协定创建新竞争优势和增长动力，这样的标准不适合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

目前美国积极推动的TPP主要针对的是亚太地区，但是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没有进入TPP。他认为，这个贸易组织是不完善的，也很难持续。TPP很可能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一个扩大版，把这些国家的经济等级化，把经济等级制度化。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TPP，需要高度关注，但不能太乐观。一旦这些国家对美国形成了结构性的依赖，就很难改变。

当前，G20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一方面，G20是一个非常好的危机管理机构，但是防止危机的作用不足；另一方面，G20议程多，内容杂，影响了在经济领域的作用。目前美国正在紧缩银根，未来英国、欧盟、日本等国也会仿效。各国只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并没有实现全球宏观经济合作。这对新兴经济体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发挥新兴经济体作用

主席在土耳其G20峰会期间指出，世界经济发展原有模式动能已经耗尽，需要新思路、新模式，说得很精辟。全球治理出现同样的问题，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总体实力上升，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出现很大变化，全球治理也需要新动力、新思路、新模式，需要深入调整，以适应形势的重大变化。

全球治理体系调整的注意力目前集中在中国身上。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自身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内治理又有许多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更在于中国发展壮大所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集体崛起标志着全球治理出现了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的历史性转折。世界在变，全球治理体系需要相应的改革和变化。

2016年9月，中国作为G20主席国在杭州举行的G20峰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国际社会寄予厚望。主席主持了峰会，就全球治理问题展开世界最高级别的对话，就创新经济增长方式、更高效地开展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推动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实现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等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议题展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深入讨论、磋商，并做出了引领世界经济金融新发展的重大决定，为世界经济创新增长增添新动力。

那么，要实现上述目标，如何有效发挥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呢？

一、近几十年以来，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内，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与以美国推崇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十条“华盛顿共识”的竞争事实上始终存在。竞争结果现在看得很清楚，奉行“华盛顿共识”等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无一不陷入“发展陷阱”，陷入治理失败、经济落后的困境；而借鉴中国发展模式和经验的国家，特别是中国的一些邻国，享受了中国发展的“红利”，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在G20等国际舞台上，全球治理思想和理论的更新需要更多的借鉴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成功创新和实践。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采取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并不断根据形势变化予以挑战、完善，才有了今天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幸福的美好生活。中国自1981年至今，已经带领7.28亿人脱贫。中国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如此接近！

而华盛顿共识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产物，最早于1989年系美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提出，1970和1980年代成为美西方推崇的政策，其要害是彻底的私有化、彻底市场化（政府越小越好）、彻底资本化。由此产生的社会政策为“滴水”，即富人消费，“滴水”下来惠及穷人。这些政策显然有利于资本和保护资本的保守政党。凡是自觉或被迫奉行此共识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均遭噩运，经济下滑，国民财富缩水，政治动荡。

二、全球治理包括金融治理需要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相应加快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的转变，其架构和体系都应该做出调整，以增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和决策权。换言之就是要更大发挥这些国家的作用，为全球治理注入新鲜血液，包括新思想、新理念，使之更加公正、公平、合理，并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国际新规则制定、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的完善、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改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稳定机制的建立和定价货币的多元化尝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体系的进一步改革，所有这些都应予稳步、扎实地推进，以反映世界政治和经济版图的“大趋同”变化。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匹配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现在全球治理体系到了需要“动手术”的时候，等待拖延都将造成世界经济的停滞和增长“失速”。G20可以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是积极之举，并非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而是修补调整，使之更加完善、更有效率。

三、这次G20杭州峰会把发展问题正式列入议程，表明各国特别是G20成员积极响应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2016～2030”，将在落实SDGs方面开好头，制定高标准、严要求的国别标准。

重视发展问题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一直在联合国和G20予以积极推动，并且身体力行的。在实现2000～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方面，中国是做得最好、最实的。不仅如此，中国还通过南南合作的渠道尽力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MDGs，对外援助在世界总量持续下滑之际不断增加，仅中非合作基金就超过100亿美元，可以自豪地说是尽到了国际主义、全球主义的义务和全球性大国的责任。

重视发展问题起码在两个方面可以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一是促进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强劲增长。这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经济基础。事实证明，没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集体发展，就不会有世界经济的整体可持续、平衡发展，所谓世界经济“失衡”就难以消除。在亚洲大陆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上，近年来非洲大陆经济年均增长逾5%，再次表明新兴经济体的力量不可小觑，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火车头。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总体“内顾”，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

二是全球化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这不仅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必须在工业化国家内部“工人阶级”或“中产阶级”实际收入几十年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占领华尔街”、“1%与99%”之争、中产阶级与精英的矛盾激化，都凸现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目前，在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出现的“反全球化”思潮和民粹主义上升，是这一深层次矛盾的表象反映。美国和欧洲国家民粹主义思想不仅占据一席之地，而且已经开始政治化或者说政党化，代表老百姓民粹思想的政党及其代表人物登上政治舞台，获得越来越多的选票和议会席位。可以预计，不久的将来，这些政党在一些国家掌握政权很可能成为现实。这不但会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态，也会影响全球化进程和全球治理体系和理念的变化。

只有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在经济增长基础上更加重视社会分配的公平、公正，才会使全球化进程继续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中国领导人近年来提出的“一带一路”就是基于这样的深层次考虑，希望中国与沿线国家以及欧洲、非洲、北美、拉美国家都能从中获益，用主席的话来讲，要有“获得感”。最终建立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走出一条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合作的新路、新模式。

现在面临的挑战则是把G20转变成具有决策力、执行力、协调力的长期性全球治理机制，充分发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积极性和正能量，以推动世界秩序的顺利过渡。这就需要在G20范畴加强包括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在内的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给予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制定国际经济规则方面更多的话语权。世界在迅速变化之中，全球治理体系也要变化，以适应形势，跟上历史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