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清代不同省会城市的发展

摘要：省会城市集某一区域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于一体，其发展呈现出比一般州县城市明显的优越性。但中国地域广阔，不同省会城市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发展呈现出各自的特点。本文将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以西北地区的省会城市和西南地区的两大省会城市作比较，以探讨其发展规律。

关键词：省会城市；兰州府；成都府；不平衡性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2

一般来说，省会城市为一省之中心，或某一区域之中心，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有利条件于一身，其发展呈现出比一般州县城市明显的优越性。正如何一民教授所言“由于省会城市大多拥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经济基础，并且历史悠久，在成为省会之前多是行级别较高、规模较大、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在成为省会以后 ，获得较好的发展，因而省会城市成为中国大城市的主体，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城市大部分都是清代的省会城市，这些城市是中国现代社会变迁的重要载体，也是透视明清以来中国城市的最佳窗口。”①但也应该注意到，不论从历史的纵向还是从区域的横向上来看，不同省会城市的发展具有其不平衡性。

本文选择西北地区的省会城市兰州府和西南地区的成都府进行比较，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两府同处于中国西部地区，尤其共同的地域特征，与东部沿海城市有明显的不同；二是从宋朝开始中国的城市发展呈现出了“西不如东，北不如南”的发展特征，兰州府处于北方，而成都府处于南方，具有横向的可比性。

一

兰州府和成都府在清朝并不是一开始就设立为治所的，兰州府于“康熙五年（1666），甘肃巡抚移驻遂为省会。”②而成都府也是“康熙四年（1665），四川省会才由保宁重迁回成都。”③可以看出，两省会的设置都是经过变更以后确立的，而且其设立的时间相近。但是，兰州府确定为陕甘总督兼甘肃巡抚的治所，是因为其居中的地理位置；而成都府的设立则是因为其经济地位的重要性，成都府是在经过明末战乱修复后重新从保宁府迁回的。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同作为省会城市，其城市发展都具有明显的政治职能优势，但其设立之初的城市功能是不同的。

城市的建设和布局也是衡量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方面。兰州府城“自隋初筑于皋兰山北，少西滨河……洪武十年，指挥同知王得增筑……宣德间……城西北起至东筑外郭……正统十二年又增筑承恩门外郭……宏治十年……又筑东郭外墙……。”④可以看出，兰州府城的选址是依山傍水的，而且历史悠久，清朝时期府城的建设和规模都是在隋朝建设的基础之上完善的。而成都府城则经历了明末张献忠大顺政权的严重破坏，府城残破不堪，“康熙三年至七年（1664―1668年），成都府城经过重建，重建大城城垣……”⑤清朝的成都府城是重新修建起来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成都府城的格局是“城中有城”，即康熙十九年（1710年），四川巡抚年羹尧遵照皇帝谕令，在成都大城西垣内新筑一城，以驻八旗官兵。此城名为“满城”，习惯称为“少城”。也就是说，成都因其日益增多的八旗兵的驻防，在成都府城之中，筑起了另外一座城府，两城并立。这是兰州府和成都府城在城市建设和格局中的差异。

据清朝陈士桢修、涂鸿仪编辑的《兰州府志》计算，道光十年，兰州府所辖六县共有户数32.7124万，人口数242.5493万人。这一数据显示，兰州府的人数是庞大的，当然，这些数据是包括六县的人口，并不是兰州府城内的人数，但也可以大致看出其人口数额的庞大。成都府城的人口数则经历了较大的变革，据《古今图书集成》第108册《成都府部》记载：“本府实在民户三钱六百六十户，男妇七千二百一十二口。”成都在在经历了大顺政权后，人口骤减，在清朝政权稳定后，人口才开始增长，根据清朝嘉庆《四川通志》的户口统计，以成都府所属州县范围合计，当时户总数为105.9763万户，人口为364.7127万人。⑥可见，成都的人口增长速度很快，在经历了人口的大幅下降后，新增长的人口远远超过了兰州府。

“兰郡固自昔用武之地，府山带河控扼边塞，汉唐以来西陲之地，叛服扰定未有不视为金城（兰州）为进退者也。”⑦兰州府的最初设立就是因为其军事地位的重要性，虽然地处西部边疆地区，但是却扼守整个边疆地区，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兰州府的城市发展也因其重要的军事地位而发展，“兰州城守营参将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三员，经制外委四员，额外外委三员，马步守兵共五百九十三名，马一百四十七匹。”⑧

成都府的设立则是其优越的经济条件。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实行地丁制度以后，成都地区很快成为全国最稳定的粮食产销大、雍正五年（1727年），由于粮食连年丰收，稻米价格低廉，“川省之米，三钱可买一石”，湖广、广东、江西等省人民“因本地歉收米贵，相率而移四川者不下数万人。”⑨清朝时，成都的农业经济发展位居全国前列。而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成都经济繁荣的一个表现，成都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成都蜀绣、金银器、玉器、漆器、木器、工艺品、造纸、刻印书业、制革、染料、制酒等手工业产品都有新的发展。另外，“成都经济息息相关的农村市场，是清代成都商品经济流通的一个重要方面。据统计，乾嘉时期，成都府所辖16个州县，共有大小场镇61个，嘉庆年间达到163个。”⑩成都府周边的场镇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与成都府城的经济形成了经济网络，每个县作为一个区域市场，完成特定范围的商品流通种类和数量，构成商品市场的周转过程。“一三五八四门场，马负肩担总杂粮。买得纸花红织带，歌呼归去称斜阳。”B11这段竹枝词出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任绵竹知县的陆箕永之手，是他在县属场镇逢场日的纪实之作，可以看出场期错落，城乡农副产品交易十分活跃。

二

从第一节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兰州府和成都府的城市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从城市的功能来看，兰州府的军事战略地位是首要的城市功能，并依托军事而发展城市建设、农业、贸易流通、文化教育等。而成都府的经济功能则是首要的，成都府的城市因为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商品贸易的流通而发展，城市的发展因其经济和周边地区经济的活跃而变得快速和充满活力。

从城市的构建布局来讲，成都府有其独特性，即有“城中之城”的满城存在，这是城市布局的独特现象。之所以存在满城，则是因为成都地处西南少数民族边疆，设置满城是为了满足大量驻防八旗兵的需要。

从省会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影响来看，成都府具有更大的辐射能力。正如何一民教授所说的“中心性”，即“不同省区的省会城市在各自省区内发挥的作用是有区别的 ，换句话讲，即不同的省会城市的中心性是不同的。中心性是衡量中心地等级高低的指标，它是指中心地为其以外地区服务的相对重要性，代表了中心城市扩散能力的大小。一般讲来，在省区范围内省会城市是等级最高的城市，它的影响范围达到整个区域，为整个区域提供货物和最好的服务。因而省会城市多处在市场和交通网络的中心位置 ，是区域城市体系的中心城市，在区域城市中居于核心地位，省会城市往往通过其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外部效应等作用对周边区域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带动作用。”B12成都府周边有数目众多的场镇，场镇既为成都提供经济产品，同时又是一个经济场域，成都可以看作一个“中心市场”，而众多的场镇可以看作是“基层市场”，正如李德英教授所言：“对成都平原农民而言，乡村集镇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B13可以看出，成都府与周边地区存在一个良性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成都府从周边地区获得了经济发展需要的能源和产品，另一方面，周边的农村地区也从成都府获得了发展的动力，两者相互依存有相互促进，属于同一个互动关系良好的经济网络中。而对于兰州府来说，则缺乏这样的周边农村市场网络。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有其国家政策的影响，作为省会城市，都受到国家政策的优待，是某一区域优先发展的地区，兰州府和成都府在这一点上都是共同的。但是，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其发展则是不平衡的，主要表现在人口、城市布局规划、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综合来看，成都府因其与周边乡村地区良性的经济互动，而呈现出城市经济发展繁荣的景象；而兰州府与成都府相比，缺乏这种良好的经济互动，城市的发展较为局限。或者可以说，成都府在清初恢复了城市建筑和人口规模后，其城市发展走上了一条经济优先发展的路径；而兰州府却局限在军事地位的显赫中，其城市内部的发展本身就呈现出不平衡性，即军事的重要性并没有很好地带动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

[2]隗瀛涛：《中国近现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

[3][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北京：中国建筑出版社，2005.

[4][清]陈士桢修，涂鸿仪编辑：《兰州府志》[Z].道光十三年刊本，卷三，建置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

[5]张莉红、张学君（著）：《成都通史・清时期（卷六）》[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

[6]韦国民：《中国区域城市发展不平衡的历史考察》[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5（04）.

[7]李德英：《民国时期成都平原乡村集镇与农民生活：兼论农村基层市场社区理论》[J].四川大学学报，2011（03）.

[8]何一民：《省会城市史：城市史研究的新亮点》[J].史林，2009（01）.

注解

①何一民：《省会城市史：城市史研究的新亮点》[J].史林，2009（01）.

②[清]陈士桢修，涂鸿仪编辑：《兰州府志》[Z].道光十三年刊本，卷一，地理志（上），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

③张莉红、张学君（著）：《成都通史・清时期（卷六）》[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

④[清]陈士桢修，涂鸿仪编辑：《兰州府志》[Z].道光十三年刊本，卷三，建置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

⑤张莉红、张学君（著）：《成都通史・清时期（卷六）》[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

⑥李世平：《四川人口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⑦[清]陈士桢修，涂鸿仪编辑：《兰州府志》[Z].道光十三年刊本，卷六，武备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

⑧[清]陈士桢修，涂鸿仪编辑：《兰州府志》[Z].道光十三年刊本，卷六，武备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

⑨王纲（编）：《大清历朝实录四川史料（上册）》[C]成都：电子科技大学，1991.P316

⑩张莉红、张学君（著）：《成都通史・清时期（卷六）》[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P198

B11[清]王培荀：《听雨楼随笔》[M].成都：巴蜀书社，1987.

B12何一民：《省会城市史：城市史研究的新亮点》[J].史林，2009（01）.

B13李德英：《民国时期成都平原乡村集镇与农民生活：兼论农村基层市场社区理论》[J].四川大学学报，20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