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史料中记载唐王统失实处所反应的藏史家的父子传袭观

时间:2022-09-06 05:42:07

摘要:在汉藏交流的历史上,汉地对藏地的记载已被学界广泛的认可,从而利用这些材料来研究汉藏互动的相关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藏文中对于汉地的记载,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对于研究者来说,藏文中记载的汉地史料多有失实处,且在叙述过程中夹杂了大量的佛教化的语言和逻辑,不易作为研究汉史的资料。但,我们可以研究藏史家在记载汉地史料中的失实之处,来探讨藏史家在选择相关汉地史料和编撰史书中所体现的某些历史思维的倾向性。本文,拟从藏文史料中记载的唐王统中的失实处,来探讨藏史家在其中所反映的父子传袭的王位继承观。

关键词:藏文史料 唐王统 藏史家 父子传袭观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1

在后弘期的藏文史料中,有大量关于唐朝资料,而在这些藏文史料中是如何选择汉地史料和运用汉地史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在记载中原唐朝时,藏文史料则细致的记载了唐朝的王位继承和其他相关史实。其中以《红史》、《汉藏史集》和《青史》为代表的藏文史料,不仅是详细的记载了王位的传承顺序、新帝的登基时间和退位时间,还记载了一些新帝的史实。梳理藏文史料中的唐朝王位传承系统,可以明显的发现,藏文史料与汉文史料存在较大的出入。

一、藏文史料中的唐朝王统

在后弘期藏文史料中,记载唐朝王统的史料有《红史》、《汉藏史集》和《青史》。众所周知,《红史》的成书时间约为1363年,它是比《王统记》还要早的后弘期藏文史料,其作者为蔡巴贡噶多吉。此书历来为藏族先辈史家们所重视,在后来的诸多藏史中多收录《红史》的唐书吐蕃部分,视其为唐蕃双方同期编写的资料。据三种藏文史料的成书时间和内容来看,其记载唐王统多半以《红史》为源头。

梳理《红史》、《汉藏史集》和《青史》中记载的唐朝王统记载的王位传承系统和相关史实,发现藏文史料中记载的传承系统大致内容是一致,但是却与汉文史料之间的出入较多。以汉文史料为标杆,梳理出藏文史料中的失实处,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二、藏文史料对唐朝王统记载的三方面失实

(一)记载时间方面的失实

在三种藏文史料所记载的唐朝皇帝,其记载的内容为皇帝的登基时间、去世时间和其他相关史实,但其记载的时间与汉文史料有差异。这里所用的汉文史料是以新旧《唐书》为代表的汉地官方史书。藏文史料中记载时间的失实处这多半由于汉藏历法互换存在的误差、汉藏地理距离过远而造成的信息滞后以及主观的记载失误造成的。

(二)忽略帝王方面的失实

在《唐书》中,无论新旧,对于唐王统的记载均是有二十一帝,即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和哀帝。而藏文史料《红史》中数量上记载二十一个皇帝是正确的,而内容上则遗忘了一个皇帝,导致了以后的藏文史料中记载的唐王统依然缺少了这位帝王――唐敬宗李湛。

(三)记载帝王死因方面的失实

在三种藏文史料中对于唐王统的记载中,对唐皇帝的驾崩之期都有着记载,然对于唐皇帝的死因却只记载了一位皇帝――唐穆宗。在《红史》和《青史》中记载唐穆宗是“被大臣所杀”。而此事,在汉文史料中是没有记载的。以《旧唐书》为代表的汉地官方史书中,记载穆宗驾崩为:“壬申,上崩于寝殿,时年三十。群臣上谥曰睿圣文惠孝皇帝,庙号穆宗。①”分析汉地资料,唐穆宗应为自然死亡,即非暴力死亡。故藏文史料《红史》和史》中所记载的唐穆宗被杀一事,应该是误记。

三、藏文史料记载唐王统的失实处所反应的藏史家父死子继的观念

在以上藏文史书中记载的失实,从更深层次分析,从失实处的描写可以探讨藏史家的某些历史思维。从时间上出现的差异来看,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个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二是公元9世纪20年代。

在公元7世纪末和8世纪初,藏文史料记载的失误主要是武则天前后期的帝位更迭,它只进行了简单的记载。由汉文史料可知,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唐朝的王位继承体系为高宗、中宗、睿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但是藏文史料之间忽略了武则天称帝前的中宗和睿宗,只是记载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这样的传承顺序。公元9世纪20年代的唐后期,由于宦官势力的膨胀和藩镇割据的加强,导致唐朝王权衰落。在此时期内,王位传承的混乱程度比上一阶段还要严重,在穆宗之后,其子敬宗、文宗、武宗三兄弟的相继即位,再后是穆宗的兄弟宣宗即位,而藏文史书则记载为穆宗、文宗、武宗、穆宗的相继即位。

如此混乱的王位传承,使得后弘期的藏史家在使用汉地史料的时候,没有完全理解或曲解了汉地史料的意思,导致了在编撰唐朝王统时出现出现了两个重大的失误,其一,误记穆宗之死因;其二,忽略了敬宗。

藏人的王统父死子继观念,受到藏人本身历史的影响。有学者统计,“吐蕃史上的41代赞普之中,除了3位之外其余都是父子传袭,都是王子从父王手中接过政权登上了赞普宝座。②”在这三起非父子传袭中,一是松赞干布死后,其孙子芒松芒赞即位。本质上这次的传承并没有违背父死子继的传统,因松赞干布的儿子贡松贡赞早死,因而有其子芒松芒赞即位。二是牟尼赞普死后,其兄弟赤德松赞即位。三是热巴巾死后,其兄弟朗达玛即位。由此可知,在藏史家所熟知的自己的历史中,王位的传承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占主导地位的父死子继;二是鲜有的兄弟传承。在兄弟传承的时期,吐蕃王朝时局动荡,最终在从弟弟之后继承王位的朗达玛时期,吐蕃王朝崩溃瓦解。藏史家不可避免的将反传统的兄弟传承和兄弟传承的产物――吐蕃王朝灭亡结合起来,造成了其历史思维中根深蒂固的父子传袭观念。

可以推论,由于藏人在自身历史上表现出来的父死子继的传承观念,影响了他们在抒写其他国家的传承问题时的态度,可能把那些汉文史料失实的部分与父死子继的观念结合起来。当父死子继这一传承顺序在唐王统中得不到传承之时,藏人对此段历史描写的出错率非常高,并且出错的方向也是在维护父死子继的观念。

综上所述,藏文文献中以《红史》为代表的史料,对汉地唐朝的王统进行了细致的抒写,而在其构建历史过程中出现了与汉地史料较大的出入。其中包括时间上的差异、对敬宗的忽略以及对穆宗死因的误记。按照时间来划分,这些差异主要包括两个时期,一是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二是公元9世纪20年代。此两段时期,均是汉地皇位继承混乱,故造成这些有差异的藏文叙述,反映藏史家在构建史料的父子传袭观念。

注解

①刘d:《旧唐书》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4页。

②何峰:《论吐蕃赞普继承制度》,载《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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