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青年摄影团体纪事 启蒙年代的图像趣味

他们不再是为国家主义的宏大叙事而看，而是为自己看、为当时被某种程度浪漫化的“人民”而看。

80年代是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年，也是思想极为活跃的十年。今天回望那个启蒙与复苏的年代，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有一种奋力前行的动力。处于同样境遇的中国摄影，也有相同的感受与力量。作为80年代摄影的过来人，最大感受是当时各地摄影人的理想与热情。各地的年轻摄影人以群体方式作为个人表达的手段(这听起来有点矛盾)，给予当时的摄影现状以不小的冲击，整个80年代，也许是时代风气使然，民间自发组织的摄影群体也算前赴后继。前有北京的四月影会，后有广州的人人影会，进入80年代中期，又有陕西群体、厦门的五个一、上海的北河盟，北京的裂变群体等。这些追求各异、成员身份不同的群体，主要由年轻人及部分开始进入中年的“摄影青年”构成，它们的出现，也构成了丰富多元的摄影社群景观。这表明，追求创作自由的努力已经是当时的全国性现象。当时的这些“摄影青年”，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人，一个根本的共同的追求是，对于自主观看的权利的自觉追求。他们的摄影观看，不再是为国家主义的宏大叙事而看，而是为自己看、为当时被某种程度浪漫化的“人民”而看。他们就是这样通过摄影来发言，同时也部分地改变了中国摄影的面貌。

四月影会：从中山公园兰室到中国美术馆

四月影会的第一次展览在1979年举行，时间上早于后来在美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星星画会。聚集在这个群体中的摄影青年包括了王志平、王立平、李晓斌、罗小韵、王苗、李英杰、许涿、吕小中、范生平、池小宁等人。这批青年的家庭背景基本上属于北京的干部与上层文化人，这种文化资本使他们能较早地接受某种文化样式成为爱好，也能较敏感地感受到政治变化所引起的文化可能性。从1979年第一次展览到1980年4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最后一次展览，他们一共有三次展出，展览规模从小到大，最终登堂入室，以最快的速度实现从异端成为正统的变化。四月影会的展览，以《自然・社会・人》为题，清晰地表明了“”后中国青年摄影人对于现实要有所表示的基本立场，从摄影美学的角度看，也打破了官方宣传摄影的粉饰现实的局面，历史贡献有目共睹。他们还努力打通摄影与其他表现样式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在展出时照片配诗。诗人叶文福曾经为第一届《自然・社会・人》配诗多首。这个中国年轻摄影人在中国的“解冻”时期在文化战线上相互声援的姿势，值得记取。

人人影会：“打幻灯”的摄影流寇

80年代的广州，有一影会名“人人”。这个群体的名字似乎预言了数码时代人人皆是摄影家的未来。此中名为安哥的摄影家，为传播群体与自己的摄影理念，“创造”了名为“打幻灯”的独特交流方式。他“流窜”于广州各院校--单位，后来又把足迹延伸到外地，为的就是在灭灯的黑暗中畅快交流对于摄影的看法。这种“打幻灯”方式，创造了具流动性的交流空间与活泼气氛，比开展览然后办一研讨会具有更高的机动性与自主性。由安哥A操持的幻灯游击战，对于打破艺术制度空间也具有实质性的贡献。因为摄影的展览空间可因此不受展览馆的“白色立方体”的限制而只需要一面墙。

陕西群体：摄影忠义救国军

陕西地处中国内地，陕西摄影群体形成于80年代前期，其主要成员包括了侯登科、胡武功、潘科、邱晓明等人。他们的整体摄影追求，带有一种沉重的国家民族责任感。他们以“秦言”的笔名发表了大量摄影言论，通过对当时的国家摄影美学意识的猛烈批判，冲击当时的摄影思维。他们幻想摄影能够给国家带来改变。而他们的摄影聚焦点，主要落实于大西北的民生实况。他们的作品题材与风格，也比较一致或者说比较单调。但从他们的作品被主流摄影团体批为“土、老、破、旧”来看，正是他们的持续努力，才为后来中国纪实摄影的全面开花提供了一定的启示。而他们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名为《艰巨历程》展览。这个展览第一次展出了新中国历史上的造假照片。这在今天看，也是有勇气之举。不过，他们的幻想是落空的，我们至今仍然看到太多的粉饰性图像在不断生产出来。

北河盟：举事于地下咖啡厅

上海是摄影的当然大码头。在80年代，作为无组织背景，自发聚集另树一帜的，是名为“北河盟”的群体。主要成员有黄懿、金弘建、张继文、尤泽宏、毛一青、计文于、王耀东、顾铮等十人。“北河盟”摄影群体，其成员或来自基层，或为艺术院校的学生。从他们发表的艺术宣言《寻找者的话》以及他们当时的具体作品看，显然无意于通过摄影去与什么宏大事业发生关系。他们的作品所表现出的取向是对于自我的寻找、确认与实现。体现在他们作品中的诉求，更多的是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

1986年9月1日上午，“北河盟”摄影作品展览在淮海中路上的淮海电影院经营的巴黎咖啡厅(位于地下一层)开幕。开幕那天，为了营造气氛，甚至有人还用红布去把淮海电影院门口路边的法国梧桐树包裹起来，很有点“达达”的意味。

有趣的是，在展览开幕前一天的下午，当大家忙着布置作品的时候，来了两个有关方面的年轻人员说要审查作品。这两人在现场看了一圈后，说王耀东与顾铮的两张展出照片要拿下。王耀东的那张照片以铁丝网为前景，网后的女子面目模糊。顾铮的照片拍摄于北京军事博物馆，画面为从高处拍摄进口处的雕像背景，而他面前(也是脚下)正好有母子两人进入，那个孩子仰着头似乎在问母亲什么。整个画面由于逆光，因此所有的人物，包括雕像均呈剪影，画面影调显得沉重了些。(此作后在《现代摄影》的北河盟专辑中刊出。)对于这样的画面，聪明而又年轻的“测字先生”可能产生了丰富的联想。王、顾两人在说明无效之后，撤下这两张作品，保全了展览的举办。

阮义忠：当代摄影译介的台湾“林琴南”

2001年山东东营，在第一届东营国际摄影节上，我目睹当时也算赫赫有名的一批中国摄影家，一致起身举杯向一位身材矮小、肤色黝黑的中年男子致敬。这位中年男子就是后来经常被媒介以夸张的口吻称为“中国摄影教父”的阮义忠。在座的评论家岛子趋前向阮先生说：“新锐向大师致敬。”这是一句令在座各位心领神会的话。因为他在这里“用典”了。“新锐”者，阮先生编著的《当代摄影新锐――17位影像新生代》简称也。同样的，“大师”者，阮先生的《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的简称。的确，这本书深刻地影响了一代甚至两三代中国摄影人。以笔者个人记忆，此二书当时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有售，因为是“港台版”，等同于外国版，所以书价昂贵，要价40元一本。记得当时“北河盟”中人只能相互传看，以致最后此书去向不明。

需要指出的是，阮先生的这两本摄影著述，其出现类似于当年林琴南译书。他不懂外文，所以先由夫人袁瑶瑶女士口译内容，然后再由他组织成文。他的文字所透露出来的语态，与当时几乎同时进入的台湾新诗一样，清新优美，全无当时大陆仍触目惊心的语言暴力。对我来说，阮先生的摄影介绍的意义在于，照片不仅是可以这么拍摄，写照片也可以这么写。他后来支持李媚主编的《现代摄影》，再后来创办享誉国际的《摄影家》杂志，开始把中国摄影家推向海外，都令到许多摄影家至今感激他的提携。这不，这次广东美术馆为他举办大型回顾展，吕楠就专程前来参与布展。

《现代摄影》：摄影探索的机车

80年代的摄影杂志，以北京的官方摄影杂志为主，多以沙龙摄影为主旨，尽管有《国际摄影》介绍国外资讯，但作品介绍仍然多以“美”为归依，对于当时国外现代摄影的介绍显得不够。而当时正处于北京这个中心的各地摄影杂志，如浙江的《青年摄影》、江苏的《光与影》，以及上海的《时代摄影》等反而因少受拘束，显示出更开放、更柔软的反应。不过，提倡最激进的摄影探索取向，还数深圳的《现代摄影》。1984年出现的《现代摄影》，最初也是视觉形式探索为主，但后来李媚的加入，其定位发生重大转变，坚定支持现代摄影的探索，倾向越来越鲜明，因此，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也因此，它对于中国现代摄影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个杂志，推出了许多后来成为中国摄影的重要人物的摄影家。翻检当时的《现代摄影》杂志，还发现，它对于推出青年摄影团体也是功不可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