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日劳务合作的理论思考

一、依据“推拉理论”，大力开展互补型的中日劳务合作

由19世纪地理学家拉文斯坦首创的“推拉理论”认为，人口流动是在“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推力包括人口增长，低生活水准，缺乏经济机会等。拉力则包括劳动力的需求，在新居住地改善生活的可能性，获得更多的经济机会，以及优惠的劳动力政策等。在此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进一步解释到：流动是理性的个人想获得人力资本投入的最大化回报的行为，是对高工资率的反应。跨国流动对劳务输出入双方都有好处：劳动力富余国家输出劳动力，可以减少潜在的社会经济压力；劳动力接受国也可从中找到解决劳动力短缺的办法。而且，劳动力的跨国流动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工资和生产条件的趋同，缩小差异。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将劳动力输出和输入地的GNP、输出国的最低工资、目的国的平均工资、流动劳动力的自主选择等变量纳入其理论框架，从而发展了劳动力流动的“推拉理论”。

根据劳动力流动“推拉理论”，劳务合作容易在相互需求旺盛的国家间产生，而中日两国就具备这样劳务互补的条件。

近些年来，我国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各级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和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据专家分析，我国的就业压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城镇国企和集体企业的下岗职工；二是新增劳动力的就业；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到2010年前，我国每年都需要创造900万个就业机会，以使失业率保持在5％对下。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劳动力极为短缺，甚至已经影响到经济的发展。从7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步人人口老龄化社会。1970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经达到7．07％，到1995年，这一比重已经达14．54％。1997年日本的人口老龄化系数第一次超过100％，达到102％，这意味着日本人口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超过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据估计，日本人口将在2007年左右达到峰值，然后开始减少。到2010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22％，到2030年老年人口比重将达近28％，人口老龄化系数也将超过200％。

在未来的几十年间，日本将成为超老龄化社会。为了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日本每年需要补充60万劳动力。由于人口老龄化严重，目前日本劳动力增长几乎为零，70％的企业感到劳动力短缺，一些脏、累、险的行业无人问津。

按道理，日本解决劳动力问题最容易做到的就是雇用外籍劳动力。然而，由于日本政府及许多日本人担心，大批外国人涌入日本会带来“文化冲突”，甚至影响社会稳定。而且，一旦大批外国劳动力进入日本，日本社会又必须保证其社会福利(如住房、医疗、劳保、子女教育等)，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因此，长期以来日本政府采取的是不接收外国简单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现实中有两种合法做法得到普遍采用，一是以技术进修的名义把外国技术工人招聘到公司中，发给工资，让他们为该公司工作，即事实上的劳动力个别输入。二是雇佣外国留学生做临时工，即研修生。

尽管日本对外籍劳务限制很严，但中国仍是对日劳务输出的大户。2004年中日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8亿多美元。其中，中日研修合作功不可没。据日本国际研修协力机构统计，2003年，日本接受海外研修生总数为43457人，比2002年增长9．4％。其中，中国研修生33527人，比2002年增长10．8％，占日本接受海外研修生总量的77％，连续三年市场份额超过70％。然而，中日两国的劳务合作还远远不能满足各自的需求，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如何开拓潜力巨大又障碍重重的日本劳务市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现阶段，中国对日劳务输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内部市场竞争加剧，对日劳务输出市场秩序混乱。近年来，由于韩国、新加坡和西亚国家劳务市场形势发生变化，国内一些劳务输出企业随之调整市场开发战略，日本已经成为各地企业着力开发的重点市场。据资料介绍，一些企业为了拓展业务，无视国家法规、行业规定和行业整体利益，不惜牺牲研修生的基本权益，一味满足日方的要求。日方借此机会任意提高合作的筹码，对中国赴日劳务非常不利。

其次，日本加大对研修生市场的整顿力度，外部环境趋于严峻。随着日本接收外国研修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日方接收团体和雇佣企业违反规定受到日本法务省人管当局处罚的案件时有发生。2003年，日人管当局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外国人管理的措施，严厉打击非法滞在、非法就劳。可以说，我国对日派遣研修生的外部环境相当严峻。

第三，研修生权益保护问题严重，从驻日使馆经商处和领事部日常处理的研修生投诉案件看，反映被打骂，克扣工资、加班费，不按规定为研修生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生病得不到及时医治等基本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突出。

第四，部分派遣企业疏于管理，忽视对研修生的现场指导与帮助，对研修生反映的困难与问题没有及时给予解决。

为此，建议有关机构督促研修生派遣企业规范经营行为，严格遵守国内相应的法律法规，切实规范对日劳务输出市场；加强与日本有关机构和企业的沟通、交流，共同创造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制定有效机制；尽快在日本设立中介机构，加强对派遣企业的指导和监督。对于日方的侵权行为，要坚决予以斗争，为赴日劳务人员争得合法权益。

二、借鉴“人力资本说”，提升中日劳务合作的档次

人力资本说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凯南等人提出，意在用人力投资的差异来解释里昂惕夫之迷。其主要观点为：劳动是不同质的，这种不同质表现在劳动效率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由劳动熟练程度所决定的，而劳动熟练程度的高低，又取决于对劳动者进行培训、教育和其他有关的开支，即决定智力开支的投资。因此，高的熟练效率和熟练劳动，归根到底是一种投资的结果，是一种资本支出的产物。

后来，有学者也用以指导国际劳务合作。美国学者罗伯特・赖克在《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一书中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民族国家的劳动力正在分化为三种类型：常规生产人员、直接服务人员和符号分析人员。常规生产人员是直接从事生产、制造的工人；直接服务人员是从事直接的社会服务工作的人；符号分析人员从事的是与信息和知识的传递有关的工作，满足的是人们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生活。符号分析人员就是高技术人员，他们的活动不再受地域国家的限制，是国际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对象。符号分析人员只占流动劳动力的很少部分，然而在经济上却

处于优势地位。

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科技政策的目标已经由追赶世界领先水平，转变为站在世界潮流的前列。为此，日本在大量培养本国高科技人才的同时，更加注重吸引海外人才，人才流入在日本受到越来越多的广泛欢迎。例如，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日本人才短缺几乎涉及到各个行业和领域，从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工程师、会计师到营销人员，从大学教授到信息技术专家。到2005年，日本需要科技人才近50万。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为高技术人才的流动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以加速人才的流动。虽然日本失业率一直在6％左右，大学毕业生有1／5找不到工作，但日本仍在想尽办法吸引海外优秀人才。目前，有很多外国研究人员在日本就业或与日本导师合作搞研究，如科学城筑波就有近千名中国学者。日本国《出入境管理基本计划》中这样写道：促进国际商业人员的流动，接收有专业技术的外国劳动者，同时为接收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进一步扩大接收。尤其现在信息产业的发展，会进一步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出入境管理要保证这方面人才的交流。日本最大的经济团体――经团联也建议，留学生即使找不到工作也可以再给两到三年的签证。

中国对日劳务输出虽然人数较多，但档次不高。从就业行业看，中国研修生依然相对集中于服装缝纫、机械加工领域，人数比例超过60％。其次为食品加工、建筑业和农业等领域。可见，将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进一步提升对日劳务输出人员的档次，是加强中日劳务合作的关键因素之一。

根据人力资本说，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投资而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体力、智力和能力，与物质资本共同构成了国民财富。纯粹的自然人力资源必须在进行一定的投资(如外派劳务人员通过培训或在国外从事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作，在干中获得知识)之后，才能使劳动能力的使用带来经济收益。因此，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强调促进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也就是强调通过教育和学习(包括“干中学”)，促进劳动者素质提高。

我们不仅要重视对赴日人员的培养，还要鼓励学有所成的劳务人员回流，使人才培养形成良性互动。在谈到如何采取措施，吸引出国熟练技术人员回国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有关资料提出这样的建议：即工人回国后，向他们提供充分基础设施和发展机会，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在国外获得的专长；要创造吸引高技术人员回国的条件；在劳动力短缺部门进行结构调整，以防止此类工人外流。对此，我们应认真研究，加以借鉴。

三、以“历史―结构方法论和移民体系理论”为指导，密切中日经济关系，拓展中日劳务合作的路径

历史―结构方法理论认为在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模式中，国家和资本是基本的作用因素。该理论进而指出，个体的自由选择是不真实的。相反，国家资源和权力的失衡，以及移民法严格地制约着流动者的选择。历史一结构理论把劳动力流动进程置于全球和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异来解释，而不认为仅仅是所谓的个人选择。流动也不是一次性事件，而是一个过程。

在此基础上，移民体系理论又进一步强调国际关系、政治和经济因素在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从而弥补了前述理论的有关缺陷，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流动的机制、动力和条件，认为人员、资金、商品和技术流动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人们应该在更广泛的政治、社会、人口和经济背景分析劳动力流动。

历史一结构方法理论和移民体系理论给我们以如下启示：

其一，密切两国政治经济联系，对发展中日劳务合作至关重要。从历史上看，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通过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许多领域内的合作交流，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特别是在经济贸易领域中的合作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就其深度和广度而言，都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尽管中日关系发展中也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但从总体上看，有利因素是主流。特别是日本新任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2006年10月8日访华期间，中日共同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双方同意，继续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的各项原则，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妥善处理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问题，让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强力运转，把中日关系推向更高层次。这对于进一步加强中日劳务合作可以说是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其二，在良好的合作气氛下，我们还应努力从投资、工程承包等各个环节拓展劳务输出渠道。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走出去”，到国外投资设厂，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国有技术成熟、生产能力强的轻工、家电、机械制造等行业，支持和鼓励这些企业到国外投资、建厂，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国外资源，扩大产品销路，使有实力的企业到科技资源密集的地方设立研发机构或高技术企业，开发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而且还可以带动劳务输出，特别是高技术人员的劳务输出。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在跨国经营活动中，经营理念也发生相应的改变，即从原来的为顾客提供其所需要的更优质的产品延伸到产品的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等各种服务活动上。由投资生产所带来的服务项目的增多，必然促进劳务输出的发展。企业管理人员和高技术人员会随对外投资而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可以说，这是扩大劳务输出的一个良好的途径。因此建议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向有经济实力的大企业提供优惠贷款，支持它们到日本投资，以此带动劳务输出，特别是高技术劳务输出，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持续稳步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对外工程承包作为集国际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资本输出和劳务输出等为一体的综合性输出，也是我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内容。大力发展集资金流动、人员流动、技术流动为一身的对外工程承包，对于我国全方位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外工程承包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手段和渠道。

作为“走出去”的重要方式，对外承包工程还可带动劳务人员输出。通过国际工程承包，我国劳动力资源和低廉的管理成本优势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现阶段，在中国对外劳务合作中，对日劳务输出的总体水平虽不算落后，但承包工程合作所占比重太小。这是由于在日本的工程承包市场，行业自我封闭、自我保护色彩强烈，且有一套完整的建筑业法律体系，进入手续繁杂，条件苛刻，外界及外国企业难以介入。加之我国的工程承包公司在施工能力、工程质量和融资能力等方面较日本建筑企业确有一定差距，在设计、监理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多的不足。要想真正打入日本承包市场，还需加强与日本建筑业各层次的交流，了解和把握其动态和发展趋势，从承包国际大型工程项目下的分包项目做起，逐渐积累经验，提高企业的自身实力和信誉，为进一步开拓日本承包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还应加大我国建筑行业的改革力度，在融资等方面对我国的建筑承包企业以支持，并在建筑设计、质量标准等方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管理体系，加大力度发展我国的对日外承包工程和劳务输出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