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颠覆到癫狂

【摘要】张艺谋已作为中国当下的一个很重要的电影文化符号，无论是在艺术层面上，还是从商业视角来看，张艺谋都是中国电影潮流中的先锋旗手与颠覆者。他的新片《三枪拍案惊奇》，让观众在这种视觉的盛宴中体会到娱乐的癫狂之美。

【关键词】张艺谋　颠覆　癫狂

康定斯基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电影作为一种大众艺术，一种消费文化，更应贴近时代的潮流。在中国当今的电影艺术领域，张艺谋无疑已成为了一个最重要的电影文化符号，其代表着多重的象征意义。无论是在艺术层面上，还是从商业视角来看，张艺谋都是中国电影潮流中最具创造力、最具影响力的先锋旗手。

一、电影潮流的颠覆者

当下，电影的基本功能已由教化与启蒙转向为娱乐与消遣。然而，娱乐与消遣需要不断地更新与刺激，需要不断地被取代和颠覆，这导致我们的电影潮流一次又一次地被颠覆，而张艺谋就成为了每一次颠覆的开拓者，我们可以回眸一下这位颠覆者的大致历程。

第一次是对“政治电影”的颠覆。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是《红高梁》，这是一部文艺气息很浓的作品，影片用一种独特的社会视角来观照一个时代，以童稚观点回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整部影片在一种神秘的色彩中歌颂了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具有人的本性与本质的深度，赞美生命是该片的主题。这相较于我国前期大部分以主角又红又专，高大全为特色的“政治电影”而言，无疑是一种颠覆。该片1988年获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大奖，这是中国新时期电影创作的新篇章，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新开始。后来，他又拍了《活着》《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一系列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具有浓厚的文艺气息。

第二次是对文艺片的颠覆。进入到21世纪，中国也慢慢迈进了一个曰渐繁荣的；自费时代。面对美国的好莱坞大片的强烈冲击。中国的电影行业处于一种生存的困境。这时，张艺谋又走在时代的前列，挑战商业大片。2002年，他打造了中国第一部古装武侠商业大片――《英雄》。《英雄》让张艺谋赢得当时惊人的票房，全球票房1.77亿美元，2004年8月在美国上映连续两周票房冠军。尔后，他又接连拍出《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皆赚得钵满盆满。在他的引领下，中国电影业进入了一个商业大片的时代，颠覆了以往的文艺片时代，当然更主要的是使中国的电影业暂时走出了生存的困境。

第三次将是对武侠大片的颠覆。奥运会后，当张艺谋再度回归电影时，武侠大片处于行将没落期。作为一名中国电影业的先锋开拓者，他当然又要充当一次潮流的颠覆者。在把握住时代的趣味后，这一次，他把目光转向了娱乐片。于是，就有了2009年他推出的新片《三枪拍案惊奇》(以下简称《三枪》)，而张艺谋的这一次华丽的转身，会不会把我们的电影引入一个新的潮流――娱乐的癫狂时代?

二、《三枪》将带来娱乐的癫狂

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他的力作《娱乐至死》中这样描述：“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很显然，这是对我们当今这个泛娱乐化时代的一种观照。确实，无论在什么时代，我们都需要娱乐。在过去的铅字时代，我们需要娱乐，在这个娱乐化时代，我们更需要娱乐。因此，《三枪》是顺应这个潮流的，将会是我们电影真正走向娱乐的一次大胆探索。

这次，张艺谋是揣着一颗童心，而不是艺术家的心来看待当今娱乐电影的。看来他已经彻底放下包袱，立志要把观众带到一个娱乐的癫狂状态。这里，我把《三枪》中充满二元对立的娱乐因素进行了一番梳理，概括如下：其一、片名的中外结合。我们知道《三枪》是从好莱坞的剧本《血迷宫》改编而成，但片名《三枪拍案惊奇》显然与中国古典名著《三刻拍案惊奇=洧着一脉相承之处。其二、演员的刚柔相济。三位主演中，孙红雷一贯是硬汉形象著称，而小沈阳大家都知道是带女人味的男人，闰妮更是一位“调情影后”，尤其是孙红霄与小沈阳的形象反差，其娱乐效果明显。其三、画面的庄谐相衬。画面的诙谐效果尤其从演员的着装上就可窥一斑，小沈阳的粉红色的衣服与闫妮的绿色衣装体现出真正的红男绿女：而赵本三套上灰黑色的古代将军铠甲加上他幽默的对子眼，会立即让人忍俊不禁。其四、剧情的多元掺和。《三枪》是一部由喜剧、爱情剧与惊悚剧组成的有机综合体，电影上半部分，张艺谋对感情简单布局，很类似之前《红高梁》、《菊豆》的某些情节：随着剧情铺开之后，到了下篇却是伏笔众多、危机重重。其五，幽默搞笑的台词。影片中幽默搞笑的语言是其一大特色，如老板娘对李四说：“我一直想找个肩膀依靠，没想到找了个假肢，还是个次品。”等台词，闻之，让人忍俊不禁。

总之，《三枪》中充满了诸多的娱乐元素，让观众在这种视觉的盛宴中体会到娱乐的癫狂之美。

三、疯狂之后的沉思

叔本华说：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与无聊问摇摆。尤其是这个后工业时代，随着理性与宗教的破产，许多80、90后，不愿做只有理性的“蛮人”，而更愿做只有感性的“野人”。他们喜欢简单感性的快乐，他们排斥深度模式，他们解构崇高，他们拥抱这个娱乐化的时代。这就是为什么“无厘头”电影现在仍然受到港台、大陆青少年的热捧。它十分突出地彰显了诸如解构、荒诞、狂欢等后现代美学的特征，亦以其独特的语言形式和叙述手法为大众欣赏和接受。张艺谋也始终认为，电影就是拍给80后、90后这些年轻人看的。正如巴赫金所认为的那样，狂欢它表现出一种超越同时代人的更为达观、更为轻松舒适的生存理念。

是的，当今电影主要关乎娱乐，而非教化，是让人们带着轻松的心情去享受生活：但是，娱乐化的电影是否一定要消解所有的深度，卸下所有的责任，或者说娱乐化的同时，至少“电影需要有一种人性的自省”?在今天，尤其是在电影创作面临市场经济冲击的态势下，一部好的电影是否能同时集艺术价值、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于一身?重新认识“教化”与“娱乐”的关系，并进而拓展对电影功能的理解，应该是一桩十分具有文化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