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一词的历史演进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无疑是最受追捧的一个词。革命不仅是进步的标志，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而且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一切都须“彻底革命”，直至要求人们把革命变成一种生活样态和核心价值，舍革命外无其他渴求。“革命”一词被严重泛化、滥用，失去了其应有的本来面目和客观、准确的定位。这是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持久“不断革命”的一种淤积、膨胀，有必要正本清源，还革命之本义，导革命于正途。

“革命”一词，源于西周，《周易·革卦》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的“革”指变化，“命”即天命，革命就是秉承天意的变化。中国人向来崇拜天命，视帝王为“天子”，代天立言、立行，皇帝就是“天命”的化身，所以就把王朝的鼎革，政权的更替，称作“革命”，代代因袭。近代意义的革命一词，来自西方，1871年王韬著《法国志》时，首次以西方革命的理念去评述法国的大革命，但并未对“革命”作严格意义的学理阐释。稍后，日本人以由中国输入的“革命”一词，对译英文的“revolution”，专指西方的暴力革命。19世纪末传入中国后，知识界一些风云人物开始谈论和歌颂近代含义的“革命”，中国古代所特指的“王朝更替”的“革命”，渐渐淡化、忘却。但就总体而言，国人对革命的准确含义还比较生疏，至于如何发动革命，更无从谈起。孙中山1895年在广州发动反清的武装起义时，还自称“造反”，不知“革命”为何物。这次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等人亡命日本，日本的各大报纸却称他们是“革命党”，孙中山觉得称“革命”比叫“造反”好，对陈少白等人讲：“‘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本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从此，孙中山等反清志士在自称革命党的同时，全力宣传革命。被誉为“革命马前卒”的邹容著《革命军》，对革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洋溢的歌颂；一心为革命献身的陈天华写出了通俗易懂的说唱本《警世钟》和《猛回头》，把革命传播到了千家万户。可以说，辛亥革命发生、发展和清朝的过程，就是“革命”一词宣传、普及的过程。经过辛亥革命，“革命”被赋予了正义、进步、神圣等多重含义，革命被看做非常光荣的事情。但严格来讲，这时的“革命”一词还主要集中在武装腐朽的清朝统治上，基本限定在暴力夺取政权的狭义范畴。梁启超当时曾专门写有《释革》和《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等文，强调“革命”一词不可乱用，应狭义地去理解，最好严格限定在武装夺取政权的范围，不能把改革也说成革命。

但是，经过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五暴，“革命”的含义就逐步扩大化了。许多激进人士，主张仅有政治的暴力革命是不能救中国的，必须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乃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一切领域进行毫不妥协的革命。即使是恋爱、婚姻、家庭、服饰等与革命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也要经过革命的洗礼，“革命恋爱”“革命婚礼”“革命服装”在那时极为流行。蔡和森、向警予留法勤工俭学时的结婚典礼，摒弃一切传统礼仪，只穿破旧衣服，更没有布置新房，结婚照是两个人合抱着一本厚厚的《资本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是压倒一切的时代主潮，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年人都唯恐落后，争相革命。那时，革命既时尚又荣光。无论是共产党，还是，都经过千挑万选，派出优秀青年前往世界革命的摇篮——莫斯科进行革命的培训。蒋经国的留苏就是一个典型。这种不懈的革命追求和火一样的革命激情，燃烧至神州的各个角落。而且，自从1927年武汉的革命政府颁布了《反革命罪条例》之后，清除和镇压反革命成了“革命”的重要内容，因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坐牢或致死者大有人在。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国人才能平和、理智地去重新审视革命的本意，反思革命的内涵，在1997年取消了“反革命罪”，为后来的创建和谐社会准备了条件。可见，能否对“革命”准确地理解和科学地把握，与良好的政治生态的建构和社会平稳有序的运转大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