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云流水 浑然天成

“桂林山水甲天下”，道出了桂林的山水之美；此美景非彼美景，如人造美景，巧夺天工，但比之自然美景何啻霄壤。

杂文风格流派繁多，切入角度、艺术构思奇异纷呈。然而，我们经常读到一些突兀、蹩脚、毫无由头“硬写”出来的“作品”，如同人造景观，让人觉得不舒服，就像把人们圈到一个大教室，去听某先生杜撰的乏味故事，浪费大家的生命。

秦牧先生创作杂文不多，但其文化与艺术含量却很高，《奸臣的“定场诗”》堪称其代表作。这篇杂文意在揭露、鞭挞大官康生的小人嘴脸，一代奸臣，翻手云覆手雨，整死、逼疯、摧残多少忠良，而他却平步青云，爬上共产党中央副主席的高位。康生这个奸臣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一篇千余字的杂文如何揭全、批透？如何充分调动杂文的艺术功能，把这个政治野心家、残害忠良的奸臣通过艺术的描绘、艺术的刻画、艺术的比喻、艺术的细节淋漓尽致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而这，仅仅是此文的部分题旨，作品所要提醒读者的是，这样一个宵小之徒何以能一面残害忠良一面得宠直线上升？通过康生“这一个”我们会有何启迪？

作家的匠心十分重要。内容庞杂，政治性极强，稍不留神就会将作品写成政论文章，再稍不留神还可能写得枯燥、呆板、平庸，难以卒读！

作家的匠心和高超的结构艺术表现出来了――从戏曲的角色出场写起，从角色出场时的念白写起。熟悉舞台、剧场的读者要听一听，角色出场的念白怎么了？作家先生在角色出场念白中发现什么新颖的变故了？大多数不熟悉舞台、剧场的读者也耳目一新，说戏了，说角色了，说念白了，说定场诗了，一步一步引导读者进入作家设计的氛围中了――引人入胜，想必读者都欲卒读而后快。

戏曲里，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定场诗”，这定场诗都与其脸谱一致，且道出自己的身份、心理及个性，如奸臣的“定场诗”：“别人笑我做奸臣，我做奸臣笑别人。我须死后才挨骂，别人生前早亡身！”

作品引出这首“定场诗”后，一句模糊语言“不知为什么，这些年我常常想起这首‘定场诗’，细细思量，原来这是和当代史上的某些人物和事件颇有关联的。”于是，自然而然地导引出：“这就是：康生式的人物，‘康生现象’……”

作者的思路，作品的脉络，情节发展的线路，作品的结构，行云流水般，既能引导读者按生活的规律、艺术的规律、事物发展的规律去思索、去感悟。浑然天成才能让读者感到真实、身临其境、引起共鸣，否则，让读者感到奇怪、不解、逆反、虚假，读者还能读下去吗？还能与作者同哭同笑同忧同喜同悲伤同愤慨吗？

康生恶贯满盈，一篇杂文实无必要一一列出其罪行。作者的着重点在此人起家的本领：“一就是阿谀奉承，二就是狠毒害人”。此处作品一句“人血也就染红了他的‘顶子’”形象而辛辣地描绘出“奸臣”康生之狠毒了。

杂文忌概念化、忌抽象化，概念、抽象地铺排文字，难以使作品行云流水、浑然天成地为读者搭建艺术情境的舞台，于是，作家告诉我们“大宗的事件这儿无法细说了，就姑且谈几件小的吧”。

作品的最后，是其题旨所在。小人得志，好人遭殃。一个单位如此，一个民族如此，一个国家亦如此。于是，作者提出两问：一问康生这类蛇蝎式、豺狼式人物何以能青云得志？即“康生现象”何以会出现？二问这类人物依靠什么条件得逞？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小人不除，好人难活，奸臣不杀，国家必亡。历史的教训言犹在耳，不可不防：“别人笑我做奸臣，我做奸臣笑别人……”作品留下两个大大的问号，让读者去思索，让读者自寻答案，用教学术语说，这是启发式，如果把答案明明白白地写出来，那便是填鸭式了。

几乎无一作家不想让自己的作品如行云流水，浑然天成，无一作家想让自己的作品蹩脚、引发读者逆反心理从而弃之如敝履。而我们在阅读中，却常常遇到这样的杂文作品。问题的症结是什么？我想无非是：一学养、知识欠缺。比如秦牧先生这篇《奸臣的“定场诗”》，如果不是熟悉戏曲中的角色“定场诗”，就不会如此自然地从“定场诗”导向“奸臣”，康生、陈伯达、等都是奸臣。作品能描绘出“奸臣”的形象，就是这篇作品成功的一半。二是思维，这对作家很重要，同一题材，不同的作家会创作出截然不同的作品，然而其上乘者必定是读者认可的――符合读者生活习惯、是读者熟悉的事物发展脉络，从而激发读者的心理波澜，让读者感同身受。

我们的一些青年杂文作家和杂文作者尚未对此引起注意。应当明白：这是杂文创作中的技巧，更是杂文作家成长、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