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陇南石窟\石刻与陇蜀交通

［摘要］法镜寺中心柱窟源于河西，对川北石窟产生影响，说明西和石堡为陇蜀大道所经。《新路颂》刻于唐初，其所在石峡镇坦土关即历史上北通陇右、西控仇池、南吞巴蜀的龙门戍、龙门镇或龙门关。佛爷台石窟窟形、造像与天水麦积山、法镜寺及四川广元、巴中石窟有联系，它的发现证明秦蜀古道与陇蜀古道在徽县汇合后，经姚坪翻越青泥岭入川。《新开白水路记》石刻表明，北宋嘉v二年（1057）后，河池（徽县）至长举（治今白水镇）的道路绕开青泥岭，经白水峡至兴州（治今略阳）。

［关键词］陇南石窟；陇南石刻；陇蜀交通

［中图分类号］K87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6-0014-04

在今天甘肃省陇南境内，相继发现了一些北朝中晚期以来至隋唐时期开凿的石窟，主要有西和县境内的法镜寺、八峰崖石窟，前者开凿于北魏晚期，后者开凿于唐代；成县境内的大云寺、达摩和菩萨石窟，大云寺开凿于唐代，达摩和菩萨石窟则后两个开凿于清代；徽县境内有广佛寺、佛爷台、罗汉洞和真空寺石窟，佛爷台石窟大致开凿于隋末唐初，罗汉洞开凿开凿于宋代，广佛寺和真空寺开凿于明代。在甘肃省陇南境内，还相继发现了汉代以来的数处与交通有关的石刻，主要有西和县唐代石刻《新路颂》、成县汉代石刻《西狭颂》、徽县宋代石刻《新开白水路记》和清代石刻《重修大石碑路记》等。这些石窟、石刻基本分布在古代通往四川的道路沿途，对研究陇蜀文化交流，特别是交通走向及其演变意义重大，但目前尚未见到有关陇南石窟、石刻与陇蜀交通方面的研究公布于众。本文选择与陇蜀交通关系最紧密的法镜寺石窟和佛爷台石窟、唐代石刻《新路颂》和宋代石刻《新开白水路记》等，同时参照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资料，就陇南石窟、石刻与陇蜀交通的关系问题作简单探讨。

一 、法镜寺石窟与陇蜀交通

古代由秦州（今天水）经陇南入四川的道路称为祁山古道，其北段经铁堂峡支道、木门支道和阳谷支道翻越北秦岭在西和县长道镇汇合后，溯西汉水支流漾水河而上至法镜寺石窟。法镜寺石窟位于祁家峡南、西和县城北12公里的石堡乡石堡村五台山支脉崖壁上，现存大小窟龛24个、造像11身。法镜寺石窟以摩崖浅龛为主，兼有平面方形窟、中心柱窟和三壁三龛窟，特别是中心柱窟，在天水和陇南一带的石窟群中尚属首次发现。大量的摩崖浅龛平面多呈横长方形，圆拱顶或平顶，完全不同于麦积山石窟北魏时期的摩崖浅龛，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地方特征。结合其窟龛形制、题材组合和造像特征，并与附近的麦积山石窟同时期的窟龛造像相比较，大致可推定法镜寺石窟的开凿年代应在北魏中晚期。唐代乾元年间（758～760），杜甫由秦州入同谷途中去过法镜寺石窟，说明其佛事活动至少在唐代时仍很兴盛。根据现存几块清碑的记载，明清之际，当地及周边县区的民众曾数次捐资对法镜寺进行修缮。

中心柱窟为20号窟，窟形平面方形，平顶，高1.7米，宽4.82米，进深3米，空窟。从石窟保存的上半部分中心柱看，为中心塔柱窟。中心柱窟起源于印度，自新疆东进传播到敦煌后，继续推进到河西走廊及中原等地，成为中国历史上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的主要窟型。在传播过程中，前室廊逐渐减化，窟顶除有穹窿顶外，还增加了方形、长方形平和覆斗形，形制已向着民族性和地域性文化发展。法镜寺20号窟为方形平顶中心柱窟，与河陇地区最早的中国艺术与古希腊、罗马、帕提亚、波斯以及印度成分相糅合的“凉州模式”石窟的形制接近。

那么，河西走廊的佛教艺术何以传到陇南地区呢？据史料记载，至迟至东晋末年，聚集在陇南地区的氐人就已经笃信佛教。如东晋咸安元年（371），前秦灭亡仇池国后，杨茂搜孙杨宋奴死，杨宋奴“二子佛奴、佛狗逃，奔苻坚”。又《资治通鉴》卷108《晋纪》记载，太元十八年（393），“氐帅杨佛嵩叛，奔后秦”。“佛奴”、“佛狗”、“佛嵩”的取名，肯定与氐杨敬仰佛法有关。因此，法镜寺石窟的开凿可能与仇池国有很大的关系。

东汉末年至西晋，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为当时中国的佛经翻译中心。五凉至北魏平凉州之前，开始了以姑臧（武威）为中心的译经时代。先是西凉李蓖撇ㄖ澜，至沮渠氏达到高峰。据《甘肃通志》记载，东晋以后，仇池杨轨曾一度占领镇番（民勤）县。又据《魏书•卢水胡沮渠蒙逊传》记载，仇池氐杨曾与河西走廊的沮渠牧犍交通以叛魏：“太延五年，世祖使尚书贺多罗使凉州，且观虚实。以牧犍虽称藩贡而多乖悖，于是亲征之。诏公卿为书让之曰：‘王……北托叛奴，南引仇池，凭援谷军，提e为奸，罪七也。’”可见笃信佛教的仇池杨氐与河西走廊崇信佛法的北凉政权交往甚密，河西佛教影响到仇池，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另外，北魏平凉州时，除了大批僧人东迁洛阳外，还有一批经陇南流落南方。据《续高僧传》记载：“释僧朗，凉州人。魏虏攻凉，城民素少，乃逼斥道人用充军旅……收矜城僧三千人……唯朗等数僧别付帐下。及魏军东还，朗与同学中路共叛……七日达于仇池，又至梁汉，出于荆州，不测其终。”可见，由河陇南下川蜀、荆湘，仇池国统治过的陇南地区为必经之地。这进一步说明法镜寺中心柱窟的出现，极有可能与河西走廊有关。

唐、宋时期，在北方中心柱石窟渐次消失的背景下，四川北部出现与地域性文化、道教文化结合的具有浓郁地方特征的中心柱石窟，如广元皇泽寺第45号中心塔柱窟、大足北山第136号转轮经藏窟、大足宝顶山第14号中心道场窟和大足南山第5号三清古洞窟等。另外，陇南法镜寺石窟独具特色的平面方形窟在广元观音崖石窟39号龛、45号龛、121号龛中也有发现。陇南与川北毗邻，早在考古时期两地的文化交流就已经出现，川北石窟中心柱窟、平面方形窟与陇南不无关系。东晋南北朝时期，与陇南紧紧相邻的天水与四川之间佛教交往尤为密切。受此影响，天水与四川两地的石窟造像显示出许多共同的特征。天水与四川佛教的交流，避不开陇南的中介作用。

法镜寺石窟与河陇、四川石窟之间的联系，说明其所在的石堡乡石堡村乃至西和县处于川蜀与河陇地区的交通要道上。

二 、 唐代石刻《新路颂并序》与陇蜀交通

由法镜寺石窟南行12公里至西和县城，再由西和县城向东南翻越红岭山，进入西汉水另一条支流石峡河谷，再经青羊峡，约35公里至西和县石峡镇坦途关。1989年，在石峡镇坛土关村南发现一方唐代石刻，碑名为《新路颂并序》，碑文叙述了赵太守开辟新路的经过并颂扬其功德：

路泛垫，隘吞蜀。郡南阳，冲蜀门之，控仇池之险要，自开掘十年方无阻；国之要津，为人登临，空连白云而垂悬梁，跨道青而是。劳驷骑，弊征轩，伤路隅，叹息江岛。我太守赵委，上闻天聪，启乎新路，邮堂清闲，朱崖以延敞，牧野以，而傍按。于是，跌黄俭，鼓足以蹈之，蠢蠢黎人，以采歌以乐之，恭成颂云，或旌社事。颂曰：我太守兮化融，坐甘棠兮易旧，布仁风兮列郡，苍生叹兮暮，越水登山兮辟新路，不弊艰危，人劳于转输。冰壶挺操，霜镜凝心。刻石雕文兮，千秋万岁兮丰扬德音。

从“蠢蠢黎人”看，显系避李世民讳改“黎民”为“黎人”，该石刻应刻于唐代。但最初的报道将年代确定为开元年间，笔者对此表示怀疑。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唐代成州晋宋间曾被氐帅杨定、杨难当占领，北魏在仇池山置仇池镇，后改为仇池郡。南朝梁改为秦州，齐废帝改为成州。隋大业三年（607），改成州为汉阳郡，武德元年（618）复为成州。汉阳郡郡治在仇池山北八十唐里的上禄县，其位置大约在西和县城北石堡镇。有唐一代，在石堡镇附近从未有郡的建置。那么，为什么石刻中有“郡南”、“太守”的称呼呢？从隋大业三年设立至唐武德元年（607～618）改为成州，汉阳郡存在了10年。大约是唐初改为成州后，还保留着原来“郡”的叫法，但为避李世民讳，故将“黎民”改为“黎人”。从“自开掘十年方无阻；国之要津，为人登临，空连白云而垂悬梁，跨道青而是”一事看，曾因西控仇池、南吞巴蜀的军事需要，在武德元年（618）开过“空连白云而垂悬梁”的栈道，但由于“劳驷骑，弊征轩”，至贞观元年（627）不得不“启乎新路”，将艰险的旧路变为“朱崖以延敞”的新路。《新路颂并序》可能刻于贞观元年（785），而不是原报道所说的开元年间（713～741）。

据笔者考察，今天石峡镇坛土关村山腰栈道遗迹尚存，与杜甫《龙门镇》诗 “细泉兼轻冰，沮洳栈道湿”符合。坛土关四周群峰攒聚，村口有相公、女豪二山耸立如阙，附近至今有一条公路在“厂”字形山崖下通过，与杜甫诗《龙门镇》“石门云雷隘，古镇峰峦聚”的描写十分吻合。所以，西和县石峡镇坛土途关应该就是乾元二年（759）杜甫由秦州（今天水市）至同谷（今成县）时经过的龙门镇，北朝时期称为龙门戍。据《水经注》记载，西汉水与洛谷水（今洛峪）汇合后，继续东南流与洛溪水（六巷河）汇合。洛溪水“北发洛谷……西南与龙门水合，（龙门水）出西北龙门谷……又南迳龙门戍东，又东南入洛溪水，又东南迳上禄县故城西”。龙门水即六巷河的支流石峡河，洛溪水即六巷河的上源。龙门戍位于石峡河与六巷河汇合前上源一带。据《宋书》记载 ，太元十九年（394），氐帅杨盛“分诸四山氐羌为二十部护军，各为镇戍，不置郡县”，龙门戍可能是当时设立的镇戍之一，龙门镇应该是在龙门戍的基础上设置的。

《新路颂并序》云：“路泛垫（江），隘吞（巴）蜀……冲蜀门之，控仇池之险要。”按垫即垫江，嘉陵江流至四川合川称垫江，因汉代在合川置垫江县而得名。在坛土关东南5公里有两条路：一条南经郜家山、木桠里、牛儿坪、瓦窑村、赵家山至大桥乡仇池山；另一条向东南分途抵四川：一路是顺六巷河而下，经太石河渡西汉水，再经西汉水支流平乐河、白龙江支流北峪河经武都至文县，再顺白龙江河谷而下至四川昭化；［1］另一路东南经成县、徽县至陕西略阳，由略阳折西南顺嘉陵江至广元，或由略阳东南经汉中、米仓道通四川巴中、通江。因坦土关处于南下巴蜀、西控仇池、北通陇右的要冲，历来为兵家所重。如南朝齐建武四年（497），氐杨灵珍叛魏降齐，遣从弟杨建率5000人屯龙门戍抗魏。在龙门戍之北数十里中伐木塞路，将魏将李崇阻挡在赤土（红岭山）一带。杨灵珍率领精锐1万人至鹫峡口（祁家峡口）两侧山上，准备以石滚木截断魏军归路，结果被李崇击败。又如嘉定十年（1217）十二月，金将完颜阿磷出秦州攻宋。金将杨沃衍攻入西和州祁山堡，又攻破白环堡，再败宋兵于寒山岭、龙门关、太石渡。

唐代石刻《新路颂并序》进一步说明，石峡镇坛土关及其所在的西和县，为陇蜀大道必经之地。

三 、 佛爷台石窟与陇蜀交通

据严耕望先生考证，唐代由龙门镇东南经同谷（成县）、宝井堡（成县东10里）、栗亭（徽县栗川）、河池（徽县西北15里）后，在徽县固镇（今永宁镇）与散关通汉中、剑南的驿道汇合，南行经青泥驿、长举县（白水镇）至兴州（略阳）入川。秦州经同谷（成县）、河池（徽县）至四川的道路与散关通汉中、剑南的驿道是否在徽县固镇（今永宁镇）汇合汇合后至青泥驿的道路到底怎么走，在严耕望先生的《唐代交通图考》中并没有给出确切答案。佛爷台石龛的发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佛爷台石窟开凿在徽县南约8公里的水阳乡姚坪村佛爷山北侧断崖上，为一处摩崖仿帐式龛，残损较为严重。该窟现存4个大龛、14个小龛，各类浮雕造像18身。有研究者认为，佛爷台石窟作为一处摩崖大龛，其龛形与麦积山石窟西魏至北周阶段流行的帐形龛较为相似；在造像题材和内容上表现的仍然是北朝晚期盛行的大乘佛教思想。从造像特征、衣着服饰等方面看，佛爷台石窟的造像具有较多隋唐造像的特征。所以，其开凿时代大致应在隋末唐初。

佛爷台石窟圆拱形浅龛与法镜寺24号龛窟内正、左、右圆拱形浅龛相似，造像特征更多地继承了法镜寺石窟北魏中晚期造像的特点，如方圆脸、短颈端肩与法镜寺造像相似，两耳紧贴后颊且外撇，与法镜寺21号造像相似。2号龛龛内浮雕的一坐佛面形饱满圆润，体现了隋唐造像特征，可能与关中佛教的南下影响有关。不仅如此，佛爷台石窟还显示出与四川广元、巴中两地石窟的联系。在四川广元和巴中，不仅可以见到佛爷台石窟的圆拱龛，法镜寺石窟的方形龛，还有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外方内圆拱双重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巴中石窟多系开凿于崖壁上的浅龛，实为摩崖石刻龛像”，与佛爷台石窟雕刻手法较为相似。

以上说明佛爷台石窟所处的徽县南8公里的水阳乡姚坪村处于陇蜀交通的大道附近，应该为唐代秦州经同谷（成县）、河池（徽县）至四川的道路和散关通汉中、剑南的驿道必经之地。佛爷台石窟的发现证明，秦州入川和散关通汉中、剑南的驿道不是如严耕望先生所认为的，在徽县东北近20公里的固镇（徽县永宁镇）汇合后翻越青泥岭至长举县（白水镇），而是在今徽县汇合后南下今水阳乡姚坪南，再翻越青泥岭经长举县（白水镇）至兴州（略阳）。据此，唐代在河池（徽县西15里）南27里设置的青泥驿，其位置大约在水阳乡姚坪村西南6.6公里处。［2］青泥驿因青泥岭而得名。青泥岭指今甘肃徽县至陕西白水镇之间的青泥山，最高处海拔1946米，因“地势高峻，悬崖万仞，上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故名。李白《蜀道难》所讲“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就是对其山势险峻奇险、山路崎岖的形象描述。青泥岭道路的艰险，在柳宗元《兴州江运记》中亦有描述：“自长举北至于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过栗亭川，逾宝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负重而上，若蹈利刃。”青泥岭为南北交通的军事要地。据《资治通鉴》卷268记载，梁乾化元年（911），“刘知俊击蜀……战于青泥岭。蜀兵大败，马步使王宗浩奔兴州”。卷269记载，梁贞明元年（915），“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岭，克固镇”。又卷292记载，周显德二年（955），后蜀李廷为周兵屡败于黄花谷、唐仓镇，“马岭、白涧兵皆溃，李廷、高彦俦等退保青泥岭。蜀雄武节度使韩继炱秦州，奔还成都……成阶二州皆降”。

青泥岭旧道路大约从今徽县出发向南翻关山，经柳林至姚坪，折西南经上黑沟至庙山梁，后转南经刘家河、杨家河、曹家湾、阴坡里、马鞍梁、大鼓梁下山至白水车站，最后折西至白水镇，特别是马鞍梁至白水火车站段，海拔由1500余米迅速下降至700米左右，山势陡峻，山路曲折盘桓难行，真有“百步九折萦岩峦”之感。

四 、《新开白水路记》与陇蜀交通的变迁

因蜀道青泥岭旧路高峻，北宋嘉v二年（1057）开通了白水路。在徽县城南28公里的大河店石牌村徽白公路左侧的断崖上，镌刻着北宋嘉v二年（1057）雷简夫撰文并书写的《新开白水路记》，为研究古蜀道的变迁提供了可靠依据：

至和元年冬，利州转运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以蜀道青泥岭旧路高峻，请开白水路。自凤州河池驿至长举驿，五十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具上未报即预画财费，以待其可。明年春，选兴州巡辖马递铺、殿直乔达领桥阁并邮兵五百人，因山伐木，积于路处，遂籍其人用讫……至秋七月始可其奏。然八月行者已走斯路矣。十二月诸功告毕。作阁道二千三百九间，邮亭、营属、纲院三百八十三间，减旧路三十三里，废青泥一驿，除邮兵驿马一百五十六人骑，岁省驿廪铺粮五千石，畜草一万围，放执事役夫三十余人……初，景德元年尝通此路。未几复废者，盖青泥土豪辈唧唧巧语，以疑行路。且驿废则客抵酒垆为废物矣，浮食游手安所仰耶？小人居尝争半分之利，或睚眦抵死，况坐要路，无有在我，迟行一切之急，射一日十倍之资，顾肯默默邪？造作百端，理当然尔……

由上引碑文可知，白水路曾开通过两次。第一次是景德元年（1004），但因青泥土豪的抵制，宋政府被迫于第二年即真宗景德二年（1005）九月四日 “诏兴州青泥驿旧路，依旧置驿馆，并驿马递铺等。其新开白水路，任上路往来。先是屡有言新路便近，亦有青泥虽远一驿，然经久，难于改移者，故下诏俱存之”。致使开通的白水路“未几复废”。第二次开通在嘉v二年（1057）。新路从凤州河池驿开始，避开青泥岭，逢山修阁，遇水架桥，沿河谷、山崖穿行50余里至长举驿，比经过青泥岭抵达兴州的道路缩短33里。因路程缩短30余里，从河池至长举可一日抵达，因此，青泥驿从此废弃，南下四川的道路也不再需要翻越青泥岭。白水路大约从今天徽县县城开始，沿途经过关山、柳林至姚家坪、照牌崖、大河店、王家河、白水峡至略阳。《新开白水路记》的发现为研究陇蜀交通的变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白水路阁道、木桥 “久而倾屺，旅人甚苦之”，此后又经过多次修缮。如明万历戊子年（1588），浙江人钟氏捐资200两黄金，“鸩工作路于石壁间”，修缮略阳与徽县交界处大石牌一带的道路，号“钟公路”。清光绪辛卯年（1891）九月至癸巳年（1893）十月，总督秦陇使者杨昌F督修徽县至白水驿一带的道路。道路全长55里，“内修桥梁十四处”，将“循山川石罅以行，羊肠一线”的小路修为“周道如砥”、“并辔而驰的大道”。

以上石窟、石刻资料或弥补历史文献记载之不足，或与历史记载相印证，勾画出了一条从天水经西汉水上游西和县石堡和石峡镇、成县、徽县，在徽县南下经水阳乡姚坪村翻越青泥岭至白水镇、略阳，或绕开青泥岭，经照牌崖、大河店、王家河、白水峡至略阳的道路。这些石窟、石刻资料对确定河陇与川蜀之间的交通道路的走向、变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①在更早时期，该道已经开通。史籍对该道多有记载，如《魏书•皮豹子传》记载，兴安二年（453），宋太祖刘义隆命仇池杨文德率兵攻北魏，魏将 “皮豹子遣人于祁山取马，欲往赴援，文德谓豹子，欲断其粮运，回军入覆津，据险自固。义隆恐其辄回，又增兵益将，令晋寿、白水送粮覆津、汉川、武兴，运粟甘泉，皆仓储”。可见从晋寿（今四川广元南）、白水（今四川白水）、覆津（武都安化）至甘泉（武都甘泉），是一条由川入甘的重要的交通线。升明元年（477），魏将军“（皮）喜军至建安，（杨）鼠弃城南走，进次浊水，遣征西将军杨灵珍击文度所置仇池太守杨真，珍众溃，仅而得免。喜遂军于覆津，文度遣强大黑固守津道，悬崖险绝，偏阁单行。喜部分将士，攀崖涉水，冲击大黑，大黑溃走，追奔西入。攻葭芦城，拔之，斩文度，传首京师，杀一千余人”。皮喜进军的路线是从建安（西和石堡）东南经龙门戍（坦土关）至浊水城（成县小川），由浊水城南渡汉水，经平洛河、北峪河入白龙江沿岸的覆津（武都安化）至葭芦城（武都临江寨）。

②一说在青泥河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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