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行“一行两制”突围

较之此前种种设计，农行的尝试方向值得肯定，但农村金融供给和需求的真正匹配，仍有赖于公共政策（包括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的有效结合

今年年初国务院确定“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改革原则后，中国农业银行（下称农行）的股份制改革就只剩下一个制度：如何弥合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原则之间的分野。

农行正在试图给出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财经》记者获悉，农行已制订《农业银行服务三农总体实施方案》（下称《方案》），并在八个省级分行展开试点。

这一方案的核心是“一行两制”的城乡联动经营模式。所谓“一行两制”，是指在一级法人体制下，根据农行在城乡金融业务上的不同特点，以县域支行为平台，再造一套适用于“三农”和县域业务发展的、有别于城市业务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

农行有关人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行两制”的总体设想是“一级法人，双线经营，分别核算，统筹发展”。他透露，农行将重构服务“三农”的组织模式，打造成为中国惟一拥有农业信贷专业化经营管理体系的大型商业银行。

目前农行已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八个省级分行的部分县域支行展开试点，包括福建、湖南、吉林、四川、广西、甘肃、安徽和重庆。试点从今年10月启动，历时三个月。试点结束后，农行将据此对总体方案进行补充和修订，并于明年初在全行全面推广。

在专家看来，较之此前关于农村金融的种种设计，农行的尝试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但根本问题仍然没有厘清，即并未彻底划清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界限，从而为事后的损失追补预留了空间。虽然“一行两制”模式是期望在一个机构内部平准损失，即支持“三农”的风险在一个法人内部化解，但亦说明其可能做不到真正完全的商业化。如果金融机构完全以市场化原则运作，在包括中西部在内的农村地区，必然会有一些农村金融的有效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由此可见，仅仅宣传商业化的农村金融，是不全面的，”世界银行高级专家王君强调，“农村金融的供给和需求，不可能也不应该由商业化的金融机构完全承担，更重要的是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战略设计公共政策（包括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有效结合，而这一问题并非不可能操作。”

行中之行

在“一行两制”构想下，农行根据“三农”和县域客户信贷需求时间急、金额小、用信频、期限短的特点，在“三农”和县域业务的评级、授信、担保、定价、流程、审批、授权、激励、风险分类、损失核销等方面，建立一套有别于城市业务的组织运营体系。其主要思路是：以县域支行作为开展“三农”和县域业务的经营载体，推行适度分权的“三农”信贷业务模式，下沉信贷业务决策中心。由一级分行结合实际，灵活确定二级分行和县域机构信贷业务审批权，在县支行和二级分行设立信贷业务审批审查中心。区分经济环境和管理能力，授予二级分行500万元－3000万元“三农”信贷业务审批权；授予县域支行农户贷款审批权10万元－50万元，个人贷款审批权20万元－200万元，小企业贷款审批权100万元－500万元左右；授予绝大部分二级支行和分理处农户贷款审批权3万元－10万元。

与贷款审批权限同步下放的，还有“三农”和县域客户信用等级认定权限及贷款定价权限，同时授予一级分行一定的信贷产品创新权和相应的管理办法、操作规程制定权。此前，与工、中、建等其他商业银行一样，农行基本实行省级分行以上的中央集权式信贷审批模式，东部地区的二级分行有一定审批权，中西部二级分行基本没有审批权。

目前，农行已经设立了农业信贷部，定位于县域业务综合经营管理部门，统筹管理分散于公司业务部、机构业务部等各部门的所有县域信贷业务；在27个一级分行设立了农业信贷处，归口管理辖内县域信贷业务；所有大部分涉农占比较高的二级分行均设立了农业信贷科，定位于县域业务经营中心，“使二级分行成为权力中心，主要负责营销县域信贷业务，了解县域金融需求，配合总行、一级分行开发特色产品。”

“新的一行两制模式，其核心就是深化扁平化改革，适度放宽二级分行经营权限，下沉经营重心，缩短经营链条，提高服务效率。”周清玉称，这些二级分行的风险管理模式也相应作出调整，比如推行风险定价，全面推行风险经理派驻制、独立审批人制，并建立不同于城市行的等级评价体系及绩效考核机制。

“新的模式相当于事业部制，实行专门会计科目，对‘三农’和县域业务的资产负债权益收入支出盈亏等项目进行单独归集统计，准确核算经营成果，并计划每年向国家有关部门、股东和社会公众报告农行服务‘三农’的有关情况。”农行计财部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按照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原则，《方案》将县域支行分为四类，即粮棉大县支行、贫困县支行、和青海地区支行、经济强县和大中城市郊区支行；不同类型的县域支行实行差别定位，确定相应重点服务领域。

“由于农行涉及整体改制并面临上市，在《方案》里，农行服务‘三农’的定位并不是包打天下的，而是瞄准县域经济的中高端客户，包括重点农户中的养殖、种植大户。虽然对城乡客户采取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原则，但仍要坚持商业化和可持续性发展。”周清玉称。

农行还将增设乡镇营业网点，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小额信贷服务功能的县域网点，重点发展农户、个体户、微型企业和小企业的小额信贷业务；在网点覆盖不到的地区，由客户经理组提供流动金融服务；通过控股、参股等方式，扩大设立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试点的规模。

根据《方案》的规划，未来三年内，农行的农村网点将超过1.6万个，投放到县域的自助设备不少于6000台，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基地的服务覆盖面达到50％以上，对全国千强镇的支持面达到50％以上，直接对农户的信贷服务覆盖面达到30％以上。

回归“三农”之路

自2005年起即反复酝酿改革方案的农行，一直在商业化运作与政策性业务的两难选择中徘徊不前。除了财务问题，如何服务“三农”，一直被认为是农行改革中最为棘手的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认识农村金融的性质。”世界银行高级金融专家王君曾经在《财经》撰文表示，一旦将农村金融理解为政策性业务，需要仰赖政府补贴，就必然会产生逆向选择，无法分清政策性亏损和经营业性亏损的责任。

正是基于此，分拆方案是一种界限清晰的选择，亦多为学者推崇。其中包括按照区域分拆、按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分拆、按涉农业务和非涉农业务分拆，不一而足。然而，在现实考虑中，涉及员工安置、财务调整等巨大的利益重组，最终并未被采纳。

在2006年7月的农行分行长会议上，时任农行行长杨明生重新提出“农行要留在县域农村金融领域”。事后看来，这一定位最终使得农行避免了被分拆的命运，但并未从根本上回答如何面对“三农”的问题。

事实上，自1998年以来，包括农行在内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一直在撤离农村市场。1998年到2001年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应撤并了3万多个县及县以下的分支机构、网点。其中农行由于网点最密，撤减的网点数量也最多，从6万个撤减到目前的约2.5万个，在岗员工数量也减少了19万，达到当前的45万人。

大撤退的结果是，农行目前虽然有55％的贷款分布于县域，但只是存量，且大部分贷款集中于经济金融发达、“三农”问题并不突出的“三大板块”，即珠三角、长三角和渤海湾地区。目前支撑农行盈利的主要支柱，仍然来自“三大板块”和城市业务。截至今年上半年，“三大板块”创造经营利润占全行近70％，加上其他大中城市的业务，比重占到80％左右。

在这一背景下，一种意见认为，农行在网点收缩后，已经将面向“三农”的低端业务让给农信社、农业发展银行和邮储银行，本身的绝大多数业务都是商业可持续的；而且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其盈利前景也是可以预期的。

农行有关人士亦向《财经》表示：“从同业以及农行部分经营行的发展状况看，‘三农’和县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信贷市场，只要控制好收益和风险的关系，商业银行是能够取得经营效益的。”他同时强调，现阶段农行将不再撤并机构、分流人员。

尽管如此，整体改制毕竟未能划清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金融的界限。2005年末，农行在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仍设有机构3160个，在地区有各类机构502个。由于地区没有设立农发行和农村信用社，农行是惟一的农村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政策性的公共服务职能。

农行内部的资料也显示，农行在中西部的部分县域保留分支机构是以自身亏损为代价的，到2005年底，农行在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支行亏损面高达34％。农行行长项俊波在今年年中的分行行长工作会议上亦明确表示，在592个国家贫困县及、青海等其他一些特殊地区，基本不具备商业化经营条件。

为此，农行在相关调研报告中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加紧研究建立普遍服务基金，专门用于补贴特殊地区网点；或者出台针对这些地区分行的特殊政策和办法，妥善解决其可持续发展问题。

“财政资金怎么和金融手段结合，哪种模式最适合中国国情，尤其是西部地区，值得深入研究；首要一点是，相应权责利是否明确，在现行机制下恐怕很难。”财政部有关人士向记者坦承。

“农行此次的《方案》区分了可以盈利和不可盈利的地区，已经优于原来笼统的划分方式，但西部地区并不一定全是商业不可持续的。这和效率、控制成本能力有密切关系，而且需要相当大动力并且取决于市场竞争压力。这个压力来源于开放的市场，不盈利就从市场退出，否则在现有未界定清楚责权利的情形下，无论哪个机构承担面向‘三农’的政治责任，都可能必然亏损。”王君亦分析称。

在他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应包括由政府提供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包括现代化的有担保的交易框架、农村征信体系、通过其他零售渠道例如小卖部等发放贷款以及提供商业化的农业保险）以及由财政出资，对那些必要但是却不盈利的农村金融供给提供补贴。“补贴的者可以通过招标竞争，但切忌不能通过低利率发放农贷的办法补贴，而是对交易成本补贴，对最终消费者补贴等，从而发挥补贴的效用最大化。”王君强调。

激励之道

在盘根错节的背景下，农行的“一行两制”方案有着明显的“中国特色”。“既力图遵循商业化原则，又能满足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要求，是一种可以操作的方案。”一位接近农行的人士如是称。

农行四川分行信贷部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总行对试点基层行的权限、费用、人力资源的配置都已给予支持，各项措施已经落实到实施阶段，包括机制调整、人员配备、人事结构调整、工作倾斜重心等，进展明显。

据悉，四川农行把全省186个县级支行划分为丘陵类、山区类、平原类、资源类、贫困类五类，分别制定不同考核指标，并调剂5亿元贷款规模用于“三农”业务，150万元费用用于三个试点的二级分行（绵阳、巴中、资阳）。同时开始对其网点设施的改造，正在着手有针对性制定一些产品以及管理办法，“整个对于‘三农’的审贷流程、风险控制流程包括会计科目的核算全部在改造之中”。

但上述人士也表示了一定担忧，“明年一旦在全行推广，‘一行两制’的难处可能会凸显，即在城乡两套资源配置方式中怎么协调配置全行资源，以及具体的操作管理办法如何制定”。而所谓资源配置，包括信贷资源、经济资本、财务费用、固定资产购置、网点设置和人员配备等等。近年县域行基本没有新增贷款计划，财务费用缺口大，固定资产配置失衡，人力资源紧张。

“全行资源中城乡业务各配给一半，至于能不能全部满足，城市业务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资源的供给和发展永远存在一个缺口的问题。”农行总行前述人士 坦承。

不过，在他看来，截至9月农行县域贷款的数据已基本接近县域贷款占整体贷款规模50％以上的目标，“说明在配给上应完全可以实现。”

截至2007年9月底，农行存款余额51744.85亿元，贷款余额34445.22亿元，其中县域贷款16320亿元（含涉农贷款11310亿元），比年初增加1832亿元，占全行各项贷款余额的47.38％。不良贷款余额下降44.29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2.11％。经营利润705.68亿元，同比增幅65.76％，几乎完成全部年度计划。

对于农行提出的县域信贷管理体系，《财经》特约研究员陆磊评价说：“从贴近县域基层角度看，下放审批权限、独立审批人制度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但需要强调的是，权力下放会产生风险，内控制度设计很关键。”比如，由于天灾人祸等造成的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如何划分责任？如果超过风险容忍度，由哪一级行承担责任？“如果由支行承担责任，它一定承担不起，后果就是惜贷、不作为而带来信贷萎缩；如果由一级法人承担责任，基层行就会有放贷冲动而大批特批。”

陆磊称，“一行两制”能否有效实施，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激励基层县支行服务高风险、高成本的“三农”业务，以及对基层客户经理的责任追究制度的可操作性。

据了解，针对上述问题，农行也正着手构建城市业务和三农业务并行的“双百分制”绩效考核体系。所谓“双百分制”，周清玉解释说，“就是城乡两个业务各100分，各占全行总资源的50％，城市业务做得再好也只能得50分，如果农村业务做得不好，相应的资源就调整奖励到其他做得好的支行。”

在陆磊看来，奖惩考核机制很关键，否则没人愿意做支农业务。“可以结合农行股份制改造相应建立一个正向的激励制度。”他认为，股权激励是一条必行之路。

据悉，目前农行也在探索完善支行管理层分享经营成果的机制，设置有别于城市行的考核指标和绩效挂钩体系，按照支行利润总额和服务能力，确定其效益工资水平，建立预期收入账户、风险抵押金、股权激励等长期激励制度，构建适合县域经济特点的权责利对称、赏罚严明的正向激励约束机制。

“激励制度和公司治理、外部环境、监管环境息息相关。更重要的是从宏观和战略的角度来研究和设计农行的改制方案，能够从公众整体利益和公共政策的角度考虑问题，既符合经济学基本原理又不破坏金融机构运作的内在逻辑。”王君总结称。